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期， 重大型号直×直升机要立项研制卡在总体方案和旋翼系统上， 首当其冲的就是总体设计技术， 总体方案颠覆了型号将全军覆没。根据我们的经验和技术水平， 要按使用要求的指标靠我们自己搞出该型机， 上级领导机关普遍认为目前我们不具备这种水平， 为此要求抓紧与俄罗斯合作搞先期方案设计， 解决总体方案这一关键， 但经过一年多的谈判就是达不成协议， 最大的问题卡在费用上， 对方要价上千万美元， 而且似乎毫不松动。我们内部也多次进行分析测算， 认为一个先期方案最多值150万~300万美元， 要上千万美元， 大家几乎都认为是敲竹杠。这种局面僵持了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真是心急火燎、一愁莫展。自己搞， 主管部门不相信你的水平， 我们自己也心中无数， 如此型号得不到批准立项， 就会让你继读进行预研； 对外合作吧， 又都认为最多值300万美元， 否则就很不合理。在这种状况下谁也不愿意充当“出卖国家利益”的角色， 宁“左”勿“右”的气氛时时显现！ 但如果继续僵下去， 不仅会失掉当时对外合作的好时机， 还会使其他的合作项目难以展开， 而且很有可能将型号立项的事吹掉， 如果出现这种结果， 将是对我国直升机行业又一次致命的打击！ 时间不是耽误5年， 很可能是两个5年计划， 直升机行业又会进入休眠期。业内人士都知道， 过去的“六五”、“七五”、“八五”3个5年计划国家给直升机的投入总共才11亿元， 还无建设费， 而直×一个型号总投入将超过100亿元， 这对直升机行业意味着什么谁心里都很清楚！ 丧失这一机会就等于犯罪？ 我感到事情重大， 于是我向毛德华总师汇报了我的担忧， 毛总有同样的忧虑。他让我单独向陈丹淮部长汇报， 陈部长完全听了进去，他说：“不是很快要开两总会吗， 到时我也去。”
1994年5月10~13日在602所召开了直×第二次两总会议， 陈部长亲自到会。他在会议期间专门召开了一次602所副总师以上的技术干部座谈会。他以提问题的方式点到主题。他问：“按领导机关批复的使用指标、技术水平和进度， 你们能不能拿下该型机？”会议许久没有人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记不清是谁说 （大意）： 我们自己也能搞， 但由于缺乏经验和实践， 水平会差点儿， 时间会长些， 也很难保证不出现反复。与会的人大都同意这个意见。陈部长又说：“指标不能降， 水平不能低， 周期不能拖， 你们有把握吗？”又是许久没有人讲话， 这个问题当然不好回答。陈部长又说：“总体是人家的核心技术， 又是型号的龙头，咱们自己的能耐现在还没长成， 你说它值多少钱？ 叫我说， 说它值多少钱它就值多少钱， 等你会了它就不值钱了， 现在从俄罗斯捞点技术已是末班车了， 过一阵子恐怕比西方还难。”一席话让大家豁然开朗， 我听后受到了很大启发， 可不是吗， 你又不会， 你现在缺了它又不行， 你根据什么评判它的价值呢！
通过这次会大家统一了认识， 为了打破俄方的封锁又拟定了一整套对外谈判的“突出单项， 避开型号， 分解关键， 缩小目标， 方式灵活， 不拘一格， 积极争取， 不等不靠”32字方针。从此长期困扰我们的合作费用问题在国内统一了认识， 为以后的国际合作谈判打开了局面。1994年7月我们终于与俄罗斯卡莫夫设计局以894万美元的价格签订了先期方案合作合同， 为直×后来立项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看到今天直升机行业的辉煌， 这一决策的意义怎么评说都不为过， 直升机行业、使用方， 都应牢牢记住陈丹淮部长。
一次紧急行动
1998年4月20日， 星期一， 刚上班， 国防科工委六局总师胡子建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吴总， 告诉你个信息， 最近******主任有个批示， 要求新老机构交替前手头的事要快办、急办， 这对你们要求尽快批准直×立项的事是个机会。”子建的电话是很及时的提醒， 突然使我想到如果等新机构组建就不仅是新老交替、人员变动， 而且对原来的事还要有个熟悉了解情况的过程， 如此关于直×型号立项的事少则拖后半年多则一年也有可能， 如果中间再出现什么变故的话很难预料会出现什么情况。各方面的工作都已按程序完成了， 如果因为机构变动而延误， 岂不是老天爷也在难为我们直升机行业了吗？ 急得我在办公室来回走动， 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这时办公室送来报纸和信件， 我突然想到以朱部长的名义给曹主任写一封信， 恳请总装备部、新国防科工委成立前夕批复直×型号立项， 这样刚好和曹主任的批示相呼应， 一定会产生作用。于是我马上给朱部长的秘书臧铮挂电话， 要求见朱部长有要事汇报， 臧铮说朱部长在京西宾馆开会不能见人。我把直×型号立项的事多么紧急重要和臧铮说了一通， 请他一定帮忙， 臧铮被打动了， 他把朱部长房间的电话给了我， 让我中午打电话找他。等到中午吃完饭我打电话找到了朱部长， 把胡子建告诉我曹主任的批示， 我想以朱部长的名义写一封信促进此事定有效果， 等等， 一一向朱部长做了汇报， 朱部长表示同意， 让我先起草下班时送给他看。下班时我赶到京西宾馆找到朱部长， 把写好的信交给了他， 他看了一遍没作修改便在信上签了字。4 月21 日一早我便将朱部长签字的信送给了曹主任秘书，请他尽快呈送曹主任。5月5日直×型号被正式批准立项， 看来这封信真是起了大作用了。机遇是客观存在， 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是否能够抓住， 有些事情的成败往往就在一瞬之间！ 推动整个行业发展， 使之从此改天换地的型号就此确立了起来， 对直升机行业来说这一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们要深深地感谢胡子建总师。
创篇幅之最的电话记录
“电话记录”是机关办公的主要文件形式之一， 它有规范的格式， 不仅要记录来话的内容， 接话人还要发表意见并呈送领导阅批， 所以用好“电话记录”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1996年7月， 当中航总党组开会决定直×型机定点分工后， 122厂杨守文厂长给我打电话， 当时我不在， 王凤魁接的电话， 我回来后王凤魁将电话记录给了我， 整整记了17 页，大概创下了航空业有史以来电话记录之最。我耐心地阅读了杨厂长的电话。大意是党组开会决定的分工意见他不接受， 你主管直升机， 你的意见起重要作用， 你要替我向党组反映， 我们122厂是直升机的老祖宗， 我们的经验、技术和设施条件是其他厂无法比拟的， 如果这么定点， 我向全厂职工没法交待， 我这个厂长也干不了啦， 我要上告， 等等。杨厂长的电话是意料中的事， 而且如果我是122厂的厂长也会如此， 所以我不仅不怪他， 相反我很理解他，也很同情。本来任何一个决策都是相对的， 绝对正确是不存在的， 但党组已做了决定我们只能服从。
1998年7月， 我在航空昆明疗养院碰上了杨厂长， 那时他已从厂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他还记得给我打的17页的电话， 并说有些话说过了头， 向我表示歉意。从杨厂长口中说出这样的话那是很难为情的。我也跟他开玩笑说：“都说你是茅坑里的石头， 你认可吗？”他很干脆地回答“是！”杨厂长在航空系统是个有办法、有思路、有魄力的厂长， 他承包水轰5项目打了个漂亮仗， 出色的组织决策才干使他一举成名， 不久当了厂长， 为EC120、直9、运12和“汽车一号”工程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122厂的后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杨厂长是个非常直爽的人， 不会溜须拍马。当年航空系统给几个主机大厂的厂长编了个顺口溜， 不妨写在这里共赏： 老实巴交的吴铭望 （ 320 厂老厂长） ， 猴精猴精的侯建武 （ 132 厂老厂长） ， 左右逢源的景德元 （ 5703厂老厂长） ， 又臭又硬的杨守文 （ 122厂老厂长） ， 文质彬彬的邵国斌 （ 172厂老厂长） ， 慷慨激昂的唐乾三 （ 112厂老厂长）。这个顺口溜几乎成了每年企干会上厂长书记们相互开玩笑少不了的话题， 被说到的厂长本人听了也都一笑了之。我感到这个顺口溜编得既诙谐幽默又很形象， 若被人们遗忘了委实有些可惜。这一批老厂长对航空工业的贡献， 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
“中国直升机国际研讨会”产生的背景
“中国直升机国际研讨会”从1997年召开了第一届会议， 至2005年已经召开了5届， 2007年是第六届。每次会议由航空部门主持， 国内有关政府机关、使用部门、直升机的有关研制和生产制造单位参加， 国外各大主要直升机公司也都派人员参加。会议主要对中国和国际直升机市场及世界直升机技术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和分析， 会后出版论文集发给各方， 会议对宣传直升机、交流信息、切磋技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所以会议至今每届必开， 有着很强的生命力。那么是哪个单位首先提出要召开这样的会议？ 创建它的背景和目的又是什么？诸如此类问题恐怕知道底细的人很少很少， 因为期间经过了若干次的机构变动。作为发起此会的当事人， 趁此机会补上这段历史， 应该有些意义。
事情是这样的： 平时工作中， 经常收到国外五花八门的各种会议的邀请， 其中不乏直升机的有关会议。受此启发， 1996年下半年我一直琢磨一个问题， 即世界上直升机界每年都召开若干次专门会议， 而且与会的国家和人员都很踊跃， 效果也很好， 那么能不能由我们发起在中国召开有关直升机的会议呢？ 一来扩大宣传提高我们的知名度， 二来听听国外直升机界对我们是什么看法、有什么建议， 同时进行技术切磋、广交朋友。我把想法和当时直升机公司的领导班子商量， 大家都很赞成。于是我们初步制订了计划和程序： 两年为一届， 1997年夏天为第一届。第一件事首先发函国内的主要直升机用户和国外的各大直升机公司征求他们的意见， 以便试探虚实， 很出乎意料， 反馈的信息均表示支持， 尤其国外热情更高。第二件事向中航总和国防科工委领导报告， 结果他们也都表示同意， 中航总领导还要求国贸局积极协办。第三件事就是会议的经费和筹备工作。经费问题我们参照国际会议的通行做法， 即向国外公司收取会议费3000~5000美元， 多交不限， 而且食宿费、交通费自理。国内单位不收费， 食宿费、交通费自理。结果波音公司、贝尔公司、西科斯基公司、欧洲直升机公司、阿古斯塔公司、韦斯特兰公司等， 共汇来将近3万美元。会议定于1997年8月在武汉召开， 各方在会议上的讲话和论文要提前两个月发到中国直升机公司。由于各方的支持， 第一届“中国直升机国际研讨会”于1997年8月20日在武汉按期举行。会议由国贸局汤小平主持， 会务及秘书工作由直升机公司负责， 刘高倬副总经理代表中航总做了开幕报告， 湖北省孟庆平副省长、武汉市张代重市长、武汉市韩忠学副书记、中国民用航空局沈元康司长等领导也参加了会议。国内各主要领导机关、使用部门和各直升机厂所的领导也都到会。国外各大直升机公司均派了副总裁一级的人物到会， 发表了很有见解很有价值的讲话。会议是在我们租的一条船上从武汉到三峡再从三峡到武汉的路上结束的， 气氛之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在会议召开前夕， 直升机公司负责整个会议组织联络工作的王凤魁告诉我， 说韩国三星公司要求参加会议， 并许诺按要求补交会议费。后来实在来不及安排便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最后我们核算下来， 交来的会议费略有剩余。这次会议的创办， 我认为可给我们的工作和思路提供很多可借鉴的东西， 属创造力的范畴， 此会切莫断档。
“中国直升机协会”的流产
记得可能是1996年年初， 南航的高正教授赴美国参加世界直升机协会年会回来找到了我， 说中国台湾参加了世界直升机协会， 高教授还把台湾直升机协会出版的一本刊物送给了我， 刊物上登载了一幅世界直升机协会会长颁发会员证书给台湾直升机协会会长的大幅照片。高教授提议我们也应成立中国直升机协会并择机加入世界直升机协会。高教授的提议提醒了我， 可不是吗， 中国台湾没有多少直升机工业都成立了直升机协会并加入了世界直升机协会，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 这虽然不像联合国， 不能我们去了驱逐别人， 但起码我们不能落后或者两岸联合成立一个“中国直升机协会”岂不是更好！ 所以成立“中国直升机协会”不仅可提高我国直升机行业的知名度， 而且还具有政治意义。高教授同意做大陆和台湾直升机界的联络人。
经过一定的准备后， 1996年6月17日， 我带着王凤魁专门向王昂副部长做了汇报， 王副部长认为是件大好事， 中间还打电话把国贸局的谢英春叫了来， 让他协助我们一起办。王副部长希望首先和台湾直升机界联系上， 争取双方成立一个“中国直升机协会”加入世界直升机协会， 并要及早向民政部汇报， 抓紧起草章程等有关工作。
有关的具体工作主要由王凤魁负责。记得1997年的“中国直升机国际研讨会”， 台湾还派了两个人来参加， 他们希望派人到大陆考察并讨论此事。到了1998年不知何故， 台湾方面的态度有些冷淡， 再加上******体制机构要大变动， 航空要组建两个集团， 人心不稳等因素， 成立“中国直升机协会”的事便被冲淡， 不久便彻底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