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1792—1841），字伯定，名巩祚，号定庵，浙江仁和人。是一位思想家，文学家，更准确地说，他是以别树一帜，不同凡响的诗人形象，存活在中国文学的史册上，为人景仰。
第一，想起他，一般先说到他的诗，尤其七绝，简直被他写“绝”了。
明清以降，诗家虽众，出类拔萃者也不少，但像他这样，将诗之七绝一体，写到如此娴熟，如此完美的程度，当数他首屈一指。其辞藻之丰采瑰丽，其声韵之金声玉振，其意境之突兀奇美，其思路之峻刻险越，域内文人，近三百年，几无能出其右者。
以《己亥杂诗》为代表的三百十五首七绝，那无拘无羁的浪漫情思，那驰张浩漫的灵犀诗心，那扑朔迷离的象征隐喻，那旨意深远的觉醒参悟，更达到艺术的绝顶，有“一览众山小”的气势。成为鸦片战争以后，绝大多数中国诗人师法之，宗奉之的楷帖。谓予不信，细细玩味柳亚子、黄遵宪、鲁迅、******诸人堪与匹敌的词章，不难在字里行间，发现龚定庵文字的余风遗韵。
第二，想起他，其次便是他振聋发聩，拯危救亡的文章。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对他这些启蒙著作的评价极高：
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
一个大转变的时代，号角之鼓吹，无所谓雅，无所谓精，更无所谓深，只要起到引领天下，召唤众生的作用，对闻者而言，“若受电然”，也就足够足够了。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正是大清王朝走向没落衰微的晚期。他死后不久，便是中国陷入于列强争夺的刀俎之下，任人鱼肉的鸦片战争爆发之年。诗人的敏感，或者说，政治家的先知先觉，就是在这山雨欲来之际，先行意识到这场民族的危机，国家的灾难。
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就是能够在文章中，痛陈朝政的腐败，官僚的贪渎，直指国家机器的瓦解，封建社会的朽烂，触及水深火热的民众，万马齐喑的局面，揭示整个王朝已经到了矛盾重结的危殆关头，不可救药的圯覆地步。大声疾呼，响天彻地，成为催醒国人的警世钟声。言论之犀利，观点之尖锐，呐喊变革之强烈，呼吁觉醒之迫切，像闪电一样划破封建社会沉重阴森的夜空，对一代知识分子所起到的鼓动、宣传、觉悟、实践的作用，影响巨大，其直接后果，就是他死后五十年所发生的辛亥革命。
而且，他本人也是身体力行的爱国主义者，从他一心一意要与钦差大臣林则徐，他的诗友，他的同道，一起到广州禁烟，就可以看出他确是有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一心想做些什么的雄心壮志。总之，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一位具有启蒙意识的志士；在中国文学史上，他是一位具有创新精神的文人。
第三，想起他，便是他的浪漫，他和那位美丽的上司太太，一位满族女诗人顾太清的恋情，以及因此之故的暴死。
关于他在南归途中，于丹阳书院暴卒事，是与这件情色案有关。据清人孙静庵《栖霞阁野乘》所述，大略为：
其殁也，实以暴疾，外间颇有异词。初，定庵官京曹时，常为明善堂主人上客。主人之侧福晋西林太清春，慕其才，颇有暧昧事。人谓定庵集中游仙诸诗，及词中《桂殿秋》、《忆瑶姬》、《梦玉入引》诸阙，惝惚迷离，实皆为此事发也。后稍为主人（子）所觉，定庵急引疾归，而卒不免。盖主人阴遣客鸩之也。
女诗人顾太清（1799—1876），字梅仙，自署太清春、西林春。工诗词，擅书画，当时有“满洲词人，男有成容若，女有太清春”的说法，她的文学成就为大家公认，她的花月容貌更为众人心仪，而且还是一个好交际，喜游玩，出风头，擅应对的社交明星。
太清好着白衣，尝与贝勒并辔游西山，作内家妆，披红斗篷，于马上拨铁琵琶，手白入玉，琵琶黑如墨，见者咸谓是一幅王嫱出塞图也。（《天游阁集》钝宦按语）
一个女人吸引男人的地方，是她的美丽，而一个男人吸引女人的地方，则是他的魅力。虽然，龚自珍以诗名，以文名，以风流名，以恃才傲物名，其实，他的政治抱负，他的爱国情怀，从他《金缕曲》的诗句“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看，最渴慕的还是力挽狂澜的丰功伟业，声振宇内的不世之名。所以，放浪形骸，不拘形迹，嬉笑怒骂，行止任意的文人雅士，是他外在的表象。忧患国事，激昂慷慨，冀图振作，有所作为的志士仁人，才是他内里的真实。这也是顾太清对龚自珍，情不自禁而心向往之的缘故吧？
据《学人列传》，龚自珍“幼聪明，能读等身书”；“其为学，务博览，喜与人辩驳，虽小屈，必旁征广引，得申乃已。”其外祖父段玉裁，为一代文字音韵大师，由于家学渊源的关系，他穷经搜典，治书为文，颇得真谛，从而饮誉文坛，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
定庵生平性不羁，善作满洲语，嗜冶游。晚岁学佛。平居无事时，非访伎，既访僧，遇达官贵人，辄加以白眼。生平所得金，皆随手尽，京师人以怪物目之，夷然不顾也。（孙静庵《栖霞阁野乘》）
他有两句诗，一句为“本无一字是吾师”，出《己卯杂诗其十四》：
欲为平易近人诗，
下笔情深不自持，
洗尽狂名消尽想，
本无一字是吾师。
另一句为“但开风气不为师”，出《己亥杂诗其一零四》：
河汾房杜有人疑，
名位千秋处士卑，
一事平定无齮龁，
但开风气不为师。
（自注：予生平不蓄门弟子。）
这两句诗，可以视作他的文学宣言，也是他的这种“夷然不顾”的“怪物”性格体现。他既然申言：“予生平不蓄门弟子。”那么，言下之意就是，他也不会师从任何人的。因此，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他就是他，他就是唯一，他就是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他。
沉沉心事北南东，一睨人材海内空。
壮岁始参周史席，髫年惜堕晋贤风。
功高拜相成仙外，才尽回肠荡气中。
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
（《夜坐》）
他还有一篇短文，题曰《病梅馆记》，就是一个提倡个性自由，思想开放，跳出罗网，不受束缚的檄文。他反对将正常生长的梅花，被那些文人画士弄得“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所以，他辟病梅馆，“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
敢于睨视群伦，匡然独出的龚自珍，被柳亚子誉他为“三百年来第一人”，我认为既是对他文品的肯定，也是对他人品的赞赏。他对龚的惺惺相惜，更看重的是诗人身上少有的自信。一个中国文人，能够像龚自珍这样，不在意别人的首肯，不需要别人的赐准，不师法任何样板，不服从任何规范，对于上上下下的说长道短，置若罔闻，对于老老少少的评头品足，不在话下，这是多么值得提倡的我行我素的文学品格啊！
这一切，怎会不让那位美丽而多情，天分极高而知音难求的女诗人，无动于衷啊！我一直相信，龚自珍的那首《减兰》词，应该是十年前与这位江南才女最初见面的记录：
人天无据，被侬留得香魂住。
如梦如烟，枝上花开又十年。
十年千里，风痕雨点斑斓里。
莫怪怜他，身世依然是落花。
词前有一小段文字，写得颇暧昧：
偶检丛纸中，得花瓣一包，纸背细书辛幼安“更能消几番风雨”一阙，乃京师悯忠寺海棠花，戊辰暮春所戏为也。泫然得句。
那时的她，很可能还是婀娜可人，待字闺中的江南才女。一方面，龚自珍那经国济世之雄心，革新变法之宏图，家学渊源之功底，倚马可待之才华，使她芳心暗许；另一方面，他那狂狷傲慢之放肆，负气自恃之浮名，招蜂惹蝶之非议，蒲博滥赌之恶声，也令她举步踟蹰。但后来，她成了贝勒府里雍容华丽的贵族夫人，他又成为她丈夫的下属，一切都在彬彬有礼，保持分寸，疏密有制，若即若离的状态下，进行着有间距的感情交流。由于无法倾力相恋的遗憾，这包海棠花瓣，能不令我们这位多情的诗人，抚今追昔么？
这位出身自浙中名臣兵部主事许宗彦的义女，又是在满洲贵族环境长成的顾太清，既有南方水乡女子的情深如水，又有北国边疆女人的奔放风韵，在与龚自珍交往以后，迷恋于他的才华，沉溺于他的智慧，钦佩于他的才思，倾心于他的浪漫，可谓情不自禁。曾经集宋词为七言绝句三十五章，而她分明知道这正是龚自珍的强项，分明就是一片爱心的呈献了。
诗如：
肠断魂梦两沉沉，只愿君心似我心。
已被色香撩病思，便愁云雨又难禁。
又如：
歌尽阳关不忍分，更无留影霎时云。
青笺后约无凭据，日日思君不见君。
而龚自珍在1839年（道光十九年）的《己亥杂诗》第二百零九首，即使学究气十足，道统气更十足，竭力否定“丁香花案”的孟森老夫子，也不能不坐实“非惟明指为太平湖，且明指为朱邸，自是贝勒府之花。”
这首疑窦丛生，招来杀身之祸的诗，为：
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
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
（自注：“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
而随后不久，那一阕《桂殿秋》，更是若隐若现，欲盖弥彰。
明月外，净红尘，蓬莱幽谧四无邻；
九霄一脉银河水，流过红墙不见人。
惊觉后，月华浓，天风已度五更钟；
此生欲问光明殿，知隔朱扁几万重。
关于龚自珍和顾太清的这段“丁香花公案”的爱情故事，因为涉及到诗人最后的暴卒，清末民初，也曾沸沸扬扬地热闹了好一阵。
既有曾朴的《孽海花》，冒鹤亭的《太清遗事诗》，言之凿凿；也有孟森的《心史丛刊/丁香花》，苏雪林的《丁香花疑案再辨》，矢口否定；更有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定庵出都，（因主禁鸦片）得罪穆彰阿，外传顾太清事，非实也。”别证其无。
但我宁肯相信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所说到的，“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龚自珍“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据此论点，观堂先生对男女****的正经，古板，道学，迂腐，姑置勿论。但他认为龚诗所写，并非向壁虚构，这个学者的断言，是值得采信的。
龚自珍在礼部祀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官微职闲，备受排挤，后来，能够到奕绘的宗人府，谋得一份俸禄，若无强有力的奥援，是很难获此美差的。她的丈夫，龚自珍当差的宗人府长官，乾隆曾孙贝勒爷奕绘，倒也是个礼贤下士的上司，而且还是一位能够与妻子唱和的诗人。他很爱这个其实有着汉族血统的江南才女，为了能和她结婚，还不得不设法为她改隶旗籍。
而诗人龚自珍终于得以走进太平湖畔的贝勒府，谁能说不是顾太清为其杭州同乡，对丈夫施加影响的结果呢？这位有着满洲和蒙古习俗的野性，又得到江南水土润养的女人，有其柔美温雅的一面，也有其奔放热烈的一面，她能毫无顾忌地说项，不怕风险地引荐，除了钟情，除了爱恋，找不到别的什么解释。于是，她对于这位有可能因公因私，从此出入府中的龚自珍，他的浪漫，他的情感，他的文学魅力，以及那种“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放荡色彩，不为所动，也是不可能的。
从太清春的《落花集》、《渔歌》等诗词作品来看，她其实是既懂得情，更懂得爱的一个极风流、极妩媚的女人。然而，1838年（道光十八年），当贝勒奕绘的官衔被革职，世袭被褫夺，在抑郁中去世以后，作为嫠妇的顾太清，在家庭中便一落千丈，何况奕绘的正室，和继承人合谋起来，要将她和他置之死地，而仍沉迷在姑且认为是柏拉图式爱情中的诗人，竟浑然不觉，还在为她写“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表白自己的不渝之情。
即使，龚自珍比离他家不远悯忠寺内的海棠花，还要纯净，顾太清比离贝勒府不远太平湖畔的丁香花，还要明洁，他们这种无瑕的感情，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他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非其族类的女人，她恋上了一个绝对被视作异端的叛逆男人，这种近乎十恶不赦的对传统，对体制的挑战，必然是要斩尽杀绝的。
龚自珍一生，其实主要只做了三件事：
一、赌命运；
二、赌爱情；
三、赌文学。
然而，上帝从来不会给人百分之百的，结果，文学上获得极大成功，命运上遭遇完全败北，爱情上更是交待出去他的生命。
其实，封建社会的****制度，之所以万世不坠，就在于对待异端分子的高度一致上，如龚自珍，如顾太春，哪怕只是表现出一点点相异的观点，一点点不同的做法，一点点反对的态度，一点点抵抗的念头，等着吧！这部国家机器，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最低的衙役皂隶，刀兵棍徒，保甲里正，巡丁逻卒，倾巢出动，全力以赴，悉心从事，上下一致，********，必干净彻底而后止。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比他失败得更惨的文人。
他的喜赌常输，虽输犹赌的恶习，很像沙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诗歌领域的开创意义，不亚于英国的拜伦、雪莱；他与贵妇人的风流韵事，与风尘女子的狭邪冶游，法国的大仲马、巴尔扎克之辈，根本望尘莫及。至于他那些披肝沥胆，唤醒国士的警世之作，堪与雨果作品对于法国，马雅柯夫斯基对于俄国，在革命中所起到的作用可相媲美。甚至他最后不知是鸩酒暴毙，还是枭首而终，与普希金、莱蒙托夫决斗饮弹，不治身亡，虽同属别开生面之死，但他死得更为蹊跷。
1839年至1841年（道光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是他创作的高产期。生命之烛燃点到最后，爆发出璀璨的光华，他以几乎日写一首七绝的进度写成的这部《己亥杂诗》，达到了他一生成就的最高峰。
然而，他的人生赌博的命运，终于也到了终点。
他的一生，极其短促，只活了四十九岁，就被追杀他的人下毒鸩死了。按照中国文人越活越缩水，越回旋，越活越糊涂，越颠倒，甚至活到最后，越混账，越万人嫌的常规，我怀疑，龚自珍活到七老八十，还有思如泉涌的才华？还有目空一切的豪迈？还有指斥海内的勇气？还有匡时救世的雄心？
我也不敢揣测。因此，他的短命，固属不幸，但他的形象，却在后人的记忆里留下了完美。
这一点，值得还活着却不怎么检点的文人，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