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貌骨之余，情态神之余
【原典】
容貌者，骨之余，常佐骨之不足。情态者，神之余，常佐神之不足。久注观人精神，乍见观人情态。大家举止，羞涩亦佳；小儿行藏，跳叫愈失。大旨亦辨清浊，细处兼论取舍。
【译文】
容貌是骨体进一步的外在表现，观之可以弥补我们在“骨相”上品鉴的不足。情态是精神的显露，能清楚表明人的精神状态。长久地关注某人要重在发现其精神内质，初见某人则应注意其情感态度。举止有大家风范的人，他的羞涩情态都显得优雅得体；而不成熟的人越是叫嚣得厉害越暴露无遗。观人要在大处分明清浊，小处观其行止，最后得出结论就可以取舍。
情态弥补神之不足
曾国藩对“情态”十分重视。“情态”与平常所说的“神态”有没有区别呢？曾国藩认为，“神”与“情态”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它们是里与表的关系。
“神”蓄含于内，“情态”则显于外，“神”以静态为主，“情态”以动为主，“神”是“情态”之源，“情态”是“神”之流。
“情态”是“神”的流露和外现，二者一为表，一为里，关系极为密切，所以说“情态者，神之余”。如上所述，如果其“神”或嫌不足，而情态优雅洒脱，情态就可以补救其“神”之缺陷，所以说“常佐神之不足”。
任何一个人，其性格作风、思想境界、专业能力、学识水平等，也就是曾国藩所言“情态”与“神态”，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有的人越变越好，小才变为大才，歪才变为良才；有的则由好变差，由风华正茂变为江郎才尽。所以要于万千人当中寻得人才，必须以发展的眼光看人。
早年的李鸿章桀骜不驯，目中无人，并且带有一种虚伪性，远非重朴质的曾国藩所能看得上。但曾国藩看出李鸿章确有才干可用，日后必成大器，遂予重用。在后来长期的磨炼中，李鸿章逐渐改变其浮巧和锋芒毕露的弱点，越发稳重和坚忍，最终青史留名。曾国藩以发展的眼光看人，的确高人一筹。
汉代叱咤风云的大将韩信，早年家贫，又不会做买卖，常寄食于别人家，众人多嫌弃他。淮阴屠户当众欺负他，使他蒙受“胯下之辱”。他后来投奔项羽，不受重用。汉丞相萧何不计其过往劣迹，慧眼识真才，发现他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萧何月下追韩信，向刘邦保举其为大将军，并鼓励他施展才华。在漫长的楚汉战争中，韩信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为刘邦建功立业出了大力。
如果刘邦总是用韩信受过胯下之辱的往事来估量韩信的才能，而没有发展看人的慧眼，则韩信就只能成为人们眼中的一介武夫、无能之辈，一代人才就会被埋没。
从上面的事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用静止、孤立的观点看待人，会把活人看成“死人”。只有在发展中看人，才能真正做到知人、识人。
反观今天的某些企业管理者，平时总是嘴上说自己观察人是多么仔细、多么准确，并且总是能够首先看到人家的发展方向。这些话让手下人不免为之心动。可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却往往总是一提到某人，就先从这个人以往的某几件事情上大肆议论，历数他过去的种种过失，然后，就轻易地下结论说，这个人似乎也就这样了，以后难有作为。这种用静止的眼光识人的做法，实际上是非常愚昧、狭隘的。
大家都知道，日行千里的良马如果没有遇到伯乐，就会被牵去与驴骡一同拉车；价值千金的玉璧，如果没有善于鉴别的玉工，就会被混同于荒山乱石之中。对于人才，如果不用长远、发展的眼光看其潜力，就会使其被埋没。
具有潜质的人犹如待琢之玉，似蒙土的黄金，暂时没有引起世人的重视，没有得到公众的承认，若没有独具慧眼的“伯乐”，是难以被发现的。
千里马若不遇伯乐，恐怕要终身困守在槽枥之中，永不得向世人展示其日行千里的风采。许多具有潜质的人都是被具有发展眼光的“伯乐”相中的，得到了发展成长、施展才华的机会，最终才获得成功。
在发现“千里马”之后，用人者应注意做到下面几点：
鼓励他在公开场合阐明自己的观点和建议，这样做为的是增加他对你的信任以及对组织的归属感，表明他的建议受到你的重视。
视他为管理工作上的一项挑战，有些管理方法，对待水平较低的下属或许绰绰有余，而在优秀人才眼中，你只是代表一个职位、一个头衔，并不表示你的才干胜过所有的人，要他们全听你的，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给他明确的目标和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卓越的人才行事都异于常人，但又会有出乎意料的成功。你给他们明确的目标和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他定会感到被看重而满怀工作激情。
对他突出的贡献给予特别的奖励，在你还没有给他更高的报酬时，一些特别的奖励是必要的。对于他对公司突出的贡献，如无特别待遇，他的动力就会减弱，但不表示他不再追求进步。
适时地赞美他的表现，不要担心他会被宠坏，在他有了杰出表现之后，适时地加以称赞和鼓励。假如你对他冷漠，会使敏感的他以为你嫉妒他。
推荐一些对他有帮助的书籍，“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你将卓越人才的工作日程安排得密密麻麻，这样他就没有时间学习新事物，不断地工作将使他精神疲累。
总之，人是在发展变化中走向成熟和卓越的，总是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增长才干，发挥才能。善于用发展的眼光来识别人，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其实，作为知人识人者，真正以发展的眼光来识人，实际上也正是他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
久注观精神，乍见观情态
“神”与“情”常被合称为“神情”，似乎二者是一回事儿，其实二者相去颇远，大有区别。“神”含于内，“情”现于外；“神”往往呈静态，“情”常常呈动态；“神”一般能久长，“情”通常贵自然。总之，精神是本质，情态是现象。曾国藩认为，“乍见观人情态”，这是一个识人的捷径，尽管可能会有遗漏之处，但总能看个大概，可为进一步的观察做好准备。
识人难，有识人者与被人识者两方面的原因。作为识人者，初次见面往往受情绪干扰、感情偏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被人识者又往往有复杂而多变的心态组合，会给辨别贤才者带来困难，所以在观人情态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1、不露声色地旁观
识人才者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可以平心静气，比较客观，能超脱地对人才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观察；被观察者只有在缺少戒备心理，很少以取悦的心态进行“乔装打扮”时，呈现出来的才是比较淳朴的“真容”。
以旁观者的身份对一个人进行客观公正的观察，才能收集到有关这个人的真实信息。其中要注意：
（1）嫉妒心强的人不可用。嫉妒心人人都有，但若过于强烈，就是严重的性格缺陷了。这种人，一不能用公平的眼光看待别人；二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
（2）只知追求眼前之功，不管计策是否可行的人不可用。只追求眼前的蝇头小利，不顾长远的大利益，这是严重的短视行为。
（3）把任何事情都看得过于简单的人不可用。这种人大多志大才疏，办事情的态度极不认真、严肃，往往把简单的事情弄得一团糟。
（4）轻诺说大话的人不可用。这种人接受任务时大包大揽，真正做起来却一拖再拖，且会寻找种种借口，任何时候都有理由。
2、面对面地直接观察
旁观法识人主要是旁观，而面对面地直接观察却要做正面接触。“识人之道”有七条：对人才提出问题，让其分辨是非曲直，以考察他的立场、观点和志向；提出尖锐问题使其理穷辞少，以考察他分析问题的逻辑性、应变能力和敏感力；就某些重大问题，让其出谋划策，看他有无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交与其最艰巨的任务，讲明困难与危害，看他的胆识和勇气；与其开怀畅饮，看他的自我控制力及其品性；让其干有利可图的事，看他是否保持清廉本色；委托其办事，看他能否如期完成，信守诺言。与此同时还要注意以下问题：
（1）要注意保密性。要让被考察者在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中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真正做到“我就是我”。
（2）考察的目的要明确。识察人才要有明确的目的，不能随心所欲，想到什么就观察什么。只有针对性强，才能选出所需的人才。
3、观其周围的朋友
相人观友法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原因不外乎有三：
（1）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于性格上的一致，人们往往自然趋于贴近；由于利益上的一致，而自然共同努力；由于所处环境的相同，而自然相互同情和帮助；由于事业追求的一致，而自然共同奋斗。正所谓：“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趋，同利相死。”
（2）人对交友是有一定选择的，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总是选择那些年龄相近，性格比较一致的朋友；爱好相近，追求比较一致的朋友；文化教养相近，谈吐比较一致的朋友；处境相近，爱憎比较一致的朋友等。因此而形成群友的才德较为相近的情况。
（3）朋友之间有着重要的“同化效应”。由于各种特殊原因而造成某些年龄、性格、文化、爱好不尽相同的朋友相结交，但是，这些朋友群体频繁接触，甚至朝夕相处，自然形成一种“人际小环境”，其中品质、爱好相近的大多数人必然对“不大一致”的少数人产生重要的影响，以致逐步地同化着少数人，此即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正是由于上述三个原因，而造成大多数朋友之间的相近性和一致性。正如荀子所说：“不知其子，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左右。”也应了管子所教：“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这正为我们识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法，即“相人观友法”，这是初次直观识人的一个良方。
情态有四：柔弱、狂放、疏懒、周旋
【原典】
有弱态，有狂态，有疏懒态，有周旋态。飞鸟依人，情致婉转，此弱态也。不衫不履，旁若无人，此狂态也。坐止自如，问答随意，此疏懒态也。饰其中机，不苟言笑，察言观色，趋吉避凶，则周旋态也。皆根其情，不由矫枉。弱而不媚，狂而不哗，疏懒而真诚，周旋而健举，皆能成器；反之，败类也。大概亦得二三矣。
【译文】
常见的情态有以下四种：柔弱之态、狂放之态、疏懒之态和周旋之态。小鸟依依，情致婉转，娇柔亲切，这就是弱态；衣冠不整，不修边幅，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旁若无人，这就是狂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分场合，不论忌宜，这就是疏懒态；把心机深深地掩藏起来，处处察言观色，事事趋吉避凶，与人接触圆滑周到，这就是周旋态。这些情态，都是人的内心本色的外在表现，不由人任意虚饰造作。委婉柔弱而不曲意谄媚，狂放不羁而不哗众取宠，怠慢懒散却坦诚纯真，交际圆润却强干豪雄，日后都能成为有用之才；反之，则是败类俗流。只要分辨出情态的大概状态，就能有二三成的把握看清一个人的将来。
情态四种，各具风流
曾国藩指出了四种形态：弱态、狂态、疏懒态、周旋态，并给它们下了定义，作了对比和定性分析。文字不多，但微言大义，言近及远，值得借鉴。
“弱态”之人，性情温柔和善，平易近人，往往又爱多愁善感，“细数窗前雨滴”，缺乏阳刚果敢之气，有优柔寡断之嫌。即所谓的“多才惹得多愁，多情便有多忧，不重不轻证候，甘心消受，谁教你会风流”之人。
但这类人的优点和长处在于内心活动敏锐，感受深刻，若从事文学艺术事业或宗教慈善事业，往往有可能做出一定成就。这种人心事细密，做事周全，易叫人放心，但不太适合做开创性的工作。
“狂态”之人，大多不满现实，愤世嫉俗，对社会弊病总喜欢痛斥其不足，个人品性往往是耿介高朴，自成一格。正因如此，难以与其他人打成一片，团结合作精神不是很好。但这类人有钻劲，又聪明，肯发奋，持之以恒，终能有过人的成就。历史上如郑板桥等人，就属这一类。但过于狂傲，失却分寸，又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如三国时的杨修，恃才傲物，又不肯遵军纪，随便乱说，掉了脑袋；祢衡，年纪轻轻的，不仅不服人，还公然擂鼓大骂曹操，丢了性命。他们的死，不能说曹操毫无责任，但与他们自己的狂傲不羁也不无关系。
具“疏懒态”者，大多有才可恃，对世俗公认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不以为然，满不在乎，由此引发而为怠慢懒散，倨傲不恭。这种人，倘若心性坦诚而纯真，则不仅可以呼朋引类，广交天下名士，而且在学术研究或诗歌创作上也会有所成就。疏懒往往只是他们人格的一个侧面，如果某种事业或某项工作确实吸引了他们，他们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孜孜不倦，勤勉无比。虽然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疏懒不堪，但有一点则是无疑的，即断不能做官，上官一般不会选择他们作为下官，而他们既不善与同僚相处，也不善于待人接物，更不会奉承巴结上官。
他们这么做多半是因为不愿在这些人际关系方面去浪费精力和时间，因此他们宁愿挂冠弃印而去。如陶渊明，做了四十多天小官，毅然辞职而去，宁愿去种田，“带月荷锄归”，种种地，写写诗，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神仙日子。尽管生活很艰苦，他也自得其乐，绝不为五斗米向上官折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