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存敬畏之心，则是载福之道
【原典】
沅弟左右：
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始知自己本领平常之至。昔年之倔强，不免意气用事。近岁思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惜或作或辍，均做不到。然自信此六年工夫，较之咸丰七年以前已大进矣。不知弟意中见得何如？弟经此番裁抑磨炼，亦宜从畏慎二字痛下工夫。畏天命，则于金陵之克复付诸可必不可必之数，不敢丝毫代天主张。且常觉我兄弟菲材薄德，不配成此大功。畏人言，则不敢稍拂舆论。畏训诫，则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余不能与弟相见，托黄南翁面语一切，冀弟毋动肝气。至嘱至嘱。
【译文】
沅弟左右：
我自从经过咸丰八年的一番磨炼就开始知道畏惧天命、惧怕人言、听从君主的训诫，开始知道自己的本事平常得很。年轻时性情倔强，不免意气用事。近年来从畏、慎二字的思索中颐养出一种阳刚之气，完成工作或者半途而废这两个方面我都做不到。但对这六年的磨炼还有自信，比较咸丰七年以前已有很大进步。不知你意下如何？弟经过此番摔打磨炼也应从畏惧两字中下功夫。畏惧天命，则对于金陵可不可以攻克之数，不敢丝毫代替上天。而且经常感到我们兄弟并非栋梁之材，无圣人之德，不具备立大功的机会。惧怕他人的言论，就不敢稍有触动舆论。畏惧训诫，就要以小小的惩罚为逐步提高品德的基础。我不能与你相会，托付黄南翁面陈一切，希望你不要大动肝火。切记切记。
人生在世，一定要有所畏惧
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是渺小的。
曾国藩曾说：“细想古往今来，亿万年无有终期，人们生活在其间，数十年只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大地数万里，不能穷极，人在其中休息游玩，白天犹如一间房子，夜晚好比一张卧榻。古人的书籍，近人的着述，浩如烟海，人一生所能读的不过九牛一毛。事情复杂多样，可以获得美名的道路也有千万条，人们一生中所能做的事，不过是沧海一粟。知道上天悠悠无穷，人的生命无比短暂，那么遇到忧患和不顺心的事，应当稍稍忍耐以待其自消；知道大地的广阔，而自己在大地上的位置却非常之小，那么遇到名利的事情，就会主动避让三分，恬淡处之。知道古往今来的着述无穷无尽，而自己的见识非常浅薄，那么就不会再以一己之见而自喜，应当择善而从，并以谦虚的美德保持它。知道事情复杂多样，而自己所办的事情非常少，那么就不敢以功名自夸，应思考推举贤才，一起去完成大的功业。”
所以，曾国藩主张，人生在世，一定要有所畏惧，尤其是在顺利的时候，更不能忘乎所以。曾国藩曾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国藩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心境中度过的。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表示自己不但不敢高兴，反而感到战战兢兢。他给家里写信说：“这次升官，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要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务必使世代积累下的阴德不在我这里堕落。这样才可以持盈保泰，不会马上颠覆。你们如果能常常指出我的缺点，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做官，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就敢于恃才傲物。要常存敬畏之心。”
曾国荃怀着郁闷的心情回乡养病时，曾国藩曾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九弟你立志做事，就像春夏扩展之气；我立志做事，就有秋冬收藏之象。你认为扩散舒展才会有旺盛的生机，而我则认为收敛吝啬才会有深厚的生机。我平生最喜欢古人所说的‘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我认为珍惜福祉，保全安康的道理和方法没有比这个更为精当的了。我们的祖父星冈公过去待人接物，不论对待什么人，都是一团和气，只有对我们这些后辈非常严肃，尤其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我想，这大概是他老人家有意使出来的一种收敛之气，目的在于使家中的欢乐有度，而不至于过于放纵。我也是到现在才明白他老人家的这一片苦心。”
与此相关，曾国藩还讲述了北宋熙宁年间的大臣吕惠卿的故事。吕惠卿因积极支持宰相王安石变法而经王安石推荐当上了参知政事(副宰相)。可是他竟利用推行变法之机为非作歹，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对变法的推行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
一年春天，吕惠卿到某道观游览，听说有一位道士会作诗，就指着天空中的风筝，要道士作一首诗。
道士吟道：“因风相激在云端，扰扰儿童仰面看。莫为丝多便高放，也防风紧却收难。”
在这首诗里，道士借风筝喻义，劝告吕惠卿不要因为“丝多便高放”，免得在“风紧”时狼狈。“扰扰儿童仰面看”是对当时场景的描绘，同时也是隐喻，意是人们正在看“风筝”的表演。吕惠卿是进士出身，完全理解诗的内涵，但却继续我行我素，后来屡被弹劾、贬斥无人肯伸出援手。王安石晚年回忆往事时，常后悔当年因信任他而误了改革大事。
“莫为丝多便高放”，这一句的喻义是不要因为手中有权就拼命滥用。曾国藩对此心领神会。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可谓盛极一时，可他更加谨慎，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要多说一句话。人在官运极旺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但这也是最容易生出闲言碎语的时候，怨恨和诽谤也会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在极盛的时候要预先想到衰落之时，在百事平顺之际想到百事拂逆之时。老弟你以后如果回湘乡，切记要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发自肺腑的劝告，你一定要铭记在心。”他还专门写了一副对联与兄弟共勉：“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在曾国藩的日记里，还记有这样一个历史典故：田单攻打狄人的城邑，鲁仲连预料他攻不下，后来果然三个月都没能攻下来。田单向鲁仲连请教原因，鲁仲连说：“我看到将军您在守卫即墨时，坐下就编织草筐，站时就握着铁锹，士兵全都以将军为榜样，全军上下抱着舍生忘死之心，一听到您的号令，没有人不拼死出力的，这是您能打败燕国的原因。但是现在，您东面有进献的珍奇，西边有邀游的快乐，身上披着黄金缕带，尽情享受着荣华富贵，早就没有了殊死作战之志。这就是您现在不能取胜的原因啊。”
这个故事看来对曾国藩影响很大，他认为鲁仲连的话很有道理，在湘军收复了江宁城后，曾国藩看到湘军上下一派骄奢淫逸之气，所以就上报朝廷，恳请将一批将士遣散回原籍务农。
后来，曾国藩受命前往山东、河南一带围剿捻军时，湘军跟随的就极少，任用的都是淮军。淮军将士虽然士气高昂，但缺少忧患意识，曾国藩就暗暗地为他们担心，恐怕他们不能承担平定天下的重任。《庄子》上说“两军相逢勇者胜”，鲁仲连说的凭借忧和勤能胜，而由于娱乐失败的话，也就是孟子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意思。用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来教育士兵，用昂扬的斗志来振作三军的士气，这两种做法都能够获得胜利，只在于主帅审时度势地运用罢了，这说明做事不能没有忧患意识。
怀有恬淡之心，不为名利所累
【原典】
沅弟左右：
凡行军最忌有赫赫之名，为天下所指目，为贼匪所必争。莫若从贼所不经意之处下手，既得之后，贼乃知其为要隘，起而争之，则我占先着矣。余今欲弃金陵而改攻东坝，贼所经意之要隘也。若占长兴、宜兴、太湖西岸，则贼所不经意之要隘也。愿弟早定大计，趁势图之，莫为浮言所惑，谓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动，贪赫赫之名，而昧于死活之势。至嘱至嘱。如弟之志必欲围攻金陵，亦不妨掀动一番，且去破东坝，剿溧阳，取宜兴，占住太湖西岸，然后折回再围金陵，亦不过数月间事，未为晚也。
吾兄弟誓拼命报国，然须常存避名之念，总从冷淡处着笔，积劳而使人不知其劳，则善矣。
【译文】
沅弟左右：
凡是行军打仗最忌有赫赫之威名，为天下人所瞩目，为敌人所必争。不如从敌人不注意的地方下手，成功之后，敌人才知道那是要害，奋起争夺，而我们已抢先一步占了此地。我现在如放弃金陵，改攻东坝，正是敌人注意的要害之处；如果占领长兴、宜兴、太湖西岸，恰为敌人不注意的要害之处。希望弟弟早日确定大计，趁势攻占，不要被浮躁的传言所惑，说什么金陵指日便可攻下，死守不动，贪求赫赫大名，而不明了死活之势。至嘱至嘱。如果弟弟一定要围攻金陵，也不妨先动一动，先去攻破东坝，先剿溧阳，取得宜兴，占住太湖西岸，然后再折回来围攻金陵，也不过几个月的事，并不算晚。
我们兄弟誓死忠心报国，但仍须常存有避开显赫名声的念头，总是要从冷淡处下手，出力不少而使人不知道他出了力，那就好了。
看淡名利方能活得从容
曾国藩主张“怀豁达光明之识，品恬淡冲融之趣”。他说：“勤劳而以恬淡处之。最有余味。”“胸怀广大，须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庄子讲“淡然无极”“淡而无为”。诸葛亮讲“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曾国藩认为，无论是为人还是做官，都不能太贪心。在名利问题上，应该以“恬淡”之心处之，学会“尽性知命”。他在日记中写道：“近年来焦虑非常多，没有一天是坦坦荡荡度过的，这是由名利之心太切，世俗之见太重所导致的。现在要想消除这两种弊病，必须在‘淡’字上用力。功名富贵一概淡然忘却，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心境自由自在。要想胸怀宽广，就必须在‘平淡’两个字上用力。凡是为人处世，都要有平常之心，对于功名要看得淡一些。这样心胸才能日益开阔。”
同治年间，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一心想得到一个人攻下南京(太平天国定都后，改为天京)的功劳，但是攻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攻下来，外面由此有了很多对曾国荃很不利的说法，湘军内部的矛盾也一天一天尖锐起来。曾国荃十分焦躁，以致生了肝病。曾国藩多次写信劝他“不要代天主张”。古往今来，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往往是出力的人并非就是成名的人，成名的人并非就是享福的人。对于名利二字，要看得淡一些才行。这一次行动，像克复武汉、九江、安庆，出力之人就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经算是十分公道了，但这是不可靠的。告诫曾国荃要在尽心尽力上下功夫，成名这两个字则不要管了，享福这两个字就更不必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