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过：“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因此，看待一个历史进程，就必须承认这种循序渐进的完善，因此，也就不能不承认任何发展，存在着不完善的客观必然性。认识到这一点，当时过境迁以后，便能多少获得从容和冷静。
经过半个世纪岁月的沉淀，从1949年开始的中国新文学，确实从初始的幼稚、浅薄、浮躁、狂热的生涩期，进入到沉静、理智、求实、稳健的成熟期。正如人的成长过程，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那样，能够以尊重历史的态度，讲究辩证法的精神，来回顾这条我们走过来的文学道路。
于是，能够坐定下来，写一部更真实的，更完整的文学史，总结这五十年来正面和反面的教训。或者，将以前的文学史中那些属于政治需要的泡沫文学，属于假大空的躁狂文学，属于一过性的应时文学，属于催熟起来的翻身文学，回归其本来不属于文学的位置。或者，将以前文学史中那些故意抹煞，恶意批判，一棍子打死，从此销声匿迹的文人及其作品，重新予以认识，给予评价，使其回到文学史的章节中来。
于是，那些论理应该忘记，但又不能完全忘记，已经埋没得太久，疏远得太久的故人旧事，那些名字，那些形影，便一一浮出水面。只是可惜，桃花依旧，人面何处，就不能不令人怅惘。
我不知道萧也牧这个名字，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起？
他可以说是全国解放以后，第一位因作品受到批判的作家。假如这也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话，我想他可以享受这样的“光荣”。对部分作家和作品的所谓批判，其实早已有之，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在病院中》，都是当年整风时期榜上有名的。
但新中国成立以后，萧也牧却是第一个被点名批判的。
如果说，杜甫写诸葛武侯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诗句，是对未能施展抱负和才华的人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惋惜。那么用之于萧也牧，当无不可，这颗过早殒落的流星，真使我们叹息不已。如果不是命途多舛，蹭蹬半生，按他所展现出来的创作实力判断，绝对有可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至少不弱于，或者略胜于那些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同辈，则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他像春天飞来的第一只燕子，才带来一丝不稳定的春色，便遇到了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文艺整风的疾风暴雨。于是，他还未来得及写出锦心绣口的文字，那“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的落英缤纷，狼藉凋零的局面，便将他的才华彻底埋葬了。
从那时起，这也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中国作家的命运，便系于作品的命运。常常因为作品的被批判，作家也就跟着一败涂地，萧也牧的文学生命力，尤其脆弱，简直不堪一击，一棍子打下去，再也直不起腰来。
也许，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总得有人付出代价，让后来人获得教训。像我，当时只能算是一个文学青年，初试笔锋，不也搭上20世纪50年代的“****”末班车，从此碧落黄泉了吗！但幸运的是劫后余生，我们赶上了“****”以后的新时期文学，而萧也牧没能熬过十年浩劫，便是永远的沉没。
1999年，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我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选一部《中国短篇小说五十年集》的时候，回顾半个世纪来林林总总的创作，老实说，在审视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那些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图解政治之作，屡屡被那些不忍卒读的小说，搅得昏头涨脑之际，萧也牧发表在1950年1月号《人民文学》杂志上的《我们夫妇之间》，不能不说是一篇出类拔萃的佼佼之作。
即使五十年后读来，那种温馨的情调，细腻的笔触，内心的探求，人性的描绘，还是令人怦然心动的。在那里，我们读的是人，而不是荷载革命的符号。
我回忆起五十年前翻开这期刊物的体会，那时我是一个文学青年，对解放区文学，如同看那四个吊兜土布军服的来自解放区的干部一样，浑身上下，只有一种色彩，那就是革命。但是阅读经验告诉我，这篇跳出解放区文学模式的作品，与我们以前所读过的外国文学的经典著作，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品，在审美意义上有更多的共同点，接轨处，不禁颇感意外了。初读时，真有如见故人般地亲切，这篇作品给爱好文学的我们，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小说是可以这样写，也应该这样写。
我想，如果那时的读者，作家，评论家，和文艺界领导，有今天的这一份宽容精神，沿续着这种大家熟知文学道路发展变化下去；当然，革命的，来自解放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实验，也并行不悖地坚持下来，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经五十年的努力，中国文学的现状也许更令人鼓舞，不会出现十年“****”期间，全中国只有一个作家的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的大笑柄。
然而，萧也牧像邻居家一只啼鸣得太早的雄鸡，不适时的行为，在一个比赛着谁比谁更左的阶级斗争的氛围下，肯定不会带来什么好运的。当时对萧也牧发起第一次批判的“积极分子”，主要是和他拥有同样革命身份的，同样来自解放区的一些作家和评论家。
可能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许这篇在他们笔下，已经写不出来，或者根本也写不了，便断定为离经叛道的小说，偏偏受到更多的青年读者的欣赏，好评如潮，不胫而走，使他们难以接受，说不定益发激怒了他们。但是，选择这篇已经距发表时间一年有半的作品，重新拿出来大张挞伐，进行批判，人们显然难以理解，如果是一篇果然如此成问题的小说，在过去的十五个月里，声严色厉的批判者都干什么去了？
很清楚，当1951年的5月，文化界发动了那场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给那些长有异常灵敏政治嗅觉鼻子的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发动攻击，从而得以邀功讨宠的机遇。萧也牧被当作牺牲品，送上批判的祭坛，绝不是偶然的。不过，我猜想，运筹帷幄的******在运动初期，萧也牧的这篇作品，并未纳入他的视野。他对小说作品的宽容度，要比康生，要比当时执掌文艺界的领导，显得从容不迫些。最好的例子，就是后来到了1957年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批判，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不认为是大毒草，也不主张给王蒙划为****。
运动刚刚开始，最高决策者自有他斗争的战略部署，其批判的针对性很明确，是思想界、学术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民日报》社论所指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像萧也牧这类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小说，离反动尚远，并不在批判的范畴之内。但是，“积极分子”们所表现出来的特别高昂的斗争热情，终于引起最高领导层的关注，对文艺界的批判，便由边缘地位推到了运动的中心位置。首当其冲的主角，是萧也牧，随后，全面铺开，引发了一场对诸多作家和作品展开批判的运动。
第一个吹响批判大进军号角者，是《人民日报》刊登关于《武训传》的社论两旬以后，即1951年6月10日，《人民日报》的“人民文学”副刊上，发表了陈涌的《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正式对萧也牧的创作倾向进行点名的直接批判。批评了作者进城以后写的《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认为是“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
按照历来政治运动的规律，批判对象确定以后，那些更多的庆幸自己未成为批判对象的人，便要努力做积极分子。在知识分子群中，面临这种只有咬人才能自保的严峻时刻，有人说违心的话，有人做违心的事，便不足为奇了。而且，很快就能找到********，大是大非，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反对自由主义、温情主义、小资产阶级感情的革命逻辑，而心安理得，而继续咬人。所以，如火如荼的批判，急风暴雨的斗争，像舞台一样，提供给参与者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个别知识分子的两面性，投机性，庸人哲学，苟且主义，形成的某种人性上的扭曲和畸裂，以致穷凶极恶，也是历次政治运动不断扩大化，殃及无辜，制造冤假错案，产生许多悲剧的根本原因。
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冯雪峰，为什么会在稍后几天的《文艺报》上，发表化名为“读者李定中”的《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那篇文章。光题目的两个“反对”，那棒喝的口气就够吓人的。仿佛可以想象此公举着胳膊在批斗会上，声嘶力竭地喊口号的神气，真是不可理喻。至于吗？具有相当文学水平的冯雪峰，会不懂得，只不过一篇小说嘛！但“严厉批评和火爆热辣的意见，引起文坛震动”。同时，反过来对陈涌的批判文章，进行再批判，指责他的批判为“软弱无力”，这也是政治运动中常常出现的怪圈，“左”会遇上更“左”，更“左”会遇上极“左”，最后就只能以“左”得丧失理智，不可收拾而告终。
现在，已弄不清楚冯雪峰雷霆万钧似的化名出击，是他觉得这样的违心之言，与他这个名字连在一起，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呢？还是他认为自己“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党内身份，对萧也牧的威慑力过于强烈，而使他经受不住呢？相隔五十年后来看，这位文学前辈的隐身法，真是不敢恭维。
紧接着，在延安整风时期就领教过口诛笔伐的丁玲，那时尝够挨批挨打滋味，尝够不公正待遇的她，现在转而以不公正的态度对待他人，也很难理解这位文学前辈的心态，给萧也牧扣上****的大帽子，究竟所为何来？我想她在20世纪30年代，是文学创新的勇士，其实应该能够体谅萧也牧的文学尝试，即使真正错了的话，也是艺术探索中的无心之错，他不过对解放区文学的公式化、概念化作一点小小的突破罢了，但他不可能奢望自己在新中国文学萌芽期，能有力量去制造一种与党对立的倾向，这帽子扣得也太大了一点。
应该说，曾经在延安被批得体无完肤的她，或许能够设身处地为萧也牧的孤立无援，众矢之的，十手所指，十目所视的局面，想一想才是。这种不知道明天，不知道下场，甚至不知道上天该怎样惩罚他的痛苦处境，她是有过亲身亲历的体会的呀！但想不通她执笔为文，站到这次批判行列中，目的何在？出于捍卫文学的革命性，义愤填膺？还是出于求得这场斗争中有一个好的表现？或是出于她领袖群伦的指导欲望不宜保持沉默？在《文艺报》上，也发表了她的批评文章，题目是《作为一种倾向来看——致萧也牧的一封信》。
这是一篇定性的文章，等于是一纸判决书，给萧也牧画了一生的句号。经过这样剑与火的“洗礼”以后，他成为一只不再唱歌的鸟，创作活动完全中止，处于销声匿迹的状态之中，在文坛几乎不为人知。虽然，他在嗣后的编辑岗位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几部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长篇小说，都有他付出的心血。经他编辑出版的工人作家的小说集，都有他未署名的精心撰写的编者前言。他还培养出来一些相当有水平的年轻编辑……但他始终努力使所有的读者，遗忘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一直到“****”当中，终于在迫害中屈辱地死去。
因为编这本《五十年短篇小说选》，收入了他的《我们夫妇之间》，按照体例，文前刊有他的小传：
萧也牧（1918—1970）浙江吴兴人。曾就读于吴江大学附中，1937年入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先后在晋察冀边区牺盟会五台山中心工作，做过地区报纸《救国报》、《前卫报》编辑，担任过张家口铁路分局工人纠察队副政委。1949年相继在北京、天津工作，发表了《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锻炼》等中短篇小说。被批判后，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主要著作有《萧也牧作品选》。
所以要把这份小传抄录在这里，也是出于对这位赉志以殁的未得施展才华的作家的敬意和纪念。斯人已去，文字长存，他和他的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我想是不会抹煞的，因为这是和一段文学进程联系着的。
秦兆阳有一段非常感性的文字，也许最能代表人们怀念萧也牧的心情了。
呜呼也牧！生如力耕之牛，殒如风中之烛，未竭忠诚之心，遽遭无妄之咎。生之年汝知我不汝知，死之后我知汝而难通款曲。每念及此，怅惘而痴。但愿历史教训永志不忘，历史遗毒立即消亡。
顺便说一句，1951年，那些最早对萧也牧，对《我们夫妇之间》进行批判讨伐的“积极分子”，到了1957年，角色互换，不幸又成为别的积极分子进行批判讨伐的对象。
老天爷也真会开一些很残酷的玩笑。
文学史，通常是不完备的。
第一，它不可能包罗万象，因为篇幅有限。第二，它是一部很无情的书，同时也是一部很势利的书。它的眼睛只盯着名人和名作，那是让非名人和非名作欲哭无泪的事情，可你也只好没脾气。而且，这部文学史成书的年代越近，其著作者加以评论，予以取舍的功利程度，掺入非文学的考虑因素，也就越明显。于是，有些假冒的名人，有些伪劣的名作，很可能挤进文学史，在这部书里的哪一页，哪一节，露出那张真小人、假大师的肉脸，作人五人六状。所以，对一百年内的文学史，你最好本着“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态度，半信半疑地看过去为妥。
至于我讲的这个不足百年，只有一甲子的，既非名人也非名作，肯定进不了文学史的故事，录以备忘，为文学史的一个注脚，也不无裨益罢了。因为，一部当代文学史，某种程度也可以说是一部文人伤心史。在当代历次文学批判运动中，凡在劫难逃者，受到批判而大倒其霉者，那痛苦，无论落到名人身上，还是落到非名人身上，疼的感觉应该是差不多的。
也许这多年来，那张善良的被整得“神气尽矣”的文人面孔，始终在我的记忆中不能磨灭，因此，我对我们中国的评论家，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的评论家，在那个以笔为刀枪，评论与权杖画等号的年代里，对于作家体无完肤的“爱护”，对于文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就忍不住愤慨。尽管很多置人于死地的评论家，已经亡故，或者，即使活着，也风烛残年，但想起我要说的这个故事，总是怀疑民谚所云：“不是不报，时辰不到”，其实是一句空话。
那是1945年8月，侵华日军无条件投降，我军，也就是晋察冀边区的八路军，进入了张家口市。当时，远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接管北平为第一要务，哪里顾得上远在口外，盛产口蘑的张家口。于是，在******鞭长莫及的缝隙中，于敌后坚持抗日八年的共产党政权，有了第一座像点样子的城市。我在短篇小说《月食》中，写过这些即将进城的干部，那种欣欣然，那种对于美好将来的向往。
这样，张家口这座其实不大的城市，有过两次解放的经历。
自然，在八路军中吃小米饭的文化人，也就随着部队进城。这其中，应该有刚以短篇小说《我的两家房东》脱颖而出的康濯，有后来写《我们夫妇之间》受到批判的萧也牧，以及我要讲述他故事的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丁克辛。那时候，他们都很年轻，才二三十岁，精神焕发，情绪高涨。
我在想，命运要是给丁克辛展开一点笑脸的话，评论家（特别是身居要位的，掌握文艺方向和政策的）不那么神经过敏，小题大做，不那么过犹不及，杀一儆百，尤其，不以作家首级为自己晋身之阶，此人，本该是解放区的一流作家，或者，退一万步，至少会写出不亚于解放区那些名家的作品。他比较早的跳出公式化，概念化，口号化，简单化的写作定式，比萧也牧，起码要早好几年，写个性，写人性，写感情，写男女之爱的老区作家。因此，早得多的遭遇到评论家的“光顾”，便命中注定了。于是，我也不由得哀叹，老天总是偏护强者，而欺侮弱者。对整人的人，“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使其逍遥法外；对被整的人，“时辰一到，一定要报”，绝对不会放过。
丁克辛成了评论家的靶子。
在20世纪的40年代、50年代、60年代，一篇文学作品被点了名，对作家来说，有点像剑侠小说中，被武林高手点中死穴一样，顿时昏厥麻木，立感天日无光，眼前一片漆黑，下场不敢想象。这种痛苦莫名的体会，不佞也是亲身感受过的。甚至到了解放以后，都在铁道部系统工作，有机会认识这位丁克辛，早年被整肃过的惶惶然，还时不时在他脸部阴影中流露出来，这你就不得不感叹，评论一旦等于权杖，是多么可怕了。
坦白讲，我也是侥幸活到七十出头的人了，虽然被评论的权杖，打得七荤八素过，但贱命之人，倒也耐得作践，至今仍在文坛厮混。不过，在夜里做身陷恶狗村的噩梦，倒是永远不变的主题，说明那些年里权杖式的评论，对于作家威慑力之深远，保质期竟达好几十年之久，到达下意识中，至今，每一念及，犹不寒而栗。估计这被狗狺狺然吠叫出一身冷汗的梦，非要做到死不可了。
可我为丁克辛抱憾的一点是，那么早就被批了，那么早就挨整了，从此，一生的写作魂魄散了。甚至解放以后，他还想振作，1950年，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丁克辛又写了《父子英雄》，发表在《人民文学》，结果被那时一言九鼎的周扬扣上“个人英雄主义”的帽子，再次跌落到谷底。由于在张家口对他的批判，传播的范围，充其量，仅仅是晋察冀边区而已，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周扬的批评，又是他点的一串名中最后一个，小八腊子而已，既达不到延安时期对王实味《野百合花》，丁玲《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那样影响巨大，“青史”留名，也不及共和国成立后历次文艺界的批判运动那样大张旗鼓，家喻户晓。虽然臭得从此抬不起头来，却没有遐迩皆知的臭名，有点冤。
加之，腾出手来的傅作义，开始包围这座城市，很快我军就撤出了。于是，丁克辛在张家口的这一段文学经历，也随着城市的易手而尘封起来，再也不被触及。现在，除了熟知者外，无人了解丁克辛的这段往事，甚至连他后来的去向，也少有人知悉，更不知道应该有八十多岁年纪的他，仍否健在？现在回想起这样一位被文学史淡忘的作家，那怆然若失的眼神，那无可奈何的表情，真是很伤感的。
一个有才华而不得施展的文人，不甘沉没却又只能赍志饮恨地活下去，那是多么艰难的岁月啊！
现在可以想象，这些穿着二尺半长的灰布军服，裹着绑腿登着布鞋的知识分子，随着部队进入城市，走在平坦的马路上，那种自豪感是不用说的，甭提有多少的诗情画意，涌上心头了。很显然，对那些一直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共产党、八路军来说，需要熟悉城市，熟悉工厂，熟悉工人阶级，那么，得风气之先的文化人，又是刚经过整风运动，学习了******同志的《在延安**********上的讲话》，自然深入到群众中去，体验新的生活，接触新的人物，寻找新的素材，创作新的作品，为当务之急了。
丁克辛到了宣化龙烟煤矿，他没有想到在那里写了他一蹶不振的作品《春夜》。前年我编《五十年短篇小说选》，选过萧也牧那篇让他一劫不复的《我们夫妇之间》，为他写“作者小传”时，知道他那时也在张家口铁路站段，当工人纠察队的队长。可以想象，当时有很多文化名流、知名作家、文工团的表演艺术家，聚集在张家口。才子风流，仕女妩媚，歌声嘹亮，舞姿婀娜，可谓人杰地灵，极一时文气之盛。顺便要提一下的，康濯时任副主编的《北方文化》杂志，也是在这座城市中出版发行。现在，谁要拥有这本战火中的文学杂志，肯定是奇货可居的珍藏之物了。
1947年，丁克辛在《北方文化》上，发表了他深入龙烟煤矿写出来的短篇小说《春夜》。
如今，当我们能够以文学角度探讨文学作品的时候，平心而论，丁的这部描写矿工感情生活的作品，实在构不成任何罪状。你得承认他写得真实，你得承认他写得别致，你得承认他的小说具有文彩，最后，你得承认他这篇作品的主题的积极性。当时，解放区文学，很多还停留在配合任务，图解政策，宣传形势，教育群众的阶段，因此，在当时许多意识大于形象，政治大于文学的作品中，他的这篇《春夜》，别开生面，一枝独秀，风靡一时。
故事讲述了那些在矿主的盘剥压榨，在把头的欺凌蹂躏下的窑矿工，旧社会穷得连媳妇也娶不起。贫穷与落后，落后与愚昧，愚昧与无知，无知与罔顾羞耻，总是相伴相行的。于是，作品描写了矿井中，坑洞里，出现了类似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述及的发生在原始社会的“普那路亚婚”。一个同样穷得无以为生的女人，成为同住在一个窝棚里多个走窑汉共有的妻子。
但是，共产党的光辉照亮矿山的同时，也给矿工带来了新的世界，在随后的民主改革运动中，这种悖谬人性的婚姻，无论一夫多妻，还是一妻多夫，都是解放区法律所不容的。于是，在工作队的帮助教育下，这个女人与其中她更喜爱的一个老实男人，组成家庭，过合法夫妻的生活。这就是在那个还很冷冽的北方春夜里，重新得到人的自尊的这对男女，相亲相爱的故事。
我在编《五十年短篇小说选》期间，希望能找到这篇《春夜》，可惜，未能如愿。但据当时阅读过这本杂志、这篇小说的朋友告诉我，这是对他进入文学之门的一部启蒙意义的小说。他还告诉我，当时，懂得一点文艺政策的人，知道一点延安整风的人，都为他大胆的文学追求，捏一把汗，为他写人之不敢写的勇气，担一点心。因为大家都很聪明，按照中国人的中庸思维定式，迈出一小步，其他人也许尚可忍受你的激进，迈出一大步，而且触动了什么，影响了什么，妨害了什么，那就必然要视你为眼中钉，肉中刺。即使你既不触动，也不影响，更不妨害，握有权杖者和握有权杖之笔者看你不顺眼，看你太个别，看你走出队列远了一些。等着吧，肯定不会有好果子让你吃。
接下来，丁克辛所遭遇到的，便是大家可想而知的事了。
就冲这一条责询，在解放区，有那么正面的，健康的，光明的，积极的东西不写，偏要把目光盯在矿井里七八个男人共娶一个老婆的故事？这是为什么？我想他肯定瞠目结舌，回答不上来。后来，我认识了他，一直想跟他探讨，他的这个构思，最初是不是受到高尔基《二十六个和一个》的启发？但经过多次批判的他，“曾经沧海难为水”，竭力回避谈论文学。
文学，成了他的禁忌。
当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文学批判史。其实，我在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从西方文学引进“评论”这一种文体，与中国传统的《文心雕龙》式、《诗品》式的经典评论，以及李卓吾、毛宗岗、金圣叹式的点评式的随机评论，其目的，是要将评论和创作，构成平行的，缺一不可的，文学之车上的两个轮子。无论胡适、陈独秀，还是鲁迅、刘半农，都没有打算使评论相当于检察官的公诉书，使评论家扮演作出终审判决的法官那样的角色。
评论家和作家，有其天敌的矛盾一面，但也有互为因果，彼此推动的共生一面。新文学运动早期，文坛活跃状态的形成过程中，作家和评论家的互动，是起到重要作用的。这也与五四以后的大部分文人其学养，其教养，其素养，其涵养有关，他们程度不同地在身体力行着这个初衷。
现在，再回过头去看五四时期，那大家风范，真是令人怀念。
以鲁迅为例，作为一位作家，他被别人评论过，作为一位评论家，他也评论过别人。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论争史，说到底是一部文人打架史，尽管鲁迅“打”别人的时候，可谓“一棒一条痕”，相当的不客气。同样，别人“打”鲁迅的时候，也是“一掴一掌血”，相当的不服气。所以，鲁迅在论敌的挑战下，硬译了好几部外国理论著作，以充实自己；同样，他的对手如陈西滢，如梁实秋，如林语堂，也由中而西，由西而中，积累学问，以便对阵。
即使这样，鲁迅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洋场恶少”、“四条汉子”……诸如此类的评论，对某些作家起到“定谳”的作用，但评论就是评论，评论只不过是评论，如此而已。与落在丁克辛头上，落在萧也牧头上，落在50年代“****作家”头上，那一篇篇血风腥雨的声讨，有着天壤之别。鲁迅的文章再厉害，对手詈其为“绍兴师爷”的刀笔，有置人于死地的“歹毒”，又如何呢？未见鲁迅将谁关起来，给谁戴上帽子，把谁送去劳改，宣布谁的作品为毒草。这也许是新文学运动早期，先是北平，后是上海，出现的大活跃，大进展，构成今天我们称道的现代文学的大繁荣。不能不看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家和评论家的碰撞、冲激、互动、砥砺，是起到重要作用的。
文学的自由气氛，作家的平等精神，争论的民主风度，宽容的思想境界，是古往今来，文学得以繁荣昌盛的起码条件。文学史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要后来人以史为鉴。
我不知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分界，是以什么为准？那是史家的课题了。
但窃以为，从文学评论，具有决定作品生死，决定作者存亡的权杖作用起，只要这个最鲜明的批判特色存在，便是当代文学。因此，丁克辛在张家口的这段经历，虽然发生在解放前夕，与更早一点的，于1943年延安整风对丁玲、王实味的批评，基本上已经属于当代文学的先声。因为，那手法，那动作，那措施，那政策，在近半个世纪里，没有什么改变。后来，我也渐渐懂得，为什么后来有那么众多的喊着不破不立，实际光破不立的勇敢者！因为立，需要学识，需要经验，需要实践，需要真知灼见，比较麻烦。而破，是一件无需乎学养、教养、素养、涵养，很容易做到的事，只要有权；哪怕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权，可是能在评论中“左”得可怕，“左”得吓人，只要不在乎别人眼中自己的那面目可憎的形象，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这种评论的权杖作用，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达到顶峰。江青为******正告天下，他是我们党的“金棍子”，结果，和这根金棍子一起的红卫兵、造反派们，没完没了地破下去，一直破到中国成了一片文化沙漠为止。评论等于权杖的美好日子，也就走到了头。谢天谢地，文学史上的这一页，终于翻过去了。故事讲到这里，不禁呜呼，真为最早倒在评论权杖下的丁克辛、萧也牧之辈抱屈，如果他们减去五十岁，给他们今天这种写作的内部和外部条件，我想，他们会万分珍惜，绝不会写时下流行的拆烂污文章，下三烂的作品，这也是经过严冬的人，定会把握住明媚春光的必然。
现在，我们终于能够坐定下来，重新讨论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萧也牧与丁克辛，使被遗忘的名字再度进入人们视野里来，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而觉得有必要重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更准确地描写这五十年来的文学历程，更是文学成熟的表现。
我想，公道自在人心，这种说法也许不甚科学。不过，打过人的人，虽然最终也是要死的，但他拖着的那根打人的棍子，总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种可恶的棍徒形象，很难抹掉。
因此，时间的验证，往往倒是区别和划分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公平标尺。记住这一点，对每个为文的人，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