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和日本的社会经济和精神文化转型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到有一种适应和促进企业家精神成长壮大的制度和文化土壤的形成。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不乏发展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因子，但有没有得到制度和文化的土壤又是另一个问题。再好的因子 （种子），如果没有肥沃的土壤，也难成就参天巨树。那么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这样的制度和文化土壤又是如何呢？
一、轻商文化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束缚
笔者认为，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民族工业的振兴，离不开一支有刚毅“魂魄”的企业家队伍。而这个“魂魄”就是代表中华民族时代文化主流的企业家精神。从几个世纪之前开始，中华民族就面临着一个企业家锻造工程，一个社会精神转型的工程。今天，这个工程还不能说业已成就。按一些学者的说法，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需要一支强有力的企业家队伍来统领经济增长。而面对着企业家数量短缺、企业家精神缺位的现实，造就这样的队伍，更是一个浩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无形工程的意义，一点也不亚于“三峡工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之类的有形工程。但是，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成长在历史上一直面临着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制约。而这正是今天我们需要认真地加以清理的。
中国的文化中有一种鄙视商人的成分。古往今来，在中国经商办企业的难处不仅在于经营上的困难，还有来自社会的打压。鄙视商人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曾大行其道。当然，这样一种文化真正形成还是在西汉以后，儒家思想中，有利于巩固皇权统治的因子被弘扬，而体现在儒学中的原始商业精神的因子被偷梁换柱地贬弃了。于是，中国社会上就有了无商不奸的观念，这个观念仿佛形成一个“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家群体的涌现。这和欧洲宗教改革之前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情况一样。
中国历史上不乏技术发明家，却少有人成为企业家，他们没像爱迪生那样，用自己发明的技术发展出自己的企业。中国历史上也不乏资本积累，和企业最容易联系到一起的是金钱，中国历史上有万贯家产的财主不计其数，但也是少有人发展成为企业家。而在西方，靠圈地掠夺成财主，很多人也成为企业家了。中国历代从政的人，很少有商人出身的。只有一个人，但在历史上却一直被打压，那就是商人出身的吕不韦。吕不韦从商，富可敌国，然后由商入仕，曾是秦朝真正的统治者。某种意义上说，他对秦朝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下场很惨。而且历史上一直被贬斥和丑化。这可以说是中国存在轻商文化的有力佐证。然而，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吕不韦当时可以入仕为官，可见商人还没有太被鄙视，况且战国时还有陶朱公由仕入商的美谈呢！所以说，轻视商人那是后来的事了。
可以说，历史上技术和资本在中国都不缺，但并没有发展起发达的商业文明，没有锻造出一个企业家的阶层。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没有创业的文化动因。社会上没有支持经商的“场”。在当时的社会看来，只有为官才是正道，只有务农才是本业，这个观念起了很大的导向作用。鄙视商人不仅来自社会，而且来自商人自身。中国的商人挣了钱以后，多半有“置田”的情结，这种情结反映了他们对土地的一种眷恋。晋商、徽商的大户，在经商发达以后都购置了大量的土地，这也反映了他们的价值判断。
中国的民间文化也是对中国存在轻商文化的佐证。中国有文武两大财神派系，恰恰都是政治的或军事的代表人物。文财神有两人，是比干和范蠡，两人都出身官员。范蠡虽经过商，却是由仕入商，严格来讲出身还是官员。武财神也是两个人，一个叫赵公元帅，是军人；一个是关公，还是军人。他们两人也都是官员，虽说关公在民间时贩过枣，也不过是维持温饱生计而已。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讲义气、讲公道，因为经商需要有讲义气讲公道的德行。他们是道德的化身、政治的化身、武力的化身，恰恰不是财富的化身。尤其是近代，民间信仰的财神主要集中到关公身上，或许和晋商在中国的影响有关，但笔者认为也可能与中国近代的制度和文化土壤有关系。应该说军人属于政治范畴。军人和政治家眷恋战争，是因为他们要解决财富的再分配问题。战争往往是财富的大转移，也是财富的再分配。中国近代历史上把象征“义”的化身的军人尊崇为财神。可见，社会文化并没有把财富之神定位在财富的创造上，而是定位在财富的分配上。中国的财富英雄是那个年代中国政治和中国伦理的化身。
中国的职业排序是：仕、农、工、商。仕是第一位的，就是财神也是“仕”在做，所以中国始终是官商大行其道。特别是到雍正正式排序仕、农、工、商以后，从商为末就更为确定了。因而晚清期间的商贾之家，赚了钱有了出息，多半也要捐个官衔，以提高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贴上标签，至少在原始文化形态那里，并没有设定中国文化是属于哪个阶层的。孔子教育学生，是很重视素质培养的。学生都要学会“六艺”，懂了六艺，干什么都行，不见得非要去做官。但是，中国过去的统治者们最先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祭起来，为巩固他们的政权服务，然后给中国文化贴上“仕”的标签，把传统文化视为“仕”文化。这样，商人被排除在传统文化主流之外。在“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之下，官被贴上了神圣的光环，商人则是最低一等。
关于“商人”一词的来历有一种传说也耐人寻味。说是“商人”最初是周朝人鄙称商朝人的称谓。“商人”这个词起源于商朝被周朝灭了以后，遗老遗少们实在没着落了都去做生意。所以古称之为“商人”，有一种鄙视的感觉。“商人”往往是从政不遂，报国无门，又不能掌握像土地这样的生产资料，只能做做生意的人。有学者说，商人成分不好已被定了两千年。
近代以来，企业家群体的短缺与传承几千年的“文化场”有关。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有过企业家，但并没有被我们民族进行很好地塑造、歌颂或者包装。中国的企业家在历史上被冷落了，这一点在西方是绝然不同的。比如张小泉剪刀，是个带有国粹主义的知名品牌。“张小泉”的名字带着那么浓厚的乡土气息，不假斯文，恰恰体现了品牌的民族性。所以，名牌的定义，远不只是功能和品质，而且蕴育着一种民族精神。在这个名品牌诞生之前，首先诞生了张小泉和他的创业精神，他的精神恰恰是中华民族非常可贵的品质和精神。正是由于中华民族这种创业、敬业、精益求精的可贵品质，塑造、打造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品牌，这个品牌又支撑起一个企业。然而，对这个老字号的企业，现在的年轻一代可能已经根本不在意它了，而且漠视了它在历史上的辉煌。实际上是凝聚在张小泉剪刀上的可贵的民族精神和可贵的企业家精神被流失了。相反，瑞士的职业军人精神融入社会成为企业家精神以后，诞生了今天仍然响当当的瑞士军刀系列产品。它的经济成果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使人们对瑞士军刀的十字徽记肃然起敬。这就是崇尚商业和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文化所创造的不可估量的价值。类似这样的企业和企业家，中国曾经有很多，后来都被历史给淹没了。比如中国近代化工的鼻祖侯德榜，创造了三角牌烧碱。这个名品牌背后是一种民族精神，是一种中国要有自己民族工业的拼搏和自强精神。可惜的是，这种精神并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同和塑造，就像张小泉剪刀没有成为瑞士军刀系列产品一样，侯德榜的公司也没有成为中国的“杜邦公司”。对于企业家的短缺和流失，应该反思一下我们重仕轻商的“文化场”。
二、制度的缺陷对企业家精神成长的扼杀
除了文化原因，扼杀中国企业家群体成长的另一因素则是制度上的缺陷。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不能笼统地讲中国文化具有轻商的特质，轻商文化并不是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轻商文化的形成与历史和时代有很深的关系，但绝不能完全归结于文化的总体特质。我们不能把历史的某一段反映出的真实，扩展为一种整体的真实。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长期以来，我们在找寻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时，走入了否定传统文化的歧途。
应该看到，中国文化在总体上是覆盖仕、农、工、商各阶层的，并没有因阶层变化而变化。比如儒家文化倡导的就是一种在各阶层中尊崇的价值准则，儒仕、儒商、儒将、耕读传家都可成为儒家尊崇的人格典范。子贡是孔子的学生，如前所述，孔子对子贡评价很高。孔子因为子贡做了好事，别人奖励他钱他不要，就痛骂了他一顿，觉得子贡把风气带坏了，他认为该你得的你不要，结果以后人人都不会去做这样的好事了。社会没有鼓励做好事的动力是不行的。他的另一个学生子路在路上看到一个人掉在水里，快要淹死了，就下去把他救上来，这个人牵一头牛给子路，感谢他救命之恩，子路接受了。孔子知道了很欢喜，赞叹子路说：从今以后，人有急难的时候，勇于救人的人就多了。为什么呢？因为被救的人一定要感谢，救人的人还要接受感谢，这就会鼓励大家都去救助灾难。其实我们祖宗一直在强调合理谋利，至少在原始儒学那里是这样。中国的原始文化从来就不排斥谋利，不能断定中华文化的血脉和根基里有轻商的文化因子。轻商是后来的统治者用偷梁换柱的手法强加进去的，并非原始文化所具有。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认定了传统文化和宗教中有能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因子，而加以弘扬，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企业家精神的确立。日本资本主义兴起时，同样认定了传统文化和宗教中的积极因子，同样加以发扬光大，从而使日本成为亚洲最早确立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国度而走向强大。如果中国近代的社会变革中也重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子，正如******同志指出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继承，而不是简单打倒“孔家店”，充其量只能对“孔家店”进行装修，那么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现代企业家精神也许早就显示出其灿烂和辉煌了。
另外，轻商也只是中国历史中的一段而不是全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商业发达的时期。轻商与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地位而实行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制度有关，制度的原因和文化的原因不能等同。历史上的轻商文化，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方面的灌输和制度上的强化以及利益上倾斜有关。中国有四大发明，其中至少有两项发明甚至在当时就可以工业化，比如造纸和活字印刷。蔡伦的造纸、毕升的活字印刷，绝不仅仅是实验室的东西，应该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发展成为一种行业，但实际上都没有产业化。这与制度上的缺陷有必然联系。
从历史上看，由于汉代以后，两千年来一直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结果使得中国的商人和政治有一种天然的疏离性，而西方商人的进取行动是在政治力量的强力推动下进行的。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商人从历史上就是与政治相背离的。中国社会是以大陆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对商业的依赖性不强，憧憬“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统治者不喜欢由商人来打破他们生活的宁静。海洋文明却只能靠贸易来获得生活的自足，商人与政府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西方商人的进取行动，要么靠坚船利炮，由政府军队打头阵，开拓海外市场，打进去后商人跟进去；要么牧师打头阵，文化侵入以后商人跟进去。文化能进入就文化进入，文化进不去，就靠坚船利炮。这是西方当年“走出去”的国家战略的内涵。回想一下，中国的几大宗教中，确实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佛教是请进来的，道教是土生土长的，******教是传进来的，基督教则是打进来的。历史上，中国的远洋船队没有商业目的，只有纯粹的文化目的。郑和下西洋就是一例。不像哥伦布的船队满载的是一批淘金者。在西方，商人、政府官员、传教士一开始就绑在了一辆战车上。正因为在中国商人与政府有天然的疏离性，所以现代商人出现了这么一个现象：要么时刻准备着丢开算盘去从政；要么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生意经。
在整个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中，政治制度设计的就只是对文治武功的尊崇，而对经商济世却是千百年来没有从制度上予以肯定。虽然西汉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写了《货殖列传》一卷，并于文中大声疾呼，世人都追逐富贵利益已久，即使用老子美妙的理论广为宣传，也难以感化人心，因此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教诲他们，又其次是整顿他们，最下等的办法是和他们相争。司马迁作为一个很有才干的学者、政治家，在他写《史记》的时候，已经彻底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了。因此他的政治观点只能在编写史书中抒发，借古喻今了。然而，他所批评的那种对待商业的政策制度，还是在他所处的年代以后逐渐发展成了禁锢中国长达两千年的错误的政策制度。
在西汉以后的两千年中，统治者真正用顺其自然的态度来发展商业经济的几乎没有，最多的政策制度恰恰是“整齐之”和“与之争”。用现在的话来说，扼杀自然而然的经济发展是整个社会的主旋律。以致于把原始儒学中那些主张发展经济和合理谋利的思想也全部封杀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种灾难！
三、从近代商帮的兴衰看中国企业家精神生存的土壤
我们可以追溯一下历史，看看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土壤对企业家精神的兴衰存亡到底有多大作用。无论如何，以晋商和徽商为代表的商帮文化都是中国商业史上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但这种遗产终究还是成了时代的殉葬品。
关于晋商，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先生曾有过一个经典的评价，他说：“鄙人在海外十多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吾有些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而晋商，其实不过是曾经有一批农民，他们处于人口稠密、土地贫瘠、自然资源十分匮乏的黄土高原，为生活计，在明末清初，他们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转型时期，果断地放弃了千百年来祖祖辈辈固守着的土地，背井离乡，弃农从商，从事长途贩运。在以后的几百年中，正是这批转型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子孙终于抓住了社会转型的机遇，一跃成为富可敌国的巨商，并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金融奇迹。这就是在历史上曾经独步中华、称雄几百年的晋商。我们不能不记住晋商———那批首先从农民的母体中裂变出来的新经济英才，那批重塑社会结构的弄潮儿。这批脱胎于农民的晋商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群体和现象。他们曾经梳理了绵延几万里的商业血脉，调动了上亿两白银，开辟了中国金融业的先河。
晋商的崛起，靠的是他们抓住了社会转型的历史机遇，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和商业准则有机结合起来，开创了“走西口”的企业家精神。在这样一种创业精神支撑下，晋商崇山峻岭不避其远，天灾人祸不避其险，表现出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风貌；再则是讲职业道德和信用。一直到民国时期，晋商始终视商业信用为生命。清政府垮台时，晋商宁可让自己为政府垫付的税赋付诸东流，也不失信于自己的客户。这些都是晋商终于取得了辉煌的成功的因素。应该说，晋商所开创的这样一种企业精神完全可以和西方宗教改革以来开创伟业的新教伦理相媲美。
但是，晋商后来竟然衰落了，在中国的另一次转型中败落下来，并上演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幕。其实，那不仅是晋商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他们发端的民族金融业，用信用创造了无数财富，终又因在社会再一次转型的****年代中，为了誓守信用而断送了他们用血汗铸就的伟业。后来，人们在研究晋商衰落的缘由时，归结于他们没有及时跟上改革步伐，笔者不这样认为。实际上，晋商已经得了商道，他们在最后的关头守住了信用，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中他们自知无法存活下去，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慷慨就义”，把最后的钱财散尽，留下了千古美名，这是何等的精神！
他们是历史上继陶朱公之后又一批大写的中国商人。尤其令人荡气回肠、感慨不已的是，即使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他们也没有因利忘义，放弃自己固守的商业信用和道德准则。关公，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忠义守信的化身。晋商足迹所到之处，所有的山西会馆之中，都可以看到他们供奉的保护神———关公。而他们也确实用自己的行为履行了忠义守信的准则，丝毫也没有玷污他们所供奉的正义化身———关公。晋商用自己可贵的商业品行，洗刷了中国人历来固有的无商不奸的旧观念。他们用最悲壮的落幕，为自己圆满地画上了句号。在1930年蒋冯阎大战时期，当时残存的最后一批山西票号，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战之前，山西发行了一种晋钞，结果战后晋钞贬值，一下子跌到了25元晋钞才能换1元新钞。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山西票号义无反顾，宁可自己倾家荡产，也坚持让储户以1元晋钞兑换1元新钞。这种自毁成仁、杀身取义的气节，应该说，在中外商业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终于，诚信的晋商成了权变制度的殉葬品。晋商没有像东印度公司那样，随着整个社会而步入工业文明。他们之中不少人破产后又告别繁华都市回到祖先起步的家乡，重新融入农村的土地。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晋商终于成于文化转型，而败于制度转型。那么，历史上这最为悲壮的一幕给我们留下什么启示呢？文化观念的创新，企业家精神的创立，那只是实现社会转型的条件之一，远不是条件的全部。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那么无论再新的观念，再好的企业精神，也都无济于事。它们会在转型的社会动荡中，显得那么的脆弱和无助。所以，当社会步入历史的转型之中时，最为珍贵的是文化观念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只有当二者兼备时，成功的历史转型才可能实现！然而，在近代，这样厚实的社会土壤终究还是没能生成，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也只能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