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晋商；大院
张艺谋的一部《大红灯笼高高挂》，其影响绝不局限在影视界，还有一个间接的影响可能在当初是谁都没有想到的。这个间接影响就是让拍摄取景地乔家大院蜚声海内外，甚至有了“皇家看故宫，民宅看乔家”的说法。乔家大院充分体现了我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是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是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乔家大院实际上就是山西历史上乔姓商人日常起居的一处院落。山西类似的建筑还有王家大院、常家庄园、三多堂、渠家大院等，可见山西商人经济实力的雄厚。许多到山西的游客都是慕名而来，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历史上山西商人（简称“晋商”）的探寻。
著名的文化学者余秋雨因此专门著述了《抱愧山西》一文。只因为长期以来，他把山西一直看成是我国特别贫困的省份之一。而事实上在19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发达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20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全国最富的家庭和个人排名中，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清政府都数次向山西商人借钱。由此可见当时山西商人的经济实力。
晋商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对于晋商贸易活动，古代文献多有记载，远在宋代，他们已在国内市场上崭露头角，到明代已在全国闻名。从明代到清代初年，晋商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
明清时期，世界各主要文明地区都出现了商品经济大发展的趋势，并从地区交换发展到国际交换，这大大扩大了产品的交换范围，促进了专业化手工业市镇及农工商一体化的专业化生产区域的形成和发展。晋商目光远大、不畏艰险、勇于拓取，在将整个中国版图纳入视野之内时，积极从事外向型经营，不失时机地开展对外贸易，尤其是对俄贸易，垄断对俄恰克图贸易达200年之久。
由于清政府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自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某些经商特权。受清政府特殊照顾的山西商人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于是晋商的足迹遍布亚洲地区，甚至走向了欧洲市场。从南自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等同北方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对答如流。一些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如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的定襄巷、宁武巷等。晋商由内地运到蒙古地区并销往俄国的商品主要包括茶、布、绸缎、药材、蔗糖、烟叶、麦粉、陶器、铁锅、农具等。其中，茶是其经营项目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类别。晋商在两个多世纪内，运往俄国的茶叶累计达25万吨以上，经济总价值至少合100万两黄金。茶叶在中国是寻常之物，而对于俄国则属稀缺商品。山西不产茶但却因茶叶贸易而闻名于世。每到新茶采摘的时候，大量的客商都会汇集到武夷山这个最有名的茶叶产地，三百多年前来到这里的商人中绝大多数都带有山西口音。
晋商根据市场需求状况展开了三路茶叶贸易：一是对库伦、恰克图的北路贸易，由东口（即大同）经张家口至库伦或从西口（即右玉杀虎口）入蒙古归化至库伦；二是赴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的西路贸易，由归化出发经百灵庙至漠北赛尔乌苏、布彦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再分别至塔尔巴哈台古城及乌鲁木齐；三是赴东北边陲与俄贸易及越界赴伊尔库茨克、涅尔琴斯克、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地的东路贸易，由张家口经多伦诺尔通往谟南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漠北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
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在朝鲜、日本，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
晋商在对外贸易中促进了内地与边塞的经济联系以及国内各地区商品流通的发展。同时，大量的商业往来和巨额资金的积累使票号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
近代尽管晋商由于种种原因而走向没落，但是，晋商作为我国明清时期最为活跃的商帮之一，在贸易、金融行业曾经称雄一时，为当时的中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他们诚信、勤劳的商业道德，使其在国内外拥有极高的声望，成为中国优秀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商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东方文明史、茶叶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