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新中国航空工业的筹备创建（1949—1951）
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决定，开始筹办航空工业。筹备组的负责人是后来成为发动机设计室主任的吴大观。他在口述自传中回忆道：
“后来没过两个月，1949年11月，重工业部成立航空工业筹备组，我担任筹备组的组长，当时孟少农是汽车组的组长。我带了几个人，去南京搞接收航空技术人员工作，接管国民党的很多搞航空的人员。”
（《我的“中国心”》吴大观口述自传）
该筹备组成员王士倬先生回忆：
“吴告诉我，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正让他联系旧社会的航空技术人员。于是吴大观、李兆林和我三人，就开始成立航空工业筹备小组，暂在灯市口中国工程师学会北京分会会址办公，学习社会发展史和联共党史。
后来郑际睿、刘谋佶、陈耀华、张阿舟等相继加入筹备小组，云铎、沈一龙等亦从南京来加入，徐舜寿及黄玉珊等仍在南京，但与我们互通声气。”
（《王士倬自传》）
调入航空工业局（1951.7—1956.8）
1951年4月18日，****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并财委发出通知，决定成立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统一负责所有飞机的修理工作，由段子俊任局长。4月29日，******总理签发中央人民政府文件，正式批准航空工业管理局成立，地点在沈阳。7月16日，政务院任命重工业部部长何长工兼航空工业局局长，段子俊、陈一民、陈平为副局长。
段子俊在回忆中讲道：
“这一年的5月间，重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在沈阳正式组建。人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个是大连建新公司……当时建新公司属军委管辖（注：以生产美式炮弹为主、兼生产别的武器），航空工业局属于政府机构。因此，干部的调转要报告军委批准。这个报告，我们在赴苏联谈判前，已经送了上去。回国后，总参已经批准了这个报告，于是就转了过来。陈一民、陈平、方致远等同志，就是那时从大连建新公司转过来的。第二个来源是从空军调过来的，如徐昌裕、徐舜寿、昝凌、刘多扑以及空军东北修理总厂的李兆翔、熊焰等同志。第三个来源是重工业部航空工业筹备处，负责人是吴大观同志。当时这里聚集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些搞航空的人，有吴大观、云铎、王士倬等，总共有十五六人。
7月16日，政务院任命重工业部部长何长工同志兼任航空工业局局长，段子俊、陈一民、陈平同志任副局长。”
1952年8月7日，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成立，航空工业局划归二机部领导，代号仍为第四局。
1951年7月，徐舜寿在南京留守待命的政治学习结束后，分配到航空工业局生产处技术科任工程师，后任副科长，主要负责俄文资料翻译。1952年航空工业局迁回北京，局机构有所调整，成立了管理飞机生产的生产处和第一技术科。开始，徐舜寿担任技术科副科长，科长张仲明是一位老干部，曾在贺龙元帅的部队里担任过师政委。1952年11月，张科长调往一个企业担任领导，徐舜寿任科长，主管飞机厂的设计科工作及飞机制造的工艺技术问题。
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顾诵芬回忆：
“我第一次见到徐舜寿同志是1951年9月在沈阳。当时他是航空工业局生产处技术科的副科长，负责审查俄文技术资料的翻译工作。
我从高中毕业、选择报考上海交通大学的航空工程系的时候起，就热爱飞机设计制造，但到了机关以后，每天的工作是制图、校图、校核技术数据，我觉得与自己的志趣差距太大，根本谈不上设计研究等，每天就是跟着刘多扑同志描图抄数据，很枯燥，当然，虽然兴趣不高，但还是硬着头皮完成任务。只是在业余时间，还是要找些与飞机设计有关的图书资料看，所以经常被批评为不务正业。那时，我经常向徐舜寿请教图纸上的俄文，感到他很像我们在学校时的老师。
到1952年中，航空工业局机构调整，他被任命为第一技术科科长，主管各飞机厂的设计科以及飞机制造的工艺技术问题。我也被调到他的科里当技术员。”
航空工业局的工作管得很具体、也很细。局机关设有主管工程师，与企业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四局下达的计划、任务包括了生产、试生产和生产准备工作的具体要求和进度安排，并通过主管工程师及时进行监督、检查和协调处理任务完成过程中发生的问题。
工作的内容和严格的标准决定了机关的工作作风。局机关干部对企业一线的情况诸如产品的图纸、生产定额、材料型号规格等细节都了如指掌。
局、处、科的领导同志更是以身作则，在严格要求下属的同时，自己也经常深入到实际中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每年夏季，四局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向苏联提出器材订货清单，其中许多器材的技术性很强。按照苏联方面的要求，器材的名称、规格、用途等都必须写得很清楚。负责提出订货计划的是物资处，由于工厂的技术水平和俄文水平不高，报上来的需求中有大量的技术指标、参数、数据等需要核实、修订。这项工作落在第一技术科科长徐舜寿的肩上，他除了动员技术人员核对图纸资料外，自己还要进行全面的审核。由于工作量大，他晚上就睡在办公桌上，经常连续一周不回家。
顾诵芬回忆：
“那时物资处的主管工程师是后来担任西安飞机制造厂总工程师的陆颂善同志，他是解放前留学英国学内燃机的专家，在抗美援朝时期为志愿军空军解决副油箱需求的难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要求进度，对完成需求计划的时间要得很急。而徐舜寿则强调工作的细致严谨，不能有差错。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经常要在一起协调。”
四局从沈阳迁到北京时，顾诵芬调到第一技术科，直接在徐舜寿领导下工作。与徐舜寿在一起，顾诵芬心情舒畅。他们都一心想搞飞机设计，想着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飞机。他们情趣相投，默契共事。徐舜寿年长顾诵芬十几岁，在顾诵芬心目中，他是一位老师。
苏联派到四局的顾问基德洛夫与徐舜寿在一套大办公室的里间，两人桌子相对，外屋是办公室。徐舜寿可以不用翻译，直接与苏联专家交流。
当时在四局工作的、原航空工业部主管工程师苏安生回忆：
“我是学冶金铸造的。分到机关以后，就在技术科徐舜寿领导下工作。他要求我多看技术资料，多下到工厂基层，在实际中多了解一些情况。他的俄文水平很高，是自学的，但可以不用翻译，与苏联专家直接对话。我还记得，我们的翻译对我说，苏联专家对徐舜寿也很钦佩，觉得徐科长的技术水平很高。”
1957年9月，徐舜寿随同聂荣臻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赴苏谈判米格-19和杜-16飞机的技术转让问题，并考察了苏联的航空工业。同团还有钱学森先生，苏联科学院院士杜洛德尼津宴请他时，徐舜寿陪同担任翻译。
参加编写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1年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要求立即着手进行编制五年计划的各项准备工作，争取在22个月（即1951—1952年）的时间内完成试编工作。对此，刚建立起的新政府还没有任何经验。
局领导把任务交给了徐舜寿。对他来说，同样是一个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的全新工作，最突出的问题是没有任何基础数据可以参考。经过审慎思考，徐舜寿想出了一个方法，用苏联提供的各种飞机的单机材料消耗定额表来估算。他找科里的几位同志，把当时用的飞机资料进行归类统计，在单机材料定额数据基础上增加制造过程中的加工余量，再根据国家计划的飞机生产总量，分别加以综合计算，制成大表。他对表中的数据进行认真的核对审查，再分类汇总上报。就这样，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作出了贡献，得到了局领导的好评。
在这次编制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徐舜寿发挥了善于学习、勤于思索、肯于钻研的特长，即使在自己专业领域之外，也能够创造性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主管飞机修理和仿制机种制造技术工作
“一五”计划开始时，航空工业的基础很差，职工队伍人才奇缺，工作条件和物资条件都很艰难。当时，抗美援朝战争中空军作战飞机损坏很严重，培训飞行员过程中常有飞机损伤，部队送修飞机的量很大，包括拆旧换新、挖补串修、需要更换零件的种类和数量急剧增加，维修任务繁重。为了满足部队作战和训练的需要，工厂生产零备件的重任迫在眉睫。航空工业局专门设置配造科，并提出“密切结合修理需要，兼顾技术发展，积极试制新产品”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四局组织各工厂迅速扩大零备件的制造范围，以满足飞机修理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零备件的生产和维修所需图纸就出自只有几个人的第一技术科。徐舜寿带动全科人员帮助工厂及时解决制造中的各种技术问题，为生产第一线提供了出色的技术指导与服务。
第一技术科的同志经常与徐舜寿一起出差、深入基层，他严谨细致的作风和处理技术问题的高水平的能力，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四局技术科设计组工作过的、原航空工业部质量司副司长李在田回忆：
“徐舜寿是老一辈的专家，在国外学习过，又有实际的设计工作经验，我们当时都是刚走出校门不久的青年人，都非常敬佩他们这样的技术领导。徐舜寿特别机敏，问到他的问题，他马上就能明白问题的关键，给你明确的答复，确实是一个奇才。当时的徐昌裕副局长就非常器重他，认为他有智慧、人才难得。
他的工作非常有条理，到他的办公室看，桌面上、抽屉里，永远是整整齐齐、有条不紊。
对于飞机设计，他很早就在与徐昌裕副局长议论、策划，而且应该说是做了很多的准备。他编译了两本书——《飞机构造学》和《飞机强度学》，在我们以后的工作中这两本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那时都是单身，每个星期天的上午，都能看到他在办公室里伏案工作，看资料、处理一些羁留的文件什么的，非常勤奋。”
1952年夏季，中央颁布了技术人员等级标准，对每一个级别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明确规定了一定的技术能力要求。评定采取的是对照要求自报公议。徐舜寿认为，自己完全有把握领导一个200人的团队，设计一架双发飞机。这是符合二级工程师标准的。按照规定的程序，徐舜寿被正式定为国家二级工程师。
建国之初，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是先搞修理，由修理发展到制造。经过三年的修理，各方面技术能力有所提高，从修理过渡到制造的条件也已基本成熟。1954年开始，航空工业工作的重点由修理转向制造，在苏联的援助下，仿制新机。
第一架初教5（雅克18）在南昌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于1954年7月11日完成首飞。紧接着，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歼5（米格-17）在沈阳飞机制造厂仿制成功，于1956年7月19日试飞。此后，南昌飞机制造厂用一年半时间，试制成功第一架民用飞机运5（安－2）。“一五”期间，航空工业顺利地完成了从修理到仿制的过渡，在创建时期取得了长足进步。后来，有人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国航空工业的“黄金时期”。
在这些工作中，徐舜寿同志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初教5的正式试制计划就是在苏联专家协助下，由徐舜寿在1954年初亲自编制的。1954年3月14日，四局对干部进行鉴定，时任四局副局长的徐昌裕对徐舜寿在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写下评语：
“一年来，第一技术科的工作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也作出了一定的成绩。这与徐舜寿的航空事业心的增强是分不开的。通过这次政治学习与转党时支部的帮助，政治思想有显著提高，工作热情与主动性有较大进步。因此，较有条理、有计划的工作作风，也显出了应有的效果。”
苏联专家称他为航空工业局的飞机总工艺师
四局第一技术科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和保障工厂飞机部件生产和新机试制的生产准备工作。按照苏联的技术管理体制，设计定型的飞机进入批量生产以后，由总工艺师负责确定生产装备、技术改造、技术标准规范；负责工艺流程的制定、改进等生产、技术准备工作；负责生产制造过程中现场工艺技术问题的处理、新技术的运用、工艺纪律检查等。
徐舜寿搞过飞机设计，拥有飞机外形设计、确定外形模线的经验。在指导工厂按原设计图纸和工艺资料进行零部件制造，根据部件实样进行试制，包括在推行按模线样板工作法制造工艺装备等工作中，他的知识积累和实践经验都发挥了明显优势，很快就具备了新机试制的生产准备工作所需要的组织、协调和技术领导能力。
苏联专家称徐舜寿为航空工业局的飞机总工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