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悄地走了，正如他们悄悄地来。母亲生了我们弟兄姊妹7个，有4个只在人生舞台上露了一下面就消逝了，这世界怕根本就不知他们曾经来过。他们走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痛苦，也没有生的留恋和死的畏惧，更不懂得人生的坎坷。他们走了，把漫长而又坎坷的路留给了侥幸活下来的我们仨，各人用整整一生的时间来慢慢体味这人世坎坷的酸甜苦辣。
要说道路坎坷，最是二弟明庆了，他的苦难经历一时半晌说不完，在这篇回忆兄弟姐妹的文章里，他自然要占去比别人多得多的篇幅了。
明庆弟小的时候身体孱弱多病，在他10来岁的时候，差一点儿像那4个兄弟姊妹一样夭折而去。——又是病啊死的，太压抑太沉闷了！还是先写两件轻松一点的儿时兄弟情笃的小事吧。
大约是他六七岁我八九岁的时候，一天，我俩在王皋大叔的大门外那个空场子里和一些孩子作游戏。我们玩的是一排人靠在墙上，使劲往里挤，谁被挤出来谁就算输了的这种游戏。一个和我同岁的孩子，他爷爷是村里很有势力的人，仗着这一点，常欺负人。这次他被挤出去了，输了，觉得很没脸面。正巧他听见我弟弟在说他“输了”，于是恼羞成怒，迁怒于弟弟，不由分说，上来就打。我弟弟年龄又小，身体又弱，哪是他的对手，弟弟被打哭了。一向赚了个老实名不和人家打仗的我，实在忍无可忍了，就乘其不备一把将他拽倒，一盘腿骑在他身上，向弟弟大喊：“你快跑！看他起来撵上你！”见弟弟跑远了，我这才挥起拳头狠揍了几下，直到觉得煞了他的威风，给弟弟和常受他欺负的小伙伴们出了口气，我才翻身而下，撒腿就跑。等他爬起来，我早跑没影了。
这是一件，勉强算得上有点意义，另一件就纯是小孩子的恶作剧了。
父亲不在家的那些年月里，我和弟弟承担了抬水的任务。家里有父亲挑水用的担杖、水筲，可我个儿矮，还不能“一个和尚挑水吃”，只好我和弟弟“两个和尚抬水吃”，小时候我们那里的男孩子都剃光头，还真像“和尚”呢。
从我家向东，是一条紧靠围子墙下河沟子的路，那路到了小南门外继续向东，再有二三百米就到一个泉子那儿了。这泉子村人都叫它“南老泉子”，泉口有磨盘大，石板砌口，水从西边的石板下流出来，常年不断，流成了围子墙下像护城河似的河沟子。那泉水甘洌异常，大半个村子的人都挑那泉水吃，我就是吃着那泉水长大的。“饮水思源”，好容易碰到了这个写这泉子的机会，我不免要多写几笔。那泉水冬天冒着热气，远看像开了锅一样，掬一口喝，热乎乎的；夏天，手撑石板俯身用嘴吮一口泉水，冰凉冰凉的，沁人心脾。农事时节，干活归来的农人，都要掬一捧泉水解渴，到泉子流成的溪水里濯足洗脸，洗掉一身疲劳。清晨，通向泉子的路上响着一路吱吱呀呀的担水声，溅出的水滴洒满一路……
我和弟弟到这南老泉子抬水吃。过了小南门，路南旁紧靠路边有几间场院屋，屋后墙上有几个“檐窗户”，是在屋檐下用几块砖竖着当窗棂的那种小窗。其中的一个在砖隙间住着一窝马蜂。这种蜂子比常见的蜂子个头大，黄黄的，飞起来嗡嗡有声，从窝口出出进进，忙忙碌碌，很能引动孩子们的兴趣。我和弟弟去抬水，走到那里每每要放下担杖水筲，到河沟子里挖些泥，朝那马蜂窝投去，直到把窝口糊死了，看那些飞来的马蜂找不到窝急得团团转，这才像了了一桩心事似的抬水去了。
一次，大概无端地屡受侵犯的马蜂忍无可忍了，当我俩才一人往上投了一把泥的时候，守候于窝口的10余只马蜂一起起飞，朝我俩袭来。我和弟弟见状不妙，抱头鼠窜。可马蜂飞得比我们快，几只马蜂追上了落在后面的弟弟，齐叮在弟弟的光头上，一顿好蜇，弟弟哇哇大哭起来。我赶忙回身救弟弟，脱下小褂扑打马蜂，自己头上、脊梁上也挨了几下子，也捂着头哭起来。才哭了一小会儿，突然想起我们的任务，赶忙对弟弟说：
“别哭了！快去抬水，娘等着做饭呢！到了家也别和娘说马蜂的事，说了，娘会打的！”
我俩就强忍着剧痛把水抬回了家。怕被娘知道，还是被娘看出来了。娘见我们一脸泪痕，强忍疼痛的表情，就问：
“怎么了？”
弟弟憋不住了，哇的一声哭了。
娘知道了原委，没打我们，而是弄了些不知叫什么的黏糊糊的东西给我们搽在被蜇处。那疼，这才能忍住了。
这之后，我们算是和那窝马蜂结下仇了。我们想了好些办法报仇，可再不敢用泥投了，用柴草绑在竿子上烧，只烧死了窝口上那几只，还差点儿给人家点着屋檐。“火攻”也失败了。实在无法，只好互不侵犯、相安无事了。
类似这样的小事还有许多。事虽小，却蕴含着我与弟弟之间那和谐的带有浓厚童趣的兄弟情谊。但是，在1949年，弟弟差一点离我而去！
是那一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弟弟在王皋大叔家大门外场园里和一些人在一起纳凉。人们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望着天上的繁星，说古论今，孩子们则打闹嬉戏着。
“哐当！”
弟弟跑累了，刚在一块木板上躺下，王皋叔家的我叫他三哥的和弟弟开玩笑，暗影中偷偷把弟弟铺着的那块木板的一头抬起来，突然一松手，“哐”的一声木板落地。仰卧在上面的弟弟先是头顶触地，又整个身子重重地跌在地上。好不容易爬起来，就觉得头疼得厉害，连站也站不住了。弟弟被大人们送回家，就躺在炕上起不来了。
当时，父亲已经从潍北农场回到家乡工作了。父亲参政后，家中只母亲拉着4个孩子过日子，我们都小，日子没法过，我连学也不能上了。上级了解了这一情况，就把父亲调回家乡，担任了我们那个“三河乡”的乡长兼乡党总支书记。虽然回家乡了，但土改、镇反等工作把父亲忙得整天不着家，弟弟病了，也顾不上管。父亲不在家，住在街上的叔祖父洪展五爷爷白天来我家和母亲做伴看望病情日渐加重的弟弟，到了夜间，王皋叔就来陪伴照望。记得王皋叔把弟弟揽在怀里，一边给他捶脖子，一边讲一些笑活，把病重的弟弟逗引得发出笑声。弟弟的笑，给母亲带来了极大宽慰。皋叔来帮着照看，一方面是因为两家关系处得好，皋叔也有来承担责任的意思，因为弟弟的病因与他家有关。
弟弟的病越来越重，脖子硬得很，不住地叫人给他捶打后颈。我长大后与我有关的一个人得过脑膜炎，我看了些医书，才知道“颈项强直”是这种病的典型症状，由此可知弟弟当年那病是脑膜炎，三哥跟他开的那个玩笑只是诱因。当时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只知道不是小病，有生命危险。送医院？当时这好像还不是庄户人可想的事，有了病压根儿就没有往医院送的意识。面对缺医少药的情况，父母实在无法可想，弟弟眼看不行了。弟弟已是10来岁的大孩子，总不能让他和前边的几个孩子那样走了呀！实在无法了，父亲才听了别人的劝告，请来了会下神的二爷爷。
街上的二爷爷当时是远近闻名的“神汉子”，顶着胡仙、吕仙、罗仙等多位神仙，为人治病，很灵验。我父亲是党员干部，又有一定的文化，从来不信那一套。可是在这别无办法的情况下，也只得“有病乱求神”了。
二爷爷来给弟弟治病，是在一个晚上。父亲给他倒上茶水，和他谈弟弟的病情。一会儿，只见他打了一个哈欠，用手把脸从上到下抹了一下，好像是抹掉了他世俗的面孔，腾出那张脸给仙人用似的。随即，声音变得尖细起来，口音也不是当地口音了。我父母见状，忙毕恭毕敬地说：
“胡先生来了！麻烦胡先生了！”
“我不是胡先生，我是罗先生。”
那尖细的异乡口音纠正说。“罗”跟“骡”谐音，意思是他是一位“骡子仙”。管他是骡子还是狐狸，只要能给弟弟治好病就行，父母又赶忙改口向“罗先生”问好道辛苦，请这位神仙喝茶抽烟。
“罗先生”给弟弟看病了。我一阵阵紧张，心突突地跳着，躲在炕旮旯里大气不敢出。好像“罗先生”说弟弟的病不要紧，他命大，死不了。又见他用一根粗粗的铁针给弟弟挑开一个口子，捏出不少血来。还给了一小包药叫给弟弟灌下去。这一切完毕后，那“罗先生”说他要走了，父母千恩万谢。但见二爷爷又是打了一个哈欠，把脸一抹，声音顿时恢复了常态，“罗先生”走了，那躯壳又是二爷爷的了。在我意识中，那“罗先生”已从门缝里飘然而去了，因为父亲只说了送行的话，并未去开门。
弟弟经“罗先生”的一番治疗以后，病情并未好转，反而更重了，第二天发开“辘轳昏”了。他口吐白沫，眼往上翻，呼吸停止，庄户人不会叫“休克”，叫发“辘轳昏”。这时，父母和在场的人就赶忙给他活动身子，掐“人中”，大声叫着他的名字。慢慢地，弟弟醒了过来。母亲记得准，像这样昏死过去，两三天的时间内，共有8次。在一次醒过来后，弟弟声音微弱地对娘说：
“娘，我再那样，就别管我了！”
以后娘每当回忆起弟弟这句话来，总止不住要流泪，我写到这里，已是泪流满面……
弟弟是个心眼极好的人，他醒过来，见母亲满脸泪水，见一家人为他急成这个样子，他不忍心，就这样说。
就在一天夜里，父亲有急事又不在家，弟弟又一次昏了过去。娘对王皋叔说：“你快上坊子吧！上坊子找他舅，搬郭先生来给他打打针吧！”
郭大夫是我在坊子开铺子的四舅、五舅认识的一名西医，在坊子街开业行医。有一定文化的母亲还是相信西医的，但在那个年代从城市里搬个医生来，谈何容易！到这时情急之下，只好去搬了，也许凭我舅的面子，能搬来。我们那地方旧时请医生不说“请”，说“搬”。
王皋叔一听，二话没说，当即就去了坊子。当时已是下半夜，到坊子12华里路，那时没有自行车，皋叔步行到那里天还不亮。
四舅、五舅陪着郭大夫来了，给弟弟打了针，给了点西药片，就走了。不知那针不对症，还是只打那么一针不管用，弟弟又发了几次昏。这天，娘在放杂物的西间里从柜子里翻拣着旧衣裳，我问娘：
“你不在东间里看着他，到这里来弄这些衣裳干什么？”
“你没见他快不行了！他走，得叫他穿好一点。”
可是哪有好衣服！娘找出了几件还不太破的棉衣服，缝补起来，抽泣着为弟弟准备后事。
我们本村并不是没有医生，有两位中医，在我们边方小有名气，但不到十二万分，是不能去请他们的。
一位是前街西门里王有智，说起来他与我还是八服兄弟。他祖父王洪仁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去世，出了个很大的殡，分“布子”（孝带子）还分到我家。我带着那不长的布子去送殡，见到别人哭，我也哭得很痛。事后大人对我说，这样的服气，是不用哭的，只跟着应个景就行了。其实我不是哭那逝者，是受了那气氛的感染才哭的。王有智大哥既然是本家的医生，为何迟迟没去请他？原因是当时正进行土改，他家被划成了地主成分，他父亲王堑戴上了地主帽子挨斗。我父亲是主持乡里土改的干部，在这样形势下，怎能去请他？本村另一位医生是“后北油房”的王毓俊，他家也刚被划成了地主。父亲是个十分认真的人，自从跟了共产党，就一切讲党的原则，他是宁愿没了自己的孩子，也不愿意“丧失阶级立场”的。不但“立场”不愿丧失，就是工作也不愿耽搁。在弟弟病重时，他本应守在家里，可当时土改工作正到了关键时刻，在儿子和土改二者之间，他选择了土改，很少回家。大概是在弟弟第一次发“辘轳昏”的那个晚上，母亲隔墙叫东邻的王域大叔，让他连夜到离我村十来里路的姚官庄把在那里开会的父亲叫回来。一听孩子病危，别人直催我父亲回家，父亲这才和王域大叔回了家。但在家安排了一下，就又走了，那里的许多大事在等着他定盘子。
“神”也请了，针也打了，弟弟还是一次次发“辘轳昏”，实在无法了，在别人的催促下，父亲这才请了本村的两位医生。好像是先请的本家王有智。不了解这位比我大好多岁的本家哥哥是怎样学的医，只记得在坊子三马路西首路南一座二层小楼的大门上挂着“中医王有智”的牌子，我小时候去坊子姥姥家常路过那门口。吃了他的药，仍不行，就又请了王毓俊。这真是“有病乱求医”了。
也不知是谁的药起了作用，总之，弟弟的病渐渐过了危险期，日渐好了起来了。到整一个月的那天，弟弟居然走出家门到街上玩了。在弟弟病重的那些日子，每到晚上，常爱在我家附近玩的孩子都不敢来了，原因是孩子们特别怕死人，怕“鬼”。那天，弟弟在街上一露面，有个孩子看见了，吓得拔腿就跑。弟弟的病真的好了，我家附近才又恢复了往日的喧闹。
弟弟得病的那天，我们邻居家生了个小女孩，到弟弟又到街上玩的那天，正是那小女孩“过满月”的一天，所以弟弟生病的时间容易记，整整一个月。
一个月，整整一个月，差不多是母亲一人在和死神争夺弟弟。那年我12岁，虽失学在家整天陪伴母亲，可我分担不了母亲的忧患，我不记得在弟弟病重的时候我做过些什么，只记得母亲叫我到洪富七爷爷的坟上烧过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