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沈阳以后，和三姐及她的爱人（一位老干部）经常接触，使我对革命有了初步的认识，6月随顾副处长南下去南京、上海、南昌、汉口等地视察，前后共两个多月，在这一段时期内，因为和顾每天在一起，有很好的机会向他学习，所过的生活也是比较艰苦的，因此在思想方面有比较显著的进步。主要的是：我了解我不应该只以一个赞助者的地位参加工作，而应该实际参加革命。
1949年9月，我奉调华东军区航空处航空工程研究室工作，同事都是伪空军留下的技术人员，旧的习气很重，推彼及己，我知道自己的缺点也很严重。因此经常注意政治学习，同时由于副主任李扬群同志的帮助，所以思想上的进步是快的。又由于全国革命形势在军事上发展极快，所以对革命产生了很大的信心。为了要求自己进步得快，要求有领导地参加革命工作，于11月间要求入党，12月批准。这可以说明我到解放区以后的认识是有很快的转变的，能够从一个同情者而转变为积极地争取参加革命的行列。”
1949年11月，徐舜寿向李扬群同志说出了入党的愿望。李扬群同志先后找他谈过三次话，向航空处党组织反映他的入党要求和决心，并要徐舜寿写自传。11月底，李扬群告诉徐舜寿，党组织已批准他的入党要求，让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当时航空工程研究室只有李扬群一个人是正式党员，为符合入党手续规定，李扬群找自己的爱人朱贤芬同志作为徐舜寿的入党介绍人。因此也没有开党小组和支部会来讨论徐舜寿的入党申请。但按规定于12月12日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宣誓地点是上海华东航空政治部（在郊区一个机场里）一间小屋内，在场的有李扬群和一位组织科的干事。宣誓后，李扬群和那位组织科的干事都讲了话。仪式虽然简单，确成为徐舜寿人生道路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刻。
从一个共产党的同情者到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是徐舜寿的主动选择。但在当时，徐舜寿对于“革命”两个字的真正含义，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根据我现在的分析，我的进步是客观的影响重于主观的努力，今后应该加紧学习，但这已经足以证明‘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这句话的真理。只有在人民的世纪中，像我这样过去有过罪的人才能得到新生，得到进步。”
（徐舜寿《自传》）
他没有想到“新生”道路的峥嵘险峻、长满荆棘和蒺藜而且漫无尽头。在这条路上，他艰难地跋涉了18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南京留守待命（1950.11—1951.7）
11月，航空工程研究室撤销。徐舜寿等20多人奉调中央重工业部航空局工作，留守南京待命，他被指定为对上级的联络人。主要工作是：负责业务、会计、人事和总务方面的公文往来，并及时向领导反映大家的意见，传达上级的指示、要求。12月，待命人员进行政治学习，徐舜寿是本单位领导政治学习的学习委员会成员之一。3月，他被指定为召集人。
这一段工作和学习结束后，按照组织要求，徐舜寿做了自我鉴定。鉴定中，他将半年多的政治学习分为两个方面，即党内的党课（市委主办的政治常识讲座）和本单位的学习（主要是反动党团和特务人员登记学习和审查个人历史）。他写到：通过党课学习，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对人民民主政权的优越性提高了认识，比较深刻地了解祖国的伟大和中华民族的革命传统。
在业务学习方面，他记述了具体的活动内容，也做了自我批评。
“主要做了两件事：（1）组织了8位同志在南京大学航空系作寒假专题演讲，其中我讲了一次，题目是‘中运-3中型运输机的设计经验和检讨’。（2）和4位同志合译俄文‘飞机构造学’一书（主要在业余时间，已完毕，将出版）。这项工作由我发起，译和校都由我负主责，收获是有的（使自己阅读俄文能力增加很多，虽然讲话还不行），但也有缺点，即事先分工计划做得不好，因此引起时间浪费。”
关于翻译《飞机构造学》一书，他在译者序言中记述了详细的过程：
“我们都是在旧社会里开始学习航空工程的。在过去，像国内一般科学工作者一样，我们的技术参考资料都来自英美或西欧，始终没有跨出资本主义阵营的学术圈子。
……
1950年夏天，我们在国际书店买到了这本《飞机构造学》。那时候我们俄文程度还不够，工作又忙，但看图识字，我们知道它内容丰富而新颖。1950年11月，由于一种偶然难得的机会，我们在工作中得到一段比较空闲的时间来专门读它。读了以后，我们觉得它的内容不但丰富新颖，并且还完整紧凑而有系统；因为在英美的同类著作中，我们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好书，所以便想到尝试翻译。
……
有理想就得有行动。我们既然希望这本书能译成中文，便在11月底决定动手翻译，作为一件尝试工作。
当时我们最大的困难是俄文程度不够，书虽然可以看懂，但翻译似乎还谈不上。但是，我们相信困难是可以克服的。首先，我们之中有人已事先请了一位苏侨教师，专事解决本书中俄文文法和句法上的问题；其次，我们采用了互助的方法，在翻译过程中有困难时集体研究。最后，我们采取了分工互校的方法。当1951年1月底初步译完了以后，便开始校对工作，方法是由两个人根据俄文校核，另外两个人校对中文技术名词和文笔。这也等于说两个人以译者的态度来校对，而另两个人以读者的态度来批评。全书在3月底初校完毕。其后，科学技术出版社又对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前后又由我们做了两次全面修正，到7月初才脱稿。
我们的第二个困难是技术名词的问题，中文航空名词没有比较统一的标准，因此我们在译书时对名词的确定颇费考虑。我们的原则是以通俗即以过去习惯为主，但同时又将过去习用名词中比较不正确的加以修正；凡是可能发生疑问的地方都加以注释，以免误解。虽然这样，我们相信仍然会有一些名词是读者们不能满意的，还希望读者们加以指正。
……
在翻译、抄写和校对的过程中，我们曾得到多方面的协助。首先我们应该感谢的是中央重工业部的刘谋佶、王士倬两位工程师，他们受出版者的委托，曾读完全书的译稿，又曾耐心地、详尽地给我们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使我们的译作得以改善。关于抄写和制图工作，我们曾得到吴家粹、廖壁两位同志和南京大学的庄显章、裘澄涛、方克宁三位同学的帮助；还有中央重工业部的吴大观同志曾读完全部译稿，又协助我们接洽出版；这些都是我们所感激的，一并在此表示谢意。”
从这篇译者序言中可以看到，“1950年夏天”，他们的俄文水平还不够，还只是看图识字。11月，不仅已经可以看懂，而且能够“决定动手翻译”。尽管“最大的困难是俄文程度不够”，但“相信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飞机构造学》翻译小组由徐舜寿负责，陆孝彭、齐志琨、高永寿3人参加。他们通过苦学巧译的办法，利用每天半天的业务学习和休息时间，历时三个多月，硬是把这本300多页的书译成中文。这本书由徐舜寿、陆孝彭、齐志琨、高永寿4人署名，于1952年8月由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初版印1500册，1953年再版。该书在50年代被许多学校用做教材，很多航空工程技术人员和使用维护人员作为自学参考书，它对我国航空工业建设初期的飞机工厂生产和院校教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本书的稿费全部捐献给了抗美援朝。
这时期，徐舜寿的身体不好，4月间风湿病复发了两周，除开会外，只能躺在床上。根据医嘱，每隔两三天就得请半天假去看病。因为腿病，走不动路，所以到医院看病时，必须乘车。
1951年7月11日，留守小组23人对徐舜寿这段时间的表现做了满意的鉴定。
“优点：
1.推动政治学习负责任，使大家重视政治学习。
2.经常征求并重视群众的意见。
3.办事很细致，有条理、不拖拉，文件保存得很好。
4.俄文学习成绩很好。”
在留守待命政治学习期间，徐舜寿预见到以后要从事苏式飞机的修理和仿制工作，俄文将成为重要的语言工具。他建议大家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俄语，此举得到大家的赞同和领导的支持，组织得也很成功。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还为此做了检讨：
“在本单位俄文学习中，我也犯过错误：初到南京时我鼓励学习俄文，以安定同志们的情绪，但后来发展下去，变为同志们太重视俄文学习，不重视政治学习时，我没有及时扭转这个偏向，以致后来再扭转时比较困难。这个错误也说明了我对同志们的思想情况掌握得不够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