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南京近郊，各方征调的大军已达八十余万之多。曾国荃一再向苏抚李鸿章请援，但李鸿章自攻克常州以后，就即不再理会。至六月十五日那天，湘军所掘地道，长达十余里，已达天京中区了。曾国荃以这秘密的大功行将告成，倘被天国识破，势必前功尽弃，因此下令加紧炮轰，免得掘地声给天国听到。这时李秀成正辅助幼主，虽属智勇兼具，忠心耿耿，但从前所占府县，既不能连贯一片，统一攻守，后来却被湘军分别击破，失地日增。在天国晚年，他已早感消极。至此，虽能勉守南京，已无出击之力，此消彼长，彼此的形势已相差太远了。
这日未到午夜，湘军在地道终点，突用大量炸药，轰穿地面。轰隆巨响，好像天崩地塌，大队兵卒由李臣典等率领，涌进天京中心，一时真是火烟遍地，喊声震天。太平天国军事先不防此变，倍觉慌张。急由洪宣娇等保卫幼主。李秀成、洪仁发、洪仁达、赖汉英、罗大纲、秦日纲、陈开、赖文鸿、吴汝孝、古峰贤、陈仕章、吉安瑾等众将领，纷纷四出抵御。而由地道涌上的这些湘军，一部分四面作战，另一部分已由中区攻向边区的城门，守城的天国兵士前后受到夹击。城门顿时失却几个，这时城外清军，如同黄河决口般地蜂拥而入，越进越多。李秀成、洪仁发等混战将近天明，虽把清军悍将如李臣典等杀伤数人，想到自己外无援军，人马越战越少，遂知大势已去，匆促动乱间，碰着几位将领，急忙率领残部，杀开一条血路，向西门突围。
清军当初既已密围天京，何以这时的天国将领还能向西门突围而出？原来曾国荃幕僚们早已熟计妥善，认为地道妙计，攻克天京，已具把握。目的是在破城第一，硬要坚围，势必双方多伤人马；第二是天国败以后，必求生路，所谓困门，自己也死伤必多，因此有意留出西门。其实天国之地，倘若不是被从地道突破，守城实力，还是足够。这时急切逃生，不管任何一个城门，也能突围冲出的。然而，曾国藩的湘军毕竟太庞大了，又早有准备，终使太平军惨败，天京陷落。
“探骊之法，以善战为得珠。”曾国藩之所以能探骊得珠，首先是因为他极端重视战争全局，“从大处落墨”。他从实践中获得了一个重要认识：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曾国藩奉命率军援浙。但石达开七八万人不久放弃了浙江衢州等地，进入福建，朝廷乃三次令他率援浙之师援闽。当曾国藩集结军队，摆开了三路入闽的架势时，太平军却进入了江西腹地。原在吉安的太平军也突围往东，不久，另路太平军则从闽南进入赣南。于是曾国藩在东、南、北三面受敌，不得不把一万多人分为三路，伸出三个拳头，在任何一方都难以获胜。这种被动的局面促使曾国藩不得不深思。
最后，他下决心改变湘军在江西战场上的处境，于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上了一本着名的《通筹全局折》，指出：“就数省军务而论，安徽最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就全局观之，则两利相形，当取其重；两害相形，当取其轻。又不得不舍小图大，舍其枝叶而图其本根；就现在之兵力稍加恢廓，北岸须添足步三万人，都兴阿、李续宜、鲍超等任之；中流现有水师万余人，杨载福、彭玉麟任之；南岸须添足马步二万人，臣率萧启江、张运兰等任之。三道并进，夹江而下。幸而得手，进占十里，则贼蹙十里之势；进占百里，则贼少百里之粮。其于金陵、庐州（今合肥）两大营均足以抽釜底之薪，而增车外之辅。”
时曾国藩目疾甚深，目光甚蒙，难以开视，仍在作战地图前深思熟虑，纵横捭阖。他坚持：论大局之轻重，则宜并力江北，以图清中原；论目前之缓急，则宜先攻景德镇，以保全湖口，先固南岸。
这是曾国藩统筹战争全局的一项重要的战略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他在江西战场上缩回了两个拳头，让自己统领的这部分湘军抱成一团，集中打向赣北，夺回景德重镇，不但立即改变了被动的局面，而且为他后来进军安庆奠定了基础。
对于攻打太平军的整体战场，曾国藩在咸丰九年间也进行了战略上的考虑。
当时，从两湖、赣、皖到江、浙、闽，各省都有太平军在奋力拼搏。太平军与清军的分布，犬牙交错，处处有对垒，时时有战斗。如果不从全局上考虑，只注意防堵追击，争一城一池之得失，虽也可以获一时之利，但战争的发展前景还难以预料。故曾国藩根据“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其本根”的战略原则，把目光死死盯着金陵，盯着金陵在上游的屏障安庆。后来的战局发展，基本上是按曾国藩的这个规划发展的。但这一战略思想和战略部署，一时还不容易被所有的人理解和接受。
曾国藩还不得不作出努力，付出代价。他常说：“我对大利大害，都悉心考究。”他冒着风险，屡次拒绝朝命，虽然确有西防则因未获得地方政权而办事艰难，东征则因兵力单薄而顾此失彼，北援则因路途遥远而缓不救急等主客观因素，但基本原因却是他悉心考究了大利大害之所在，决心“任凭各处糜烂，仍不分安庆兵力”。他甚至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其本根”的战略原则掌握着他，支配着他，使他终于成就了一番大业。
“久战”能胜的主要原因是“心战”
久战，是对抗性的战争，是综合因素的较量，是曾国藩最为关注的。更重要的是，曾国藩讲求“心战”，以“心战”夺敌锐气，养己威势，练就一支能够“久战”的队伍。
他的“心战”首先是“养吾气”。
(1)养吾正气，防其邪气。
对全军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将士深信其事业是“正义”的，其军队是“正义之师”，所从事的战争是“正义之战”。
(2)善吾和气，防其离气。
搞好官兵团结、上下团结、三军团结。治军之道，“要在人和”，“和则一可当百”。如果“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必至于败。
(3)练吾胆气，防其恐气。
练兵先练胆，人无胆气，一切技艺都归无用。
(4)严吾刚气，防其娇气。
“气不自壮，励之乃刚”。军纪必须威严，军容必须整齐，要培养全军的阳刚之气。
他的“心战”其次是“攻敌心”。在“攻敌心”方面，主要是：
(1)谕义夺心。
兵临敌境，应大造舆论，宣传自己出师目的是为了禁残止暴，救民于水火，揭露对方残暴无道，借以瓦解敌方军心民心。
(2)谕威夺气。
未战之前，先大肆宣扬自己军队多么强大，将帅如何英明，装备如何精良，三军如何团结，给敌人以强大的心理威慑。即《尉缭子》讲的“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师散”。
(3)先声夺人。
两军对垒，我方先造巨大的声势，使敌感到强大不可抵御，丧失胜利的信心与斗志。“先声有夺人之心。”
(4)挫敌人锐气。
敌来进攻，我方以精兵强将先拔头筹，挫其锐气。
由此可知曾国藩“久战”能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