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89年我在《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中，看到有关阿垅的情况：
他1939年曾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因受伤到西安治疗。又就读于重庆国民党陆军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战术教官，并与****地下党建立联系，传送军事情报。
阿垅于1955年被捕，在狱中12年，1967年死于监狱医院。
1980年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阿垅的判决书是：‘现经本院复查查明：阿垅解放前虽曾在国民党军事部门任职，但不是国民党特务分子和反动军官，历史反革命罪不能成立，解放后与胡风等人的联系及其活动，无反革命动机和目的，现行反革命罪亦不能成立。故依法撤消原判及（66）法刑一裁字第13号刑事裁定书，宣告阿垅无罪。’
白白蒙冤在监狱关了12年，病死于监狱医院的阿垅，却原来是清白无罪的啊！”
（《宋蜀碧回忆录》）
10年后，就此事对徐舜寿再审再查。历时12年，再次结论。
“无产阶级**********中，对这个问题又进行了调查。情况进一步证明：徐舜寿特别是徐的爱人宋蜀碧同阿龙等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如阿龙老婆张瑞死后，徐舜寿从美国拍电回国吊唁等。但未发现徐舜寿同阿龙的交往中有什么政治问题。故应保留原结论。”（《关于徐舜寿同志历史问题的复查报告》[78]所党字第114号）
今天，人们怀念徐舜寿时，想到的是他“有很强的革命事业心”。“既有敢想、敢干的战斗精神，又有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科技工作中，他既敢于领导，严于管理，善于决断，勇于负责，又能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想不到的是，他忘我工作的同时，承受着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压力。
始终把学习放在首位
徐舜寿天资聪慧，敏而好学。他深知，要把中国的飞机设计事业发展起来，使设计工作尽快走上正轨，让设计人员尽快掌握先进的航空科学技术知识和设计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学习的最佳途径是尽可能多地占有和消化国外飞机设计资料。
112厂飞机设计室成立初期，飞机设计资料奇缺，他要求设计室收集当时国内已有的米格、雅克飞机的各种资料，同时从国外订购资料。设计室很快收集到了国内已有的11种苏联飞机的备件生产及修理资料。在他的倡导下，设计室订购了从1945年起的全套英国《航空工程》和《皇家航空学会志》，后来订购了美国航空学会学报及美国NACA（后更名为NASA）的TN、TR、RM等报告，以后又陆续订购了英国ARC的CP、R＆M，以及法国的ONERA，德国的DFL，瑞典的FFA，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出版的AGARD等出版物。
同时，徐舜寿还发动大家购买各种有用的图书，每次有合适的人去北京出差，他就嘱托去北京八面槽的外文书店，购置和预订美、英等国关于飞机设计报告和市场公开销售的航空期刊和书籍。
顾诵芬回忆：
“当时我每次去北京都有任务到外文书店买原版书。此外还及时订购各种英、俄文新书。这样不到半年就建立了一个有几千册航空图书的资料室。1956年冬，苏联安东诺夫设计局的代表带来一批ЦАГИ报告和1943年的设计员指南及1947年强度规范，徐舜寿同志立即派设计员汪子兴同志到南昌把这批资料拍成胶卷，回来印成照片让大家看。”
徐舜寿自己有一套有关飞机设计方面的参考资料，这些都是他在美国工作时用的。如《民机适航手册》CAMO4、《航空材料手册》ANC-5等，最珍贵的是他1948年在南昌设计“中运-3”时的设计备忘录。这些书从南方到北方，从沈阳带到北京，以后又到沈阳，他从来没有舍得丢。这些资料后来在设计室开始设计歼教1时还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如他的一本美国航空学报中有一篇关于F80飞机设计的全面介绍，几乎成了设计歼教1时的主要参考。
黄志千也提供了他从英国带回来的一本《飞机设计室手册》——Aircraft Drafting Room Manual（1939年版），其内容包括：制图规则、设计室机构、材料、工艺、表面加工、设计数据、螺接件和单位换算表共8章。原文一大本，内容非常具体，在当时什么实用的设计工具书籍都没有的情况下，这两本设计手册给设计人员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参考依据。
黄志千将他在英国手抄的《飞机设计规范》АР-970和用描图纸描的Derwent（达汶）发动机的推力曲线提供出来。Derwent发动机的推力约为1500公斤，是РД-500的原准机。北航有一台样机是抗美援朝时缴获的。410厂发动机设计室副主任虞光裕也曾在英国工作过，他和主任吴大观同志按照徐、黄的意见，参考Derwent提出将歼5飞机的发动机（BK-1Ф）缩型的研制方案，就是以后为歼教1装用的喷发1发动机。
通过大力收集各类航空科技书刊和文献资料，当时在国内，112厂设计室的航空科技资料的收藏量是最多的。这样既为自行设计飞机准备了技术资料，又开创了设计人员勤学苦练的学习风气，也为培养人才掌握国外先进航空技术创造了重要条件。
编制设计员手册
在飞机设计室成立之后，开始歼教1型号设计时，徐舜寿和黄志千、叶正大要求文件标准组编制了一本飞机设计员手册，以解决设计人员在设计时没有设计标准可循的问题。
文件标准组同志边干边学，收集了以米格-17飞机（即歼5）现用的为主的各类技术标准、材料、工艺等资料，还广泛收集其他有关航空技术标准和设计资料。文件标准组虽是初次编制这类工具手册，但做得很认真。
在手册编制过程中，徐舜寿等设计室领导提出了“正确、实用”的编制原则，还经常给予具体指导。他们特别强调，手册是设计依据性文件，一定要切合实用、便于查找，数据一定要正确无误，否则源头上出了差错，引用数据传递下去，以误传误，后患无穷。
这本手册在出版之后深受设计人员欢迎，还提供给有关单位使用。编制设计手册既是开展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方式，也是提高设计员基础知识和总结实践经验的有效途径。这一做法以后就成为第一设计室新机设计发图以前做好技术准备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个做法后来也被带到了一所。
到了1959年秋，在“东风107”飞机设计处于停顿时，徐舜寿和黄志千、叶正大又组织技术人员编制《零件设计原则》、《设计员手册第二册》和《第一设计室图纸技术文件管理制度》等三大设计技术文件。
《零件设计原则》总结了歼教1等飞机零件、组件的设计原则和设计经验等具体方法。徐舜寿亲自撰写了第一章《总则》，提出了飞机设计要坚持“坚、轻、好、省”的四大原则。这三个设计文件成为当时国内唯一可行的设计依据，后来在1960年“东风113”飞机设计发图中发挥了设计指令性文件的作用。
徐舜寿对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肯定的，即便在1966年****的检查提纲中，他仍然认为：
“最近我又重新看了一下这本书，觉得在1959年9月，写这本书的动机还是好的，总则的内容也还没有什么大错。但是，在1966年，特别是**********以后，总则中有些章节（如向苏联学习问题），确有重写的必要。”
培养设计队伍
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徐舜寿深知，给大家创造学习和接受新知识的条件是至关重要的。飞机设计室成立之后，为了尽快提高设计人员的设计能力，徐舜寿想了各种办法。他把能请到的专家都请来，给设计人员授课，传授飞机设计的经验。在他所请到的专家之中，既有当时苏联在国内几个飞机制造厂的专家，也有几所航空院校及哈军工的教授。
他在检查提纲中这样回忆：
“在设计过程中，我对专家咨询一直是十分重视的。记得在1956年到1958年间，我请过不少专家来讲话，有时谈技术，也有时谈工作方法和学习。如1957年，我们室里有几位中专毕业的同志对如何学习提出了不少问题，我自己说服不了，便把斯米尔诺夫⑤请来现身说法。
每次苏联专家来设计室谈一次话都有记录，大概连克拉西伏夫⑥谈的小狗学游泳都有记录，而且广为传播。记得在1958年四局沈阳技术会议前，根据四局指示，专门铅印过一本‘苏联专家谈话记录’，不但在室内传、学，而且还传到兄弟室、所和院校。
对于来室工作的专家我是很尊重的，总是亲自接送，给他们开欢迎会、欢送会，赠送纪念章，还自己给他们送礼，请他们吃饭，在马尔道文回国前，我们还托他给雅克夫列夫送过一对钢笔，也曾亲笔给他写过一封信，感谢他派专家来等等。
我记得在1956年开始组织设计室时，曾经和志千同志俩人走访北京航空学院的几位副院长和教授，我自己还去过西安航空学院（现为西工大）征求对组织工作和对选型的意见。开始设计歼教1以后，经常请些教授来讲课，也一起讨论‘打样图’的画法等等。记得后来还模仿资本主义国家公司的做法，要聘请教授们作为‘顾问工程师’，并且还似乎真是请四局发过一批聘书。我回想到，我当时在心里是有一张名单的：风洞试验×××，气动力学×××，操纵稳定×××，结构强度×××等等。对于这些人我是千方百计地和他们挂钩，并指示室里的同志也照办。”
（《****残稿》1967年检查提纲）
在这里，他隐去了这些专家的姓名，显然是不愿意牵连这些人。通过顾诵芬院士回忆可以知道，“×××”所指的都是一批出色的专家、教授：
“凡是有设计专长的专家来沈阳，他都要安排他们来讲。如程宝渠教授讲打样、张桂联教授讲飞机气动设计等。
给技术骨干找顾问，如颤振请陈基建、张桂联教授和苏联的强度专家；风洞请马明德教授；气动请张桂联、罗时钧教授。方式不是像现在的评审会，而是专题专问的方式，效率很高。我们的疑难问题经他们一指点立刻就解决了。”
徐舜寿还请有经验的车间工艺员系统地给设计室人员讲工艺知识。他认为，一个设计员必须熟知和掌握制造工艺，才能做好设计。他常常对设计人员说：“一个好的设计员首先必须是一个好的工艺员。”
在型号研制过程中，他对飞机设计室的“专家”提出的要求是：在某一科技领域内有较高的理论修养，熟练掌握各种计算方法，在理论发掘和应用上有较高的造诣。按照这一思想，他不仅自己主动学习和掌握先进的航空科学技术，而且组织设计室的“尖子”、“苗子”一起学习。
在培养设计队伍的同时，徐舜寿密切关注着世界航空技术发展趋势。他针对中国飞机设计的需要，结合当时的现实条件提出了一些前瞻性课题，很快在设计室建立了相应的专业。其中像颤振专业、计算机专业是在设计室创建初期建立的。顾诵芬院士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