“你看到了没？那往台湾发报的特务屋上有个******，咱街道上那个诊所屋上也有一个，别是有问题吧？”
刘大妈刚才没注意画面上那个细节，又挤进人群重又看了看，回来说：
“可不是吗！诊所后院小屋上边也有这样一个。不行，咱得向上报告！”
当天两个大妈就领来了两个穿灰衣裳的。那俩人先在街上看了一会儿，其中一个说：“这似乎不是电台天线，像是收音机用的。”另一个说：“收音机用上这样的天线，就能偷听到敌台，反正是有问题，咱进去看看再说。”于是他们表扬了两个大妈，就进去了。若兰以为是来了看病的，他们没有搭理，径直去了后院的厢屋。推门一看，荣航正在戴着耳机发报。最近他用废旧零件组装起一个接收装置，自发自收，自得其乐。来人问他：
“你在干什么？”
“我在实验发报。”
“这是什么？”
“这是电台发报机。”
一问一答，自自然然，荣航一点不紧张，因为他万万想不到这将给他带来万劫不复的厄运。
两个人出来了，一人和两个大妈守在门口，另一人飞快地回去了。时间不长，就有荷枪实弹的人员开着车来把高荣航医生和若兰抓走了，连电台、收音机等物也一起拉了去。
若兰交街道组织领回监督起来，高荣航案情严重，被押在十分拥挤的牢房里候审。可一连两天过去了，没提审他，高荣航满腹牢骚地想：
“这是开的什么国际玩笑！出去后非找他们说道说道不行！”
第三天，牢门打开，有人拿着一张纸，对着在押犯人大声宣布：“特务分子高荣航，判处死刑。”被宣布死刑的另外还有几人，他们被押上汽车，拉到了一片河滩上，连同从别处监狱拉来的犯人，在河滩上站了一长队。一声令下，“砰砰砰”一阵枪响，死人像被大风吹倒的秫秸个子一样，躺了一河滩。
原来这一天是向上汇报枪毙反革命数目字的时候，为完成比例数，也为壮大镇反运动的声势，震慑敌人，鼓舞民众，这天要枪毙一百个各类反革命分子。但已经定了的只有九十几个，于是就从刚抓来还未来得及审判的犯人中挑出证据确凿的几个凑够数目。高荣航人证物证俱在，是被现场抓住的特务，枪毙他屈不了他，于是就让他成了这天第一百名倒在河滩的人。
若兰和徐老爹为荣杭收尸埋葬之后，上边就在她家所在的街道上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孙若兰是“特务助手”，交群众管制三年。在大会上，同时表彰了以两个大妈为首的镇反运动群众小组，王大妈满面光彩地上台领了锦旗。
得到了表彰的两个大妈积极性更高了，工作更主动了。她们一方面擦亮眼睛发现新的反革命分子，一方面抓住高荣航特务案不放，深挖细找，力求扩大战果。她们知道，凡特务，必然有联络人，找到他的联络人，说不定会挖出他的上级，挖出更大的特务呢！两个大妈了解了这诊所的邻居和常到那里看病的人，终于了解到城南一个人常到诊所里，一来就与高特务一块密谈一块喝酒，那人莫不是高特务的上级？这一天，把特务老婆若兰叫去，审问似地叫她交代那常来的是干什么的，来干什么。若兰一听觉得好笑，说那人是他们的朋友，在城南张村完小当教师，叫姜志宽。
大妈们哪信只是他们一般的朋友，立即把情况反映上去，上边立即通知完小所在地的党组织，了解那名教师的底细。这一来，才有了前边写过的校长找姜志宽老师谈话的一幕。事情没注意保密，志宽老师还不知道，在教师中就传开了，大家为避嫌，就都躲着他了。
志宽老师负气离开校长办公室后，直到晚上，心里一直忿忿的。他躺在床上，习惯性地打开收音机，一条镇反方面的新闻使他大吃了一惊：近来，本县镇反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有百名各类反革命分子被处决，其中恶霸有谁谁，土匪有谁谁，特务有高荣航……志宽一向对报纸、广播是比较相信的，既然收音机都有这消息了，那可能是真的。他想，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想到这里，他惊出了一声冷汗，“我还有他给的收音机呢，别弄个‘跳进黄河洗不清’啊！”一宿没睡好觉，第二天早晨，他就拿上收音机找到校长，先检讨了昨天自己的不冷静，然后详细说了自己和这家人的关系和交往过程，连若兰曾是自己的妻子这件事也说了。然后把收音机交上，说明了是那医生送的。校长告诉他，问题还要进一步了解，叫他先回去该怎么上课怎么上课。
又过了大约一星期，校长对他说，和这样的人交往是危险的，叫他与那家人划清界线，割断联系。说：“暂时还没有发现你有什么问题，若今后再发现你与那里有联系，那问题就很难说清了！”志宽答应着，并向组织写了书面保证。
七
那穿心锡酒壶坐在泥制的火炉上，炉火正旺，家酿米酒在壶口泛着白沫，发出咝咝的响声。不知怎的，“绿蚁新焙酒，红泥小火炉”这两句诗直在我脑子里闪，可这时并不是“晚来天欲雪”啊，是半过午的一个大晴天。已经喝完了七八壶，这一壶又燎开了，我起身把酒先给老师满上，又给自己倒满，两人也不碰杯，只各人端起来向对方一示意，就一扬脖儿把酒喝下去。老师见桌上菜肴不多了，就吆喝小映：
“小映，你再去网些鱼，你知非哥爱吃这个！”
小映正在天井的一角破棉槐条子，用一种特殊的小刀把一根条子“砉”的一声破成三条。“哎！”答应一声，她就拿上渔具出门去了。不多会儿，回来，把鱼篓里的鱼倒出，师母就赶快拾掇，只一会儿，煎小鱼就上桌了。这时候，小映到菜园里又拔回一些小红萝卜，洗净，连一碟面酱一块端上来。
“老师，那次，就是你带我进城的那次，在那样的形势下，你怎么还要去？”
“哎，人都是活在‘情理’当中啊！当时我知道了你师母她男人被当作特务给枪毙了，你师母也受牵连被管制起来。起初我不信他们是‘那个’，后来我强迫自己信了，并下保证不再去你师母家——这是出于‘理’；可还有个‘情’呢？俗话说‘人情大于王法’，大概就体现在这里吧。我挂心啊！我想，她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她娘俩日子怎么过啊！是不差，家里还有两个老人，像她们的亲老的一样，可老人年老多病，能帮她们什么？当时我还不知道，其实那俩老人经受不住家里出的事，前后差不几天都故去了。”
“区里他们说你带上我，是为了打掩护，是吗？”
“是那么个意思，‘一人为私，二人为公’嘛！你大小是个人啊。再说，去你师母家，领个孩子，也会减少人们的怀疑。”老师呷了口酒，又说，“而且，你是个好学生，都相信你说的话，你说咱只去买东西没到别处去，人们会信的。”
我脸一红，说：“我却起了相反的作用！”
“谁想到他们会那样逼你！”老师见我脸红，又补充了一句，“那不怨你！”
这时，一壶酒又眼看喝出来了，我起身又从酒坛子里舀酒灌满一壶，放在小泥炉上，加点棉槐条子下脚料，炉火旺旺地烧起来，只一会儿，那酒就泛白沫了。古人“煮酒”是怎么回事，我明白了。
“老师，那以后是怎么回事？”
“你是问我怎么不当老师了吧？”
“还有，你怎么又和我师母，还有小映成了一家人？”
“说来话长啊……”
听老师一说，我才知道，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