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
【原典】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魏无知论陈平曰：“今有后生考己之行，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
【译文】
尽管有良药，如果不对病症，效果不如一般的药物；虽然是贤才，但所干之事不适合于他专长，那么还不如去找平凡人来干。质地坚韧的木梁可以撞开牢固的城门，却不能用来堵住老鼠洞。强壮的水牛不会捕捉老鼠，日行千里的骏马也不能守住家门。价值千金的宝剑用来砍柴，不如斧头好用。三代传世的宝鼎，用来开垦荒地，还不如普通的木犁。面对具体时刻，具体的事物，只要用得适合恰当，普通的东西也会产生神奇的效验。否则认不清锄头、宝剑的特性，干什么都会弄糟。所以世人不忧虑没有人才，而忧虑使用人才的人不知量才适用。魏无知在评论陈平时说：“现在有个年轻人，很有孝德之行，却不懂战争胜负的谋略，您该如何用他呢？”当国家处于战争时期，如果一个人不懂战争胜负谋略，虽有高深德行也没地方用他。我生平喜欢用忠实可靠的人，如今老迈了，才知道药物虽很多，却也有治不了的病。
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
曾国藩十分重视人才问题。他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并说善于审视国运的人，“观贤者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观察军事也应如此。他将人才问题提到了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把选拔、培养人才作为挽救晚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
咸丰十年（1860年）冬，因侵略者侵占北京，咸丰帝避走滦阳热河行宫，朝廷上下乃有迁都之说。京官具奏者甚多，湖北、河南、山西诸省疆臣也纷纷陈奏，众口一声，以为迁都乃当时第一良策。唯曾国藩称，“中兴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汉迁许都而亡，晋迁金陵而存。拓跋迁云中而兴，迁洛阳而衰。唐明皇、德宗再迁而皆振，僖宗、昭宗再迁而遂灭。宋迁临安而盛昌，金迁蔡州而沦胥。只要有忧思勤勉之君，贤劳之臣，迁亦可保，不迁亦可保；无其君，无其臣，迁亦可危，不迁亦可危。我观察历史世事的变化，觉得除了求得人才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可资凭借。”
他向朋友和兄弟们反复说明“国家因为获得人才而强盛，人才存在才能政通人和。想要自强，必须以修明政事，谋求贤才为紧要任务”；“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国家大计，首重留心人才”。世上一切事情都是人干出来的，坏事如此，好事亦复如此。古人云：“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曾国藩是深知这个道理的，因而在人才问题上深具卓识与战略眼光。他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陶铸，是他的“事业”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清史稿》评论曾国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封疆大臣军营统帅遍布全国。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石达开也曾称赞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觏也。”
由于曾国藩对人才问题的高度重视，并且在人才的选拔、培养、使用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他的幕府人才“盛极一时”。容闳回忆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
薛福成把这些人才分为四大类型。第一类是为曾国藩“治军事、涉危难、遇事赞划者”，这有李鸿章、郭嵩焘、刘蓉、李元度、何应棋、邓辅纶、李鸿裔、钱应博、陈鼐、许振、向师埭、黎庶昌、吴汝纶等。第二类是以他事从曾国藩“邂逅入幕，或骤至大用，或入旋出，散之四方者”，这有左宗棠、彭玉鳞、李云麟、罗萱、李鹤章、李翰章、陈兰彬、李榕、王定安、陈士杰等。第三类是因学问渊博而在幕府中做宾客，平时讽谏建议，来往没有规律或是招纳到书局，并没有具体委以公职的人，这有吴敏树、吴喜宾、张裕钊、俞樾、罗汝怀、复燮、曹耀湘、赵烈文、钱泰吉、方宗诚、李善兰、汪士铎、华衡芳、徐寿、戴望等。第四类是“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这有冯俊光、程国熙、陈文坦、洪汝奎、刘世墀、何源等。薛福成仅录了八十多人，不能代表幕府实况，实际上幕僚达四百人以上。重要的如年轻的工程技术专家徐建寅，为曾国藩筹办军械工业组织并带领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出国的容闳，以及薛福成本人都未包括在内。这些幕府人物不少在当时就享有盛誉，有的在后来卓有成就。如李善兰、华衡芳、徐寿是当时着名的自然科学家。俞樾、戴望是着名的经学家。左宗棠是杰出的军事家，后来在扞卫领土完整、维护民族统一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郭嵩焘后来则成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薛福成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郭氏与薛氏都是从洋务派分化出来的我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
曾国藩说：“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慎用”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用其所长，尽其所能。曾国藩以良药不适于病，梁丽之材用于窒穴，牦牛捕鼠、良马守门等比喻，批评用人不当，指出对于人才必须“器使而适宜”，使其特长得到充分发挥。用其所长，这正是领导者的用人艺术。蔡锷对此评价较高，他说：“曾（国藩）谓人才以陶冶而成，胡（林翼）亦说人才由用人者之分量而出。可知用人不必拘定一格，而熏陶裁成之术，尤在用人者运之以精心，使人之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而已。”
“慎用”另一方面的意思是“量才录用”。曾国藩对人才的使用极为谨慎。他认为行政之要首在立法与用人二端。而他生当末世，主要使命是“扶危救难”，维护旧制度，基本上无“立法”之责，而其事业之成败利钝，也就主要在于用人得当与否，故称“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着力之处”。为用人得宜，不致因用人不当而愤事，曾国藩对人总是反复测试、考察。据说，每有赴军营投效者，曾国藩先发给少量薪资以安其心，然后亲自接见，一一观察：有胆气血性者令其领兵打仗，胆小谨慎者令其筹办粮饷，文学优长者办理文案，讲习性理者采访忠义，学问渊博者校勘书籍。在幕中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使用，感到了解较深，确有把握时，再根据具体情况，保以官职，委以重任。
多年来，幕僚们为曾国藩出谋划策、筹办粮饷、办理文案、处理军务、办理善后、兴办军工科技等，真是出尽了力，效尽了劳。可以说，曾国藩每走一步，每做一事，都离不开幕僚们的支持和帮助。
举贤不避亲仇
有些人能够举贤荐能，但都觉人言可畏，不敢用亲；有些人出于私利，举贤不敢用仇。曾国藩之所以与众不同，还在于他能举贤不避亲仇。他的很多幕僚都得到了他的推荐。
曾国藩一生举荐人才甚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他的幕僚。曾国藩幕僚有四百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受过他的保举。可以说，凡为其幕僚者几乎人人都有顶戴，即使不是实缺官员，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名堂，无此资格者反倒为数极少，成为凤毛麟角。而获得实任者，更是直接间接地借助于曾国藩的举荐之力，幕僚中26名督抚、堂官，50名三品以上大员，以及难以数计的道、府、州、县官员，多受过曾国藩的保举，有的甚至一保再保，不止一次。他们所以得任现有最高官职，有的系他人奏保，有的是曾国藩死后循资升迁，有的则完全出自曾国藩的推荐。殆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曾国藩去世时，其幕僚官至三品者已达22人，其中总督4人，巡抚7人，至于道府州县则难以统计。
曾国藩保举幕僚的目的，一是客观实际的需要，二是作为奖励部下、激励奋进的手段。攻陷被太平天国长期占领的地区，如安徽省，人人视为畏途，避之犹恐不及。这样，曾国藩就不得不保奏一批人充任地方官员。同时，曾国藩每到一处，就弹劾不法官吏，又以整顿吏治为念，因此也有许多空缺留给了幕僚，在直隶，从江南奏调大批幕僚北上，待机补缺，一次即达十一员之多，钱应溥、薛福成、吴汝纶、陈鼐、游智开、赵烈文、方宗诚等都是这次调去的。其后除随曾国藩返回江南的钱应溥、薛福成、吴汝纶等人外，留于直隶者均先后补授实缺，既对直隶吏治有所补益，亦为这些追随多年的幕僚找到出路。
曾国藩从军之初，对这一点体会并不深刻，不大量保举，舍不得花钱，因而人们都不愿依附他。如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百分之三。咸丰五年和六年两年保奏三案，合计仅数百人。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三十左右。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主要是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至。回顾往事，亦甚感对不住李元度、甘晋等同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他们长期沉于下位，实与自己保举不力有关。对此，好友刘蓉多次向曾国藩进言，并举楚汉之争为例，曾国藩有所触动。后来，赵烈文又上书恳切进言，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起开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于旧例。
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是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攻占一城、夺回一地或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于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特保多以举荐人才的方式保奏，如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以常州士绅办团坚守危城为由，一次就特保周腾虎、刘瀚清、赵烈文等六员。密保之案则专为立有大功或特别优异的人才个别办理，或专具密折，或夹带密片，如保奏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之密折等。
按照惯例，各省督抚每年年终要对司、道、府、县官员进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实考语，“以备朝廷酌量黜陟”，故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措辞偶尔含混不清，那么就要重新草拟，官员的升迁降黜皆以此为据，战争期间清政府基本上仍沿用此法，虽候补官员奏保甚滥，而实缺官员的补授则非地方督抚出具的切实考语不可。因这些考语是秘密的，任何人不得外泄，所以，这种考核办法及其考语，称为密考。而依照此法保奏官员即称为密保。也正因为这一点，汇保一般只能得到候补、候选、即用、即选之类，而只有密保才能得到实缺官员，所以，曾国藩欲保奏实缺官员，就只有密保。咸丰十一年（1861年）奏保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人的八字考语极有力量，说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左宗棠“取势甚远，审机甚微”。
在左宗棠评语中，又加“才可独当一面”，沈葆桢“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清廷很快准奏，左宗棠授浙江巡抚，沈葆桢授江西巡抚，李鸿章授江苏巡抚，由此可见密保作用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