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他们来了之后，我差不多是全程陪着他们，我从家里拿个小板凳，坐在他们中间，听懂的听不懂的，我都听得入了迷。我不白听，燎水倒茶，是我的事，我这个小听众还兼做了小服务员。那几天，我的小伙伴来找我去弹蛋打尜，我一概婉言谢绝。
他们来的第四五天上，宝成爷乘客人还没来小屋的时候，把我叫了去，说：“把被褥抱回家，叫你娘给拆洗拆洗。”
我抱回家，娘说：“才拆洗了不多日子，怎么又要拆洗？以前要给他拆洗都不让。”
说归说，娘还是拆洗好了，叠整齐，叫我送回去。
在第六七天上，客人走了。又是鱼贯而行，不过“鱼”少了一条，只那俩男的走了，女的留了下来，而且住进了蓝池小屋。
至此，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宝成有家口了！
他们盲先生对别人家的婚事，又是要八字相合，又是要属相不剋，结婚日子又要是黄道吉日，讲究可多了，按他们的掐算，不能有半点差池。而对自己的婚事竟如此敷衍，马虎从事，一切低调处理，不事声张，连对我家这近邻都密不透风。也许怕给大家凑麻烦，也许怕透出风去大家少不了要去张张罗罗，那他们这次聚会的任务就没法完成了，这两种可能大概兼而有之。
宝成拿着自己的婚事不当回事，街坊们却很重视，这是多么难得的大喜啊！村里人纷纷来到蓝池小屋贺喜，来的人都不空手，吃的用的堆了一炕头。不知谁想得周到，替他买来了喜糖喜烟花生瓜子之类办喜事必备的东西，新妇落落大方地请大家吃，还把自己是怎么来的说给大家听。原来，她在与宝成一起学徒时两人就很合得来，她父母嫌宝成是北乡人离得太远，就把她嫁给了当地一个病病秧秧说不上老婆的大龄男人。婚后也没得到什么幸福，去年男人死了，经师兄弟们说合，趁这次在宝成这里聚会，就来跟了宝成。
当天，小屋里那盘炕上就换上了新褥子新被，靛蓝花布表，白布里，棉花暄暄的，是我娘锁在柜子里多年的那一套。
“怪不得要拆洗被褥？这瞎汉！”娘一边开柜子一边说。
我管宝成爷爷的新媳妇叫“大妈妈”。我们家乡不叫“奶奶”叫“妈妈”，这“妈”字发普通话的上声，跟“妈、麻、马、骂”中的“马”声调相同。我这大妈妈细高个儿，长圆脸，皮细细的，白白的，眼如果不仔细端相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周身有种干净利落劲儿。
“宝成，你媳妇长得那么俊，你知道不？”
“宝成哥，咱俩换换吧！你反正丑俊一样。”
宝成爷爷的同辈人跟他开的这些玩笑甚至是一些更荤的玩笑，他一概以笑报之。
我这大妈妈不光人长得好，也特别端庄，又特别和气，见了谁，都是笑脸相迎，笑语琅琅，有一种恰如其分的亲切。对我这小孩子，不光是亲切，而且是慈祥。
“小明子，过来！你看看这是什么？”
我“呱哒呱哒”跑到她跟前，她蹲下身一把把我揽进怀里，把手里攥着的一块糖、一个杏或是一个泥哨“水咕嘟”按在我手里，我别提有多高兴了，忙把脸偎在她的脸上，算是对她的回报。
从这以后，每天早晨，宝成爷爷和大妈妈爬出蓝池小屋，返身把小门锁好，各人背着自己的三弦和铛铛，就一前一后，以杖相牵，或东或西，顺路出行。开始，他俩结伴到周围村庄算卦说书，过了些日子，就分头行动了。至晚，一前一后，回到蓝池小屋。晚间，蓝池小屋内，或篱笆小院里，除了他俩，还来不少耍的，大家说说笑笑，弦歌琅琅，小屋小院，每每使人流连忘返。
这一年，作篱笆桩的那三五棵木槿，花开得特别多，特别艳，老远看，像片片红云飘到了小屋上。我常见宝成爷和大妈妈双双站在花前，以手抚花，像是在欣赏那花的艳色。
自打来了大妈妈，宝成爷爷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脸上总是笑嘻嘻的，动作也麻利了许多，走路也快了。蓝池小屋周围的路，走起来根本不用明杖，把那竹竿夹在胳肢窝里，走得溜溜地快。我曾问他什么是红色，什么是绿色，打小没见过颜色的他，根本没有颜色的概念，连黑色也看不见。而现在，在他的视野里，到处是明媚的阳光，到处是姹紫嫣红。
看不见世界的这对盲者，以蓝池小屋为中心，自己营造了一个世界，一个温馨、多彩的两个人的世界，他们在这个世界里高高兴兴地生活着。到了第二年开春，原本觉得从未有过的幸福生活中又平添了一抹浓重的色彩——大妈妈的腰身明显有了变化。她外出算卦说书，搭在胸前的那半钱插子向上翘起来，而且一天比一天翘得高了。她偷偷地托我娘做几身小衣裳，把一些旧衣服请我娘洗净，扯成一块块布片。村里人议论着：
“快有小宝成了！”
“小宝成该不再用明杖了吧？”
六
有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一出小南门，就听到有哭声。我顺围子壕边向西的路一望，见蓝池小屋那儿有好些人。我急忙跑过去，一看，只见大妈妈躺在小屋门前的一领席上，脸上盖着一张黄纸，纸上洇出了红红的血迹。宝成爷趴在大妈妈身边，两手扬起来，拍下，扬起来，拍下，拍在大妈妈的身上和席子上，嘴咧得大大的，大声地哭着说着。女人们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要来小屋钥匙，开开小门，到小屋里找出一套新一点的衣裳，给大妈妈擦干净血迹，换衣裳。男人们背转身，走开，走到小屋南边，商量着什么。人们一边忙活着，一边频频地抬起袖子抹着眼泪，和着宝成爷的大哭声，是一片抽泣声，我带着童音的号啕声汇进这片哭声中。
后边陆续赶来的人，看到已换好衣裳仰卧在席子上脸上盖一张烧纸的大妈妈，吃惊地问着：怎么回事？好好的，怎么就……
听人回答，我这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半头午的时候，有个西南乡人匆匆赶来说，他们那里崖头下躺着个女人，认出是我们村的女先生，已经断了气。宝成不知到哪里算卦去了，人们没等他，就急急地套了辆马车去把大妈妈拉回来了。没钥匙，进不了小屋，就买来一领席，把大妈妈停在了小屋门前的小院里。同时还买来了一个瓦盆、一些烧纸之类殡葬用品，手巧的人还当场做了个五谷囤、小笊篱等等随葬物。到四围村庄找宝成的人把他找回来时，摆在死者脚下的瓦盆里已经烧上了纸，一张矮桌上已经烧上了香，摆上了三碟供品，点上了长明灯。
我们那地方当年死了人，富人家用很厚的柏木棺材，穷人家用薄薄的柳木或桐木棺，叫“薄皮子”，再穷的人家连薄皮子也没有，用席一卷，草绳两头一扎，抬到坟地里挖个土坑埋掉了事。大妈妈才来我们村不到三年，就这样，连同她怀中与宝成爷爷共同的希望，躺在席子里，埋在了东墓田里。她悄悄地走了，正如她悄悄地来。葬事简得几乎没有当时我们家乡丧葬的一切讲究，只宝成爷爷的一个服气最近其实也不近的侄子，穿上白大褂子聊充孝子，摔了瓦盆，送到了坟上。
大妈妈走了，蓝池小屋刚有不久的那点活生生的气息，顿时消失了，一连两天，紧关着的小门缝里传出哀恸的哭泣声。小屋草顶斜坡上那个小烟囱两天不见冒烟了，来小屋想分担宝成痛苦的人，谁都叫不开门，连我小明子一声声叫“大爷爷”，也不答应。
就在这期间，人们互相询问着大妈妈是怎么死的，只知道是从崖头上掉到深沟里跌死的，是怎么掉下去的就都不知道了，连来送信的人、去拉尸体见到的当地人，都说不明白。那地方属外县，与我们那里少有来往，不通婚嫁，所以也无信息传来。
到第三天中午，小屋上的烟囱还没见冒烟，我娘就做了一碗面条，还加了两个合包蛋，叫我端给宝成爷爷。我端着热气腾腾的面来到小屋门前，一手端碗，一手使劲拍那门板。
“大爷爷，我娘叫我给你端碗面条来，你快开门吃了吧！”
“明子，把面端回去吧！回家和你爹娘说说，以后就不用为我再操心了！”
“大爷爷，你这是……”
“明子，你说说，我给人家算了一辈子命，怎么就没算着我自己的命会是这样！你大妈妈什么地方没去过？什么路没走过？怎么就……呜呜……是我的命啊！该当啊！我的命不叫我活了！呜呜——”
哭声越来越大，越来越痛，我再叫他，就不答应了，只有哭声。
我站在小门外，不走，我知道他是想饿死他自己算了。我不愿意他死，我现在上学了，虽然到他小屋不那么勤了，但我也不能没有这个瞎爷爷。我一声声叫着“大爷爷”，并向他声明：你不开门我就不走！但仍然是只有哭声。那面条儿，渐渐不冒热气了。
突然，我停止了叫声，我发现有两个人来到了跟前。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那年送大妈妈来的那两个瞎汉。我觉着这是来了救星，忙向他们说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