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叶正大是112厂设计科的的主任设计员。当时112厂参照苏联航空工业的岗位设置，在工厂设计科除设有科长一职外，同时有主任设计师，科属的各专业组中有组长，同时设有主管设计员。在组建飞机设计室时，作为副主任的叶正大从112厂设计科中挑选了20多人，来到新组建的设计室。这些人大多数是原来设计科的主管设计员，技术上都是拔尖的。包括冯钟越、李文龙、汪子兴、吴孟伟、李克唐、张颖芝、林梦鹤、席 、赵智明、王培宏等。
设计室的成立，在航空工业系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志于飞机设计事业的技术人员闻风而动，慕名而来，纷纷提出要参加到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的队伍中。
在四局工作的管德④坐不住了，叶锡琳、陈钟禄、高锡康、李永明等一批毕业于各大学航空工程专业的大学生也坐不住了，他们不愿继续在局机关里做管理工作，而希望在自己所学的技术专业道路上能做更多的工作。在向上级提出申请并获得支持和批准以后，他们来到了飞机设计室。
航空工业规划设计院有一位1951年从国外回来的技术人员，在得知飞机设计室成立以后，坚决要求到设计室来。在国外，他学的是飞机强度计算，从北京到沈阳，他把从国外带回来的书籍资料满满地装了好几箱。
122厂的王念清，1952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后在122厂工作。听说成立飞机设计室，也主动要求来，他的态度非常坚决，最后组织同意了他的要求。徐舜寿后来说，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后来成为132厂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屠基达的回忆，很能代表那时广大设计人员的心情：
“我原来在122厂任设计科长，1956年11月，接到通知，调我去沈阳飞机设计室。正值四局徐昌裕副局长来哈尔滨检查工作，他找我去汇报……他向我介绍了打算设计双座喷气式歼击教练机的方案，最大速度800公里/小时，喷气发动机由410厂发动机设计室设计，推力为1600公斤，分别以歼5飞机和涡喷5发动机为原准机，这个自行设计起步虽然低一些，但稳妥可靠。我听了以后，很是兴奋，从修理到仿制，再跨到自行设计，几年功夫，连跨三大步，我真是生逢其时呀！”
徐舜寿对选人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当时对南航来的毕业生的要求是：毕业考试的成绩必须全是5分。他还指示去挑选人的，要挑数学和力学成绩好的。徐舜寿曾经归纳出，他选拔人才的标准主要有三条：成绩、爱好、进取心。
在选人方面，徐舜寿坚持自己的标准，没有放松条件。
叶正明（1931—2003），1931年4月13日出生在澳门。他和叶正大是亲兄弟。
1948年叶挺将军等因飞机失事遇难后，叶正大、叶正明被接到延安。党中央从延安撤退后，他们辗转来到哈尔滨，在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语。
1948年9月2日，按照党中央“向苏联派出能力突出、政治可靠的年轻干部，接受苏联的正规高等教育，培养我们自己的技术专家”的决定，包括****、邹家华、叶正大、叶正明在内的21名同学作为正在孕育中的新中国第一批派遣的留学生，经历了旅途的艰辛，到了苏联。当时中央负责同志的意见是不主张中国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学习政治，也不赞成学习文科。而应该学习工科、学习工业。至于具体学习哪一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进行选择。也许是由于父亲死于空难的原因，叶正大、叶正明下定决心要制造中国自己的安全可靠的飞机，兄弟俩毫不犹豫地选择去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航空工程。
叶正明酷爱飞机设计事业。1957年，他学成回国，到了沈阳飞机设计室，他一心想进总体组，从事飞机总体方案的设计。但徐舜寿没有同意。徐舜寿认为，一个好的设计师必须具有坚实的飞机设计基础，没有在基础方面的锻炼，不能立即搞总体设计。所以他的意见是，叶正明必须先到机身组。
徐舜寿的做法没有避讳副主任叶正大，也没有顾及叶正明是高级干部子弟。而叶正明也并没有因此而抱怨、消极。他仍然积极地工作着，直到按照组织决定离开设计室以后，他还是关心着设计室的飞机设计工作。
在为设计室配备人员这件事上，徐舜寿当时煞费苦心。他曾想把国内搞过飞机设计的人集中起来，但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屠基达院士回忆：“徐主任原来打算把曾在国外搞过飞机设计后来回国的老同志（老是相对而言，当时也就40岁左右）集中起来，机身组长原拟请南航的高永寿教授来担任的，起落架组长原拟请曾在122厂当过我的上级的胡昌寿工程师来担任，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办法集中。”
设计室又从南航招来毕业生12人，从沈航招来毕业生25人。1956年11月底，人员基本到齐，设计室总共有72人，党、团支部相继成立。
为设计室配备人员的第一步工作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一速度是惊人的。这体现了徐舜寿讲求高效率的工作作风，以及他对尽快开展飞机设计工作的极大热忱和热烈渴望。
1957年初，又从各厂调来十几名技术人员，从北京航空工业俄文学校毕业分配来11名毕业生（均为南航第一届毕业生），由112厂调来7名描图员、行政与会计人员4人。到1957年8月底，全室总共108人，其中技术人员92人（大学34人、大专33人、中专25人），平均年龄22岁。朝气蓬勃的设计团队
这是一支代表着当时中国飞机设计最高水平的队伍，他们年轻，朝气蓬勃，对新中国和祖国航空工业的未来充满憧憬和理想。
为了使这个新组建的团队尽快形成一个团结协作的集体，徐舜寿做了大量工作。设计室年轻的设计员吴铁民，后来在611所担任了飞机结构设计师，他回忆起自己刚进设计室的一些情景时讲道：
“1957年，在刚组建成的设计室内，人员来自四面八方，由于东北的气候、生活条件，特别是吃粗粮，部分南方青年较难于习惯，记得曾有个别人提出想调去南方工作的请求，徐老师从支委会上知道后，他在一个晚上亲自召集会议，茶水一杯，拉家常似的和大家谈心，记得有这样一番话：‘航空工业集中了国家最优秀的人才，能够被选进这个部门为巩固国防贡献青春，是我们的光荣。我本人生长在江南鱼米之乡，但是只要是搞飞机，到哪儿都行。现在请大家认真考虑几天，如果还是要走，就请写报告，我一定同意放人，只为个人着想的人，即使再好，我也不要，走了也不可惜。’后来，事实上再也没有人提出要调动了。
当时沈阳工厂住宿条件较差，我们同学三人只好临时住在单身宿舍楼边的楼梯过道处的所谓‘宿舍’里，有一天晚上回来睡觉时，发现门大开，锁被破坏，较好的衣服被偷窃一空，徐老师知道后，一个晚上他到了我们的住处，与我们促膝谈心，记得有这样一段话：抗战初期，他从杭州南下逃难，路上亦被小偷把随身行李洗劫过，想想当时国难深重，亦就不当一回事。你们日常衣服所缺布票，我设法给你们解决，果然不出数日，就给我们三人每人补助了15丈布票。”
曾经担任设计室重量组组长的金刚裕回忆：
“我从设计科（注：指112厂设计科）调到设计室之前，原是设计科的共青团副支部书记，建立设计室初期只有十几个团员。青年团名义上归设计科团支部，但实际上已分开活动。我和郭松林、张定一是支部委员。徐主任是党支委，他平易近人，言谈风趣，虽然并不直接领导青年团工作，但也常跟我谈起团的工作。他常说：‘你们青年团要多搞些适合青年特点的活动，打打球、唱唱歌、跳跳舞，搞点航模，出去走走，把团生活搞得生动活泼些，寓教于乐么！生活丰富了，心情畅快了，工作积极性自然上来了，不要像我们老头子，天天开会。’在那段时间，我们乐于听从徐主任的指导，团支部是努力开展多样化活动的。”
在徐舜寿的支持下，设计室很快成立了一个航模组。
设计室设计人员中有很多是在学校搞过航模的，如气动组的汪子兴是华东航空学院的航模健将；叶正明在莫斯科航空学院时期，也是一位航模爱好者；顾诵芬从上学的时候起，就喜欢航模。到四局时，他把自己的爱好带到四局，得到了徐舜寿的支持。
徐舜寿认为，设计人员开展航模运动，不只是娱乐性的个人爱好，而是带有试验研究性质的活动，所以在物质上尽可能给予支持和帮助。1957年，发动机设计室主任吴大观赴英国考察时，徐舜寿托他给航模组买回一套当时国内还没有的遥控模型材料。
顾诵芬回忆：
“我到设计室以后，住进了112厂设计科技术骨干的宿舍。房间不大，已经安排了四个人，我的床位被安置在靠窗口暖气的地方。宿舍中间有一张大桌子，我们航模组的人就在这个桌子上把这套遥控模型飞机组装了起来。但后来工作忙了，遥控飞行就没有进行。南京一个高炮学校的同志知道我们有这套设备，就来借，借走了，一直也没有再还回来。”
青年时代的程不时是文艺爱好者，他回忆道：
“设计室主任徐舜寿到厂后不久提出：为了让各方来的人员互相熟悉一下，要求我组织一次联欢晚会。在事业启航时的这次活动我至今记忆深刻。
一天晚上，在一间大办公室里，临时搬开办公桌，空出地方作为会场。我事先和各方面来的人员打了招呼，希望大家不要拘束，齐心协力开好这次联欢会。另一方面，我为会上的集体游戏都安排上一些航空专业的名目，如“仪表飞行”、“校靶”之类，极力把大家的欢笑和我们即将从事的事业联系起来。
除了徐、黄等为数极少的几位老工程师之外，整个设计集体很年轻，平均年龄只有22岁。再加上大家当时的心情都是共同的，所以这第一次集体活动办得有声有色，非常亲切而热闹。徐舜寿本人是一个很富于生活情趣、很有幽默感的人，在会上和大家一齐开怀欢笑。散会后他走出会场，又特地转回来，笑容满面地对我点头说：‘很好！很好！’看来他对我们这个集体一开始就形成这样融洽的气氛，很感满意。”
（程不时《我的飞机设计师生涯》）
金刚裕回忆：
“设计室成立初期，凭我的感觉，大家的心情都比较畅快，工作是有序的、高效的，人际关系也比较融洽，互相团结共事，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勾心斗角，可以说是一段心情舒畅、积极向上的发展时期。
又一次接受政治审查
就在徐舜寿倾注全力组建飞机设计室的那段时间里，他又一次接受组织的政治审查。这次政审缘于反胡风运动。审查的重点是徐舜寿与胡风集团骨干阿垅的关系。
阿垅，原名陈守梅，曾用名陈亦门。著名诗论家。1939年，经胡风介绍到延安，进抗大。1949年到天津，任天津文学工作者协会编辑部主任。1955年，受胡风案牵连入狱。12年后，因病瘐死狱中。
阿垅的妻子张瑞是宋蜀碧要好的朋友。张瑞于1946年3月自杀。得知女友的好友自杀，正在美国学习的徐舜寿从大洋彼岸拍了吊唁的电报。10年后，这份电报引出了对徐舜寿的政治审查。
1956年10月22日，审查有了结论。文件中，“阿龙”是“阿垅”的错写。
“1956年10月22日，对徐舜寿与胡风分子阿龙的关系问题的审查结论认为：徐舜寿与阿龙认识是通过其妻宋蜀碧的关系，宋与阿龙前妻张瑞是要好的同学。在反胡风学习中曾进行调查并审讯了阿龙，未发现有政治问题。”
（《关于徐舜寿同志历史问题的复查报告》[78]所党字第114号）
这一段时间里，宋蜀碧也接受了审查：
“《人民日报》上开始公布关于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我们每天都仔细阅读这些材料，阅读******等加的按语。一天下午，正在看报时，发现阿垅与陈守梅是同一个人。我不禁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
‘啊！原来阿垅就是陈守梅呀！’我旁边坐位上的老吴立即去汇报了。于是第一把手党组副书记廖经天把我叫去，问道：
‘你认识阿垅吗？’
‘认识，我高中的一个朋友跟他结了婚。’
‘还认识其他胡风分子吗？’
‘还认识方然。他是金陵大学的学生。上英国文学史和我同班，听人说学校训导处的黑名单上有他的名字，我想既然是国民党要抓的，一定是好人，就通知他，跑掉了。’
‘还有谁？’
‘还有芦甸，他爱人李嘉林是我中学的同学，我去找过她一次，想租房子，听说她家里有房子出租。’
‘把认识胡风分子的情况写个材料交来。’
我回到办公室，立即将以上情况写好。下班以前就交给廖经天同志了，他有点吃惊地说：
‘怎么这样快就写好了？你不回家好好想想再写吗？’
‘不用了，就这么些事。’我回答。
过了一天，另一位副书记李 吾将我叫去，一开口就是‘政治上幼稚！’接着说：‘彻底交代清楚了吗？查出来你可得自己负责。’
‘就这么些事，再查也查不出来了！’
我心里想，你不幼稚？反胡风前谁知道他是反革命？不过我也确实没有把它当回事。当时想到的是幸好张瑞早已不在人世。否则，作为反革命家属，她也必定是活不下去的。
直到许多年以后，从报上看见诗人绿原（胡风分子）从未在中美合作所呆过，当时连重庆也没有去过。我不禁大吃一惊。关于绿原是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以及当革命志士在中美合作所遭受酷刑惨叫时，绿原在一旁狞笑，这些按语，不知是怎么编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