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法解第六十七
[原文]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势，则群臣不敢为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爱主也，以畏主之威势也。百姓之争用，非以爱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胜之数，以治必用之民；处必尊之势，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计亲也，以势胜也。”
明主之治也，县爵禄以劝其民，民有利于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罚以威其下，下有畏于上，故主有以牧之。故无爵禄则主无以劝民，无刑罚则主无以威众。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爱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无奸者，非以爱主也，欲以爱爵禄而避罚也。故《明法》曰：“百官论职，非惠也，刑罚必也。”
以上摘自《管子》第二十一“明法解第六十七”
[译文]
圣明的君主居于上位，因为有铁腕统治和威势在，群臣们就不敢为非作歹了。所以群臣不敢欺负他们的君主，并不是因为喜爱君主，而是害怕君主的威势。百姓们争着为君主效力，也不是因为喜爱君主，而是害怕君主的法令。
所以，明王操持着必胜的策略，来统治不得不效用的民众。拥有绝对尊严的威势，来控制不得不服从的群臣。因而令行禁止，君主尊贵而臣民卑下。所以《明法》篇说：“尊君卑臣，非计亲也，以势胜也。”
圣明君主的统治方法，一方面悬爵位禄赏来激励民众，民众得利于君主，所以君主才能役使他们。另一方面立刑罚来威慑下民，下民畏惧于君主，所以君主才能统治他们。
因此，没有爵禄，君主就无法激励民众。没有刑罚，君主就无法威慑民众。因此人臣执法奉命，并不是喜爱君主，而是基于趋利避害。百官守法无奸，并不是因为喜爱君主，而是希望保住爵禄避免刑罚。所以《明法》篇说：“百官论职，非惠也，刑罚必也。”
[实例应用与分析]
恩威并施方能统驭民众
“《管子》第二十一”的上文部分中，管子对君主如何能统驭臣民作了论述，“圣明君主的统治方法，一方面悬爵位禄赏来激励民众，民众得利于君主，所以君主才能役使他们。另一方面立刑罚来威慑下民，下民畏惧于君主，所以君主才能统治他们。因此，没有爵禄，君主就无法激励民众。没有刑罚，君主就无法威慑民众。”
无论禄赏还是刑罚，都是君主统治臣民时所必须使用的手段，“因此人臣执法奉命，并不是喜爱君主，而是基于趋利避害。百官守法无奸，并不是因为喜爱君主，而是希望保住爵禄避免刑罚。”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恩威并施方能统驭民众。”
人们都喜爱禄赏而厌恶刑罚，因而有了禄赏就有争着抢着立大功的人了，正可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了刑罚人们就不敢轻易做坏事了，因为轻则受罚而重则丧命是人人都畏惧的。
因此，有了禄赏，就显示出了君主的恩泽，有了刑罚就显示出了君主的威势。禄赏会使人们乐于为君主效力，刑罚会使人们畏惧君主的法令，所以说，无论禄赏还是刑罚都是君主统治臣主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
曾国藩在用人和治人上可称得上“圣贤”，他熟读春秋诸子百家的学说，特别推崇法家思想，在为官时，他也别主张严刑、峻法，对官吏要清除腐败之风，对民众则要用严刑惩治不法之徒。
曾国藩在湖南做官时，对于那些为非作歹的恶霸，轻则惩以杖打，重则处以斩首，决不手软。曾国藩虽提倡严明法纪，但另一方面他也很重视用传统思想对犯错之人施行教化，他主张礼法结合，礼治在先，严惩在后，这种恩威并施的治国策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曾国藩极其重视执法人员的品格，要求其既公又明，为民便民。当时的执法人员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吏，官吏们掌握着执法权，有可能利用法律谋取私利、毁坏法制、破坏法律的执行。
因此，曾国藩提出了以法治吏的理论，首先明确为官任职是为民，并将管理钱粮、狱讼视作为民的主要标尺。他采取培养、甄别、选举、考察等方法选拔官吏，要求为官者平等待人、不贪污受贿，在用人上要任人唯贤。对于那些谋私、受贿、害民之官，一律严惩。
曾国藩还特别痛恨冤狱累讼。他曾对别人说：“冤狱的严重和普遍，必然导致反复拖拉，牵连无辜，百姓的冤枉、痛苦也就不能避免。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白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
为了防止冤狱累讼的事情发生，曾国藩严禁私自关押，以杜绝执法者以权谋私和乘机违法乱纪。对于符合条件的关押人犯，曾国藩主张必须依法从速处理。他明确规定大小衙门传达司法公文需从速处理，不准拖拉。他还规定凡是诬告者一律严办，而对那些秉公办案者给予奖励。
治军也是曾国藩的一项重要事务，他治军讲究孔孟的仁、礼，他认为，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在用仁、礼教化约束士兵的同时，曾国藩还强调治军之要，尤在论功罪，需赏罚分明，以法严格约束兵卒。为了严肃军纪，曾国藩提出了种种禁令，如禁止洋烟、禁止赌博、禁止****、禁止谣言、禁止拉帮结伙等。
曾国藩还非常爱民，他曾经一度把爱民作为军队的头条纪律，他要求士兵忠于国家，爱护人民。
他说：“行军当以严为主，临阵纪律不严，则无以作勇敢之气；平日营规不严，必然骚扰害民，所以爱民更为重要。治军宜勤，操守宜廉，行军宜爱民，说话宜诚信。四者缺一不可，无以官大而忘之也。吾辈带兵，若不从爱民二字上用功，则造孽大矣”！
恩威并用，以法治军，严字当头，以爱民为根本是曾国藩治国治军理论的精华所在，他的法治思想讲究严法与慎用的平衡。施用严刑，如果过分苛刻，反而会失去震慑力，因此，在严刑的同时要讲求仁厚。
而如果一味讲究仁厚，往往会放纵奸邪，姑息养奸，所以，只有恩威并施，治国治军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只赏不罚，其兵必怠；只罚不赏，其兵必反。赏和罚就像是统治者的两只手，缺一不可。只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能从笼络到威慑两方面都令部下顺服。也就是说，只有恩威并施才能统驭民众。
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后，内忧外患并未完全消除，后周的旧臣们对他的皇位虎视眈眈，垂涎三尺。面对这种局面，赵匡胤和赵普等人决定采取稳定京城，笼络后周旧臣的方针，以静制动。
根据这一方针，赵匡胤对后周的旧臣们实行官位保留、全部录用的政策，甚至连宰相也仍有后周的宰相范质继任。然而，范质对赵匡胤的任命并不领情，在举行禅位大典时，范质在士兵的威胁下才带领后周的群臣跪拜。
后来，赵匡胤将范质罢为太子太傅，这一年范质病逝。他临死前曾告诫儿子不要为自己立碑，不可向朝廷请求谥号，这说明范质一直就没从真心上归顺赵匡胤，但赵匡胤的“宽厚”还是起到了一些效果，范质始终没有做出与宋王朝势不两立地举动，群臣见他这般态度，大多数也都比较识时务。
为了进一步笼络和收买那些旧臣，赵匡胤对朝廷中欺凌旧臣的新贵们处理起来毫不留情。京城巡检王彦升是当年赵匡胤起兵时的主将，他自恃功高、目无法纪。一天夜里，他以巡检为名去搜后周旧臣王溥的家，王溥惊悸万分，王彦升明目张胆地敲诈了他一笔钱财。
赵匡胤知道此事后很是恼怒，他随即把王彦升贬为唐州刺史，后周的旧臣们对赵匡胤的这一举动很感满意。但是，偏是有人不吃赵匡胤这一套，李筠就是其中之一。
建隆元年，昭义军节度使李筠起兵反宋，赵匡胤派遣石守信、高怀德等前往御敌。很快，李筠攻占了泽州，此时，北汉又发兵南下，声援李筠。在局势对赵匡胤极度不利的情况下，又传来了扬州李重进准备起兵响应李筠的情报。李重进是周太祖的外甥，后周灭亡后，他以马步军都指挥的身份驻守扬州，与赵匡胤分别掌管内外禁兵。
李筠起兵后，他便准备从扬州响应，和李筠南北夹击赵匡胤。赵匡胤判断李重进起兵的目的是为了富贵而不像李筠那样是为了王位，所以赵匡胤打算向他颁赐“铁券”，以示永保富贵、誓不相负，同时又让翟守殉速回扬州，编造假情报，双管齐下，尽量延缓李重进起兵的时间。
而对于李筠，赵匡胤则施以重拳，决不手软。于是，赵匡胤亲率大军，征讨李筠。一路上，赵匡胤不断地鼓励、犒劳三军，士兵们个个争先，人人奋勇。不久，宋军越过太行，大胜李筠于长平，继后又收复了泽州，李筠走投无路，****而死。
赵匡胤一方面对那些后周旧臣进行拉拢，这便是对他们施与“恩”；另一方面对那些不听教化的臣子严惩不怠，这便是杀鸡儆猴的手段，是在众人面前立“威”。
这两方面如果缺少了哪一项，赵匡胤都不可能取得最后的成功，恩威并施的效果可见一斑。
人无完人，对于一个人的过失，明智的君主都会从两方面来对待。一方面要给犯错者一次改过的机会，因为一个人受到宽赦后往往更有报恩的欲望；另一方面要对那种屡教不改者给予严惩，使他们知道认真做事和应付了事所得到的待遇是不一样的。
乾隆帝在用人上就很善于赏罚并举、恩威并施。
清朝有一位官员名叫舒赫德，在雍正年间任监察御史，乾隆即位后任他为军机章京。他的博学多识让乾隆帝很为看重，因此，乾隆派他主持和参与了许多国政要事。舒赫德也是步步高升，最后升任兵部尚书。
舒赫德上任兵部尚书后，恰逢阿睦尔撒纳降清，舒赫德将其家属私自扣为人质，乾隆为此大发雷霆，革了舒赫德的职务并抄其全家，还把他的儿子革职充军。而当后来舒赫德在阿克苏听说大将兆惠被围黑水营时，他赶紧遣人将此事上报给了朝廷，乾隆帝因此功授予他副都统之职，又让他带兵给兆惠解围去了。
后来，清军征缅失败，舒赫德受命去云南主持军务，可他坚决反对再次攻打缅甸，乾隆帝大怒，再次将他革职。三年后，土尔扈特部回归清廷，乾隆任舒赫德为伊犁将军，负责主持安置土尔扈特人。其他大臣都怀疑土尔扈特部是诈降，只有舒赫德坚信他们是真心归降，他妥善安置土尔扈特人，功绩显著，乾隆把他提拔为武英殿大学士。
舒赫德还曾被任命为兼管刑部、吏部及户部三库，任国史馆、四库全书、清字经馆总管。他去世后，乾隆帝颂其功曰：“舒赫德老成端重，练达有为。朕御极之初，即膺任使，宜猷中外，四十余年。前此平定回域，懋著劳绩，嗣于西陲，抚辑归顺远藩，东省剿捕悖逆匪众，悉心筹划，动合机宜，实为国家得力大臣。”遂赠舒赫德太保衔，入祀贤良祠中。
乾隆帝在用人上就是这般“灵活”，他对一个人的优点、缺点把握的都很到位，有功者必赏，有过者必惩，这是乾隆帝的常用手段。除了舒赫德以外，乾隆朝后期的大学士阿桂在官场上也是起起落落了很多次。
阿桂在初征金川时，和张广泗一起因欺蒙讷亲而被乾隆帝治罪，因其父阿克敏仅此一子，乾隆帝对其从宽处置。后来，阿桂参加征准噶尔战役，规划伊犁屯田有功，又被乾隆升为伊犁将军。征缅甸时，阿桂提出的主张不合乾隆心意，乾隆把他降为参赞大臣。
接着，阿桂又因善后不力，受到革职并留军前效力的处分。两金川战争时，阿桂励精图治，浴血奋战，终于成为平定两金川的第一功臣。乾隆把他提升为大学士，阿桂成了乾隆后期少数有远见的政治家之一。
阿桂重视整顿吏治，帮助乾隆查处了一大批贪官，他还劝乾隆节省朝廷的开支，以造福百姓为要。他操守廉洁，与贪官和珅水火不容，临死之时他还忧国忧民，对清朝的前途命运甚为担忧。
乾隆给犯错之人以机会，并没有和历史上大多数皇帝那样，对被贬之臣永不再复用。结果表明，乾隆帝的做法是明智的，那些犯过错而被他宽恕的官员们个个心存感激、知恩图报，在后来的日子里都对乾隆王朝做出了或大或小的贡献。
赏罚是一门艺术，历史上那些成功的帝王都精通此门艺术。他们恩威并施、赏罚分明，使所有的人或是念其恩，或是慑其威，都从内心深入顺服于这个统治者。因此，恩威并施才能统驭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