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忆起此事， 感到十分惋惜， 如果当时抓紧时机， 动员更多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说不定这个协会已经成立起来了。果真如此的话， 今天的中国直升机行业更要刮目相看了。
后记
中国直升机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春天， 而且阳光明媚灿烂， 给人们打开了非常美好的想象空间！ 每当我到达直升机研制现场时， 不由得激动万分， 不是一年两年， 而是几个月的变化就令你惊叹。在这种时刻不由得使你想起了过去的许多许多……中国直升机能走到今天， 概括起来得益于改革开放、国际合作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得益于领导机关的支持和关怀， 尤其是军委******副主席、李景副总参谋长， 国防科工委叶正大、谢光主任等高层领导； 还有当年帮我们审查批准直8战术技术要求的空军司令部科研部参谋李安东和后来的何金柱， 海军的高世良、徐干泉、陈植， 海军航空兵的彭凯、胡浩等同志， 都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了大力的帮助和支持。陆军航空兵是我们最大的也是最贴心的用户， 从陆军航空兵领导曹天臣、李希元、朱清益、马湘生到田宝贵、贾伟建、尤军、文裕武、温清澄等同志， 按李希元司令员的说法， 我们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去年一天我在菜市场买菜， 突然听到有人对我喊：“老伙计， 老伙计！”我回头一看， 原来是已退休的陆军航空兵李希元司令员， 那股子亲切劲儿， 说实在话， 我不由自主地滚出了泪花， 当年一起工作的和谐愉快滋味油然而生， 那是一种难以忘怀的友情。
还有当年国防科工委的谢茗苞、张国志、王政礼、胡子建等同志， 他们不仅是我们的领导， 更像是我们的朋友、参谋顾问， 很多重大的主意都出自他们。当然我们还有幸遇到了一批开明有水平的部、总公司、集团公司主管领导， 以上都是我们直升机行业能有今天的根本条件。
直升机行业能有今天的局面， 我们还要感谢诸如王适存、张晓谷、高正、郭泽弘、张呈林、张增昌等一批教授专家， 是他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直升机人才， 为我国直升机行业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骨干， 他们中的大多数现在仍然在我们关键的时刻帮我们咨询把关， 他们是我国直升机事业得以发展的知识宝库。当然最辛苦的承担巨大风险的是在一线工作的人们，他们几乎没有星期天节假日， 如果论功行赏的话， 他们当属第一功臣。
中国直升机行业今天的大好局面实属来之不易， 但就规模和能力而言， 我们仍然没有摆脱王适存教授所说的“少数民族”的地位； 就技术水平而言， 我们要对世界直升机界说“不”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相信在一代代直升机人的努力下， 中国直升机行业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国人对我们充满着期待……
情深航空工业
———对若干重大事件的回忆
严慧发
“八一三”日本鬼子入侵上海时， 我才5 岁多， 爸妈拖着我们从杨树浦走到法租界避难， 怕的是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但到了那里也不太平， 听说那里的大世界游艺场遭到轰炸。不久为了上学又回虹口来住。1949 年解放不久， 表兄周辛吾 （他是我革命的引路人）介绍我和他弟弟周剑发经上海四区工会推荐到华东空军机务处报到。主考人王崇廉在口试后说， 你俩都是中学生， 又能识得英语， 可以去市内空军器材库清查航空器材， 一到即能工作。我俩一听就说， 我们是想学习飞机修理， 有了技术以后吃饭没有问题。老王听后哈哈大笑地说， 现在是新社会了， 还怕吃饭有问题？ 好吧， 尊重你们的意见， 就去大场飞机场空军21厂吧。就这样我们参军了。由于航空工业发展的需要， 1952年空军21厂就改编为航空局511厂， 1954年该厂特设车间合并到太原221厂， 我就被调到航空局总调度室工作， 一直干到1997年12月批准我离职休养， 干了整整48年。之后受领导指示， 协助总会计师池耀宗同志组建航空证券公司， 以后张洪飚同志又让我在管理与港商合作的航空基金办公室工作5年之久， 累计工作53年。由于自己缺乏财经工作经历， 即使勤勤恳恳一心想为航空工业多挣些钱， 为领导分担一些， 但要和一些贪得无厌的奸商相处实在受气， 不但自己要打肿脸充胖子， 还得劝导别人为了航空工业的利益要忍着、忍着。有两次陪同孔令芬处长 （现为局领导） 去香港高等法院出庭， 最终都赢了， 非常体面地为航空工业扬了眉吐了气， 但我们工作人员的苦衷有谁能懂。然而航空工业有11个企业都从航空基金中取得了许多利益， 改善了企业的面貌， 我们个人虽然遭到一些伤害， 心理上也能得到安慰。今年正值航空工业60周年的好日子， 特别是近期又报道我国新一代战斗机升空的好消息， 标志着我国的航空技术又向前大大地跨进了一步， 国家的国防力量又有很大的增强， 大家都很高兴！ 我们自己能在这个队伍中成长并干了一些有意义的事， 回忆起来也很值得。
空军21厂主体在上海大场飞机场， 在市区内有座仓库， 发动机部分放置在那里。我进厂后分在“蚊”式机修理组 （该机是加拿大造的木质结构攻击机）， 我们吃、住、工作、学习全在大场机场内， 机场外四周是荒野、耕田， 农户也少见。当天晚上在宿舍里碰到中学同学何剑勇 （后任511厂总质量师） ， 练习生队已有30多人。来这里的都是工农子弟， 聚在一起很热闹， 组织上还指派专职队长管理。工作班里师傅大多是国民党时代飞机修理人员， 知识很丰富， 对我们年青战士很热情， 白天讲航空原理、飞机和发动机构造等课程， 晚上安排政治课以及给一部分文化低的同志补文化课。我和何剑勇等同志兼任班长及文化辅导员。这里和军校、部队的生活一模一样， 早上由队长带队出操训练， 夜里持枪、棒站岗。最为高兴的是给我们发放军服， 大家都为成为响当当的战士而感到自豪。开始两周， 周六穿着军服回家的人特别多， 当时也有一位同志觉得发的大沿帽不如国民党空军的神气， 就不客气地将帽子内原来圆形的纲丝折成椭圆形， 前沿还向上略翘。结果回家时在北四川路被纠察队查到，关了2h禁闭， 还通知我们保卫科去领人。这一下惊动了领导， 要给我们这些新战士严肃军纪， 加强纪律教育， 认识到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两者的本质区别， 加强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不久发生了一件令人悲痛的大事， 也是给我们干航空事业的人上了一堂终身难忘的课程。1949年11月中旬某日， 组长通知下午要将修好的一架“蚊”式机和江湾机场的一架“蚊”式机共同转场。大家很兴奋， 也很紧张， 因为当时敌人飞机经常来侵扰， 生怕在转场中遭到敌人空中偷袭。下午3时， 我们将飞机推到跑道边， 小组十几位同志都站在飞机旁，两眼望着东边江湾机场， 等待那边飞机上天， 这里就可以跟随共同北上。过了3 时40 分，天空仍然晴朗也无空袭警报， 但大家开始有点儿心焦。再过一会儿， 忽然东边天空中冒出一大股又黑又浓的烟雾， 给人带来一种不祥的预兆， 忽而从中喷出了一片通红的火光， 大家顿时觉得大事不好！ 我们看到站在前面的许锡缵副厂长和魏任之组长 （西南联大航空系毕业，后为南航教授） 满脸泪水， 急急忙忙跨上身边的小吉普车就冲出大场机场大门向江湾奔去。在场的人们都呆了， 这时江湾机场来了电话， 说是飞机摔了， 大家只好流着眼泪把飞机推回机库， 垂头丧气地回到宿舍。听老师傅们说， 飞机失事不外乎3种原因： 一是飞机有质量问题； 二是试飞员操作有误； 三可能有敌人破坏。但这场事故始终没有最终结论， 最为痛心的是一个优秀的飞行员王玉珂牺牲了 （在上海江湾五角场留有一个纪念王玉珂同志的纪念碑）。第二天小组反复检查我们已经修好的飞机是否有什么问题， 最终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但这件事给我们从事航空工业的人来说， 上了一堂深刻的“航空产品质量第一”教育课。
此后敌机来上海侵扰的次数有所增加， 最严重的就是发生了“二六大轰炸”事件。1950年2月6日傍晚， 敌机数次轮番轰炸上海杨树浦发电厂， 给上海市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当时我们这些小青年真是又气又恨！ 恨的是国民党太残忍， 在战场上屡打败仗， 只会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下毒手， 算什么本事！ 气的是我们身为空军战士却对空中敌人无能为力， 还躲在防空洞里。这时有人说， 我们没有资格在防空洞里！ 老百姓没有办法，我们是空军战士， 回宿舍去讨论。于是大家回到宿舍里， 有同志说， 光生气有什么用， 我们修的“蚊”式飞机上去打， 也打不赢。有的同志不服气地说， 打不赢也应该上去拼， 不能让他们肆无忌惮地丢炸弹。当然这都是发发牢骚而已， 但这事会牢记在我们心里， 仇总是要报的！
在“二六大轰炸”之后， 空军21厂广大职工接受组织交给的突击抢建大场机场的基建任务。上级领导决定调华东空军机务处政委邓永清同志担任厂长， 限于年内完成机场的设施改造以及跑道的加厚伸长等任务， 并派机务处大量干部和21厂广大职工共同完成。工厂为了今后新发动机的修理任务， 此时正在市区汇山路仓库集中组织学习、轮训工作， 同时工厂还要派出一批技术维修的职工和学员分赴华东地区一些机场担负机场设施的管理和维修工作， 任务很杂， 也很重， 整个工厂都忙碌了起来。
这里只能讲述我们在抢建大场机场主战场中的一个极小的侧面。当时这项任务的保密程度极高。我记得两句话： 不该知道的连问都不问， 你知道了的也不能随便说。练习生队分赴各工区工作， 剩下我和4位同志在机场大门马路旁搭一棚子， 门口置一张桌子， 安一个内部电话和各工区联络； 地上铺两张床板晚上睡觉用， 大小便在后面农田挖个坑就地处理， 名为车辆服务队。整个工程的运输量很大， 由军区部队后勤部运输连负责。他们对机场内地形和工区不熟悉， 就由我们服务队在机场门口按照工程需求领送司机到各工区， 卸料后再引导出机场。最初3个月任务特别艰巨， 有的车还有带走废料的任务， 经常会遇到陪送人员在机场内时间过久、人手不够的难处， 这时我们就只能用工区的自行车先骑车出来， 再接外来的汽车。机场内工区多， 面积又大， 我们也常领错， 司机当然不高兴， 好在大家都是战士还能谅解。我们每天的生活除晚上10时睡觉和早上7时吃早饭有保证， 其余时间都是见缝插针，有空就吃， 有活就干。星期日是没有的。我家就在上海， 而我那7个月只回过两次家， 还是急去急回。那时生活全在大门口的帐篷里， 当然也很热闹， 仅在服务队就足足干了4个月忙忙碌碌的向导任务。当土方建设告一段落， 门口的联络任务就少了， 因此服务队任务也少多了， 于是我们被分配到各个工区工作， 终于在1950年9月初就提前3个月胜利完成机场改造的全部工程。国庆节前在上海市区海宁电影院由邓永清厂长作总结报告， 表扬了一批工程建设中的有功人员， 其中练习生的接待组也以工作出色、干劲十足受到大会表扬。此后大场机场与空军21厂也就彻底分开， 连我厂许副厂长想进去看看我们原先修好的飞机也不被许可， 机场干什么用也不清楚。解开这个秘密的一天终于到了， 这也是给建设大场机场的人们送上的最好礼物。1951年4月的一天傍晚， 上海又拉起了空袭警报， 我和一个同志正在大场机场外散步， 讨论建团的问题， 听到机场上有两架飞机起飞， 升空的速度极快， 爬升的角度很大， 与我们以往常见的情况不同， 好像没有见到螺旋桨。在好奇心驱使下， 我俩想再看看， 就继续向前溜达。过了约有20min， 从空中听到有飞机响声， 抬头一看飞机速度小了，在很快下降， 见到尾部喷出通红的火光。明白了！ 这就是在航空概论中讲到的喷气式飞机呀！ 第二天早晨上海新闻广播电台报道： 昨晚有两架敌机来沪侵扰， 被我空防部队当即击落一架， 另一架逃之夭夭。这条新闻顿时使大家又唱又跳， 这下可算是为“二六大轰炸”报了仇！ 大家都觉得自己在抢建改造大场飞机场中流血流汗苦战7个月的劳动没有白干。当晚青年们自发座谈， 高兴得很。工会主席方国华 （长征干部） 文化不高但很愿意和我们年青一代交谈， 鼓励我们尽快为国家生产能战斗的新飞机， 还说“空军、空军， 没有飞机是空的军”， 我们说以后会有的。果然， 1956年9月9日新华社报道了“我国新式喷气式飞机试制成功”的激动人心的消息。
空军21厂在1952年初接到指令要迁往南京明故宫机场， 我是最后一批离开上海， 10月抵达南京。不久有一批同志分配到沈阳飞机厂和发动机厂， 我留在工厂特设车间为抗美援朝前方修理射击瞄准具。后来， 空军21厂改为航空局南京511厂。
我在航空工业中干了50多年， 大部分时间在北京部机关。留在脑海中印象最深的有3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