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民必先察吏，知人必慎于听言
【原典】
为治首务爱民，爱民必先察吏，察吏要在知人，知人必慎于听言。魏叔子以孟子所言“仁术”，“术”字最有道理。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即“术”字之的解也。又言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观人当就行事上勘察，不在虚声与言论；当以精己识为先，访人言为后。
【译文】
从事政务，首先在于爱民，爱护人民必须先督察官吏，察访官吏要点在于知人，而知人必须慎于听取言论。魏叔子认为孟子所说“仁术”中，“术”字最有道理，耐人寻味。喜爱一个人却能知晓他的短处，厌恶一个人却可以看见他的长处，就是“术”最好的解释。又说遵行大道、顺应时势的就是君子；违反大道、只谋私利的就是小人。观察一个人应当从他具体行为上去勘察，不在于虚假的名声和浮夸的言论；应当以提高自己的识见能力为先，访察别人的言论在后。
勤政之要务在“顺民心”
为政须勤敬，当官须勤敬。知民生在勤，知为臣在敬。勤而敬，无患天下无治。
当官勤敬的要务是爱民、养民，因为“民心顺，国家安”，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史称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都是“管仲之谋”。而“安民”则是管仲之谋的一个重要内容。
管仲对“民”与“国”的关系有充分的认识。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因此，能处理好“民”的若干大问题，就是政治中最可宝贵的：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以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管子所说的“顺民心”，就是要顺其“四欲”；“逆民心”就是统治者“行其四恶”。要做到“四顺”，不行“四恶”，统治者必须首先懂得顺于民就是为了取之于民的道理。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统治者肆其所欲，用刑罚和杀戮来压制人民，结果只能是“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国家的政令就无法施行，统治者的地位就危险了。
管仲还认为，能够保证人民的“衣食足”，才能建立起和谐的社会秩序。如果物质生活问题得不到较好的解决，就无法对其进行道德的规范，而专恃刑罚又不能实行全面有效的控制，所以管子视“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为有国者的根本任务，它能使民“不移”“不偷”“不苟”“不憾”而使其“富”。在管子所说的“四顺”中，这是他最为强调的。
所谓“定民之居”，就是使人安居。在管子看来，把不同的居民归入相应的行政管理系统，就会秩序井然，不相混乱。“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为乡六，士乡十五”，“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属焉；立五正，各使听一属焉。是故正之政听属，牧政听县，下政听乡。”
所谓“成民之事”，就是使民“乐业”。当时将民划为士、农、工、商四类。管子认为，这四类民，若“勿使杂处”，把他们划归在以上的各乡中，不仅可以减少管理上的烦乱，而且可以使他们便于传授技艺，“不见异物而迁”，使“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这也是最早的职业承继性划分。
从富民的目标出发，使人民安居乐业，是国家稳定、富强的基本条件。管仲说：“兹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则国安矣。”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正卒伍，修甲兵”，才能强化国家的武力。
管仲还认为，人民中间的不安定因素都是施政不当所造成的。他说：“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营；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只有统治者大力发展生产，使国家富足，并为进一步扩大生产创造了条件，人民才会乐于“留处”，才会吸引别国的人民前来归服。
春秋前期，政治的动荡造成了民众经常大规模的流动，争取民众就成了统治者富国强兵的首要问题。管子为齐桓公谋称霸之道而首先提出“顺民心”，并把人民中的不安定因素归罪于统治者绝非偶然。“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说明他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顺民心则国兴，逆民心则国亡；“富民”“定民”“成民”，无一没有一个“民”字在于其中。
汉武帝时，以举贤良文学和上书言事的方式，招纳了一批文学之士，组成中朝（内朝），让他们参谋预政。当时，有个文士叫徐乐，他在上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天下之患在于土崩，而不在于瓦解。所谓土崩，就是广大民众反抗统治者的斗争；所谓瓦解，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
徐乐指出，土崩和瓦解是“安危之明要”，凡是国君都必须留意深察。而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自古至今，别无二致。什么是土崩呢，就是像秦朝末世的陈胜、吴广起义，凡是“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就会发生土崩。陈胜出身低微，既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也非王公大人各族的后裔，之所以一呼而天下从，就是因为当时已经具备了土崩的条件。
那么，什么是瓦解呢？所谓瓦解就是吴楚七国之乱。七国谋逆号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但是最后却兵败身死。其缘由并非因为他们的权威轻于匹夫而兵力弱于陈胜，而是当时“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意外之助”。拿陈胜起义的天下风从和七国之乱的渐被平定相比，就足以证明“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如果天下已具备土崩的条件，即使像陈胜这样的布衣穷苦之士也可以首先发难，而危及统治者的江山；如果天下无土崩之势，即使像吴楚这样有强国劲兵之助，一旦发难，也会立即遭到覆亡的命运。其中的道理，明君应该深察才是。
称职的政治家要具备的四种品格
勤敬之于政务，首要的是治民，而治民的第一要义是爱民。做官的人，首先需要有政见或者施政纲领，那是对整个时局的看法，对自己所领导的部门的基本构想和设计。这见解或者从历史中来，或者从经验中来，或者从下属中来，但不能没有见解。官越大就越需要有见解，那是他的行为守则、思维准则和施政原则。
早在曾国藩做京官的时候，对于内忧外患纷陈迭至的原因就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困惑不解中，他涉猎了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以及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着作，自然地把对西方的了解和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曾国藩从中领悟到，必须经历一个自上而下的大改革，才能使江河日下的清王朝振作起来，以重新恢复到康乾时代的太平盛世。改革的切入点应是整顿吏治，改变全国官场风气，以应时变。为此，他先后上呈《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痛陈对统治危机的忧虑，阐述吏治弊病的极度严重，尖锐地指出：现在官场“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官员办事的通病有两种：退缩与琐屑。
曾国藩认为，理想而又称职的政治家应具有以下品格：
一是责任。就责任方面而言，无论为人君，为督抚，为州县之官，均负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培养人才之责任，这在曾国藩的“应诏陈言疏”中固可知之，于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他尝致官文书云：“弟与阁下均居崇高之地，总以维持风气为先务。”亦足见曾国藩理想中之政治家当负有维持风气之责任。
二是道德。就道德方面而言，欲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必当律己以严，以身作则。此于曾国藩之“应诏陈言疏”中，于其所作之“原才篇”中亦可知之，其复李希庵函云：“今天下大乱，人人皆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者焉。吾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共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耳！”足见曾国藩理想中的政治家应当具备严以律己的道德。
三是才具。就才具方面而言，既抱淑世之心，当有用世之具。“才须学，学须识”，曾国藩既称述武侯之言，“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复乐道孟子之语。盖舍多学而识，无以成其才；舍集民广益，无以长其智。既无用世之才具，空抱救世之热忱，于事终无所济。曾国藩生平虽好以德取人，亦兼顾才识。如复左宗棠函云：“尊论人才惟好利没干两种不可用，鄙意好利中尚有偏裨之才，惟没干者，决当摒斥。”而“原才篇”亦云：“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故曾国藩理想中之政治家当有用世之才具。
四是态度。就态度方面而言，于曾国藩所谓“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已可知其大概。盖自古官箴，为清慎勤；曾国藩亦尝以此自勉，并曾作三字箴。其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已。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力求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