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十六日，湘军最终攻下南京，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了下去。这本是曾国藩与湘军苦战多年的结果，然而曾国藩却在上疏中将攻克南京之功完全归于朝廷，表现得十分理智。
与曾国藩不同，曾国荃是个追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人。攻陷南京之后，曾国荃认为全是他一人的功劳，朝廷应该给他更多的赏赐才对，所以经常发牢骚。曾国藩对此十分担心，他告诫曾国荃说：“自古有几个人有高的官位、大的权力，还享有大的名声而最后能保全自己的呢？你纵然有大的本事，但你必须让一半功劳给老天爷才行。”
为了开导郁郁寡欢的老九，曾国藩还写了这样一首诗：“左列钟铭右谤书，人生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诗中用屠羊说的典故，教育曾国荃要把名利看得淡一些。
楚昭王时，有一个卖羊肉的屠夫，实际上他是一个有才能的隐士，人们叫他屠羊说。伍子胥为了报父兄之仇，率领吴军打败了楚军。楚昭王被迫流亡，屠羊说跟着楚昭王一起逃亡，途中为楚昭王排忧解难，立了很大的功劳。后来楚昭王复国了，大赏那些与他共患难的随从。
当楚昭王给屠羊说以赏赐时，屠羊说却不要赏赐，他说：“当年楚王失去了国家，所以我失去了卖羊肉的摊位。现在楚王恢复了故土，我也恢复了我的羊肉摊，这样便等于恢复了我固有的爵禄，还要什么赏赐呢？”然而楚昭王一定要赏赐他，屠羊说又说：“楚王丢掉了国家，不是我的过错，所以我没有请罪杀了我；楚王夺回了国家，也不是我的功劳，所以我也不能领赏。”屠羊说越是不要赏赐，楚昭王越要赏赐他，而且一定要召见他。屠羊说依然不为所动，说：“依据楚国的规矩，只有立了大功，应受大赏的人才可以觐见国王，我屠羊说智不足以存国，勇不足以杀寇，吴军打进郢都的时候，我只是因为害怕而跟着大王逃跑的，并非是为了效忠大王。现在大王非要见我，这是违背楚国规矩的事情，我可不想让天下人笑话。”
楚昭王听了这番话，感慨地说：“屠羊说只是一个杀羊的屠夫，地位卑贱，说的道理却如此高深，这是一位贤人啊！”于是便派司马子綦亲自去请屠羊说，要“延之以三旌之位”，也就是要让他做地位最高的卿。
不料屠羊说却不肯受命，他说：“我知道卿的地位，比我一个卖羊肉的不知要高多少倍，卿一年的俸禄，恐怕是我卖一辈子羊肉也赚不来的。可是我怎么能够因为自己贪图高官厚禄而使国君得到一个滥行奖赏的恶名呢？我是不能这样做的，还是让我回到我的羊肉摊上去吧。”
曾国藩举屠羊说的例子就是要曾国荃懂得：不要太看重名利，对名利要淡然处之。他认为，无论是为人还是做官，都不能太贪心，都必须知足。在名利问题上，应该以“恬淡”之心处之，学会“尽性知命”，这样才能做到持盈保泰。
曾国藩涉身军务，战争的激烈、残酷，人事上的相互猜忌、争权夺利，时时刻刻让他处于紧张焦虑之中。为此，曾国藩常觉身心疲惫。描述自己身体状况的言语时常载于他的日记和与朋友的书信往来之中，并且免不了涉及古人心胸开阔、恬然物外的自怡之趣，曾国藩此时往往充满羡慕之情。
心胸宽广，把生死和名利置于脑后，这样才会身心舒畅，但曾国藩常常做不到这一点，经常为了博得一个好名声而茶饭不思，寝食不安。对此，曾国藩心欲改之而又无可奈何，他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和不断反省自我中度过一生的。一方面，功名利禄心很强，这是他最初踏上仕途的原因和动力；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长时间的车马劳顿和军政要务让他时刻不得安宁，这更给他的身心带来了很大压力。为此曾国藩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缓解，古人淡泊名利的心胸是他一直不断追求的。但人的性格一旦生成，往往很难有所改变，何况曾国藩身居高位，政务、军务缠身，要说不计名利是不可能的。他能够做的就是不断提醒自己，不断以古代心胸开阔者为学习榜样，读他们的诗作文章，体会他们在其中表达出来的光明磊落之心。
道家为破除名利的束缚，主张无为；佛家则干脆教导人逃离红尘。这两种办法视功名如粪土，固然无拖累，但仅为一己快乐而计，非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圣贤豪杰所愿为。人生于世，苦难众多，志士仁人，更应以治国安民为己任。此外又要不受名利之累，就更加困难。“淡”的妙处，不但不妨碍成大业、办大事，还给自己留出一片安闲自在的天地，享受人生，同时也使事业获得推动，正是两全其美之法。
读书可以改变气质
【原典】
字谕纪泽儿、纪鸿儿：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
【译文】
字谕纪泽儿、纪鸿儿：
人的气质，由于天生，本来难以改变，只有读书才可以改变它。古代精于相面的人，都说读书可以改变骨相。
读书体味得深的人，气质也会超凡脱俗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祖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壮年悔过，因此对曾国藩的父亲要求很严，曾国藩的父亲曾竹亭虽然长期苦学，但资质有限，只到四十三岁时才补为县学生员。曾竹亭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所以就又把期望放到了儿子们身上。曾国藩曾回忆说：“先父……平生苦学，他教授学生，有二十多年。国藩愚笨，从八岁起跟父亲在家中私塾学习，早晚讲技，十分用心，不懂就让父亲再讲一遍，还不懂再讲一遍。先父有时带我在路上，有时把我从床上唤起，反复问我平常不懂之处，一定要我搞懂。他对待其他的学童也是这样，后来他教我的弟弟们也是这样。他曾经说：‘我本来就很愚钝，教育你们当中愚笨的，也不觉得麻烦、艰难。’”
在这样的家庭里，曾国藩八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十四岁时，受教读《周礼》《礼仪》，直至能够背诵，还读了《史记》和《文选》，这些造就了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基础。他之所以显达，推究其根源，实在是靠家学的传授。但是，从根本上说来，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功业，还是基于他自己的苦读。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但是书却不能没有，读书是他生命的重要部分。
曾国藩在青少年时代就酷爱书籍。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那次会试落第后，他自知功力不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南下。虽然会试落榜，但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进行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
这时曾国藩身上的盘缠已经所剩无几。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易知县也是湘乡人，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几天。交谈中易知县得知曾国藩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得出曾国藩是个非凡之人，前程一定不可限量。易知县知道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便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知县借钱做路费时，易知县慷慨应允，借给曾国藩一百两银子，临别还给了他几两散银。
经过金陵时，曾国藩在书肆中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释手，他太喜欢这部书了。然而一问价格，曾国藩大吃一惊，要一百两银子，恰好与他身上所有的钱相当。他想折价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但书商似乎猜透了他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一百两银子少一钱也不卖。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已交钱定好，沿途不再游玩，省吃俭用，费用有限。这时已是初夏，随身所带的一些皮袍冬衣，反正也穿不着了，干脆送去当了，勉强还可够用。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就是为了买书。此一举动，足见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曾国藩的一生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
回家以后，父亲见曾国藩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奋发读书，并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阅读完毕，一部《二十三史》烂熟于胸，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点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这样，自京师会试以来，曾国藩培养了对古文和历史的爱好，为以后更为广泛地研究学术问题，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基础。所以，他后来回顾自己的读书治学过程时说：“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
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忧外患交迫的时候，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特别是舆地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仔细地、有所选择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带兵，终能剿灭洪、杨，一般人都很惊讶。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师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国藩的成功，绝对不是侥幸得来的了。
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还担任过其他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为官期间，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他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从古至今的政事利弊、官场风气及民生疾苦。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阅遍清代道光以前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都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
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
曾国藩在读书学习方面尤为可贵的是，把它作为生命中重要的部分，相伴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