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从不同的角度考虑，对不同的对象而言都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绥西屯垦”对阎锡山等执政者而言，无疑是巩固、扩大政治实力，开辟财源的举措；但对当地人民而言，却在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等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影响。
一、政治方面
（一）设立乡公所，干涉地方行政
屯垦队进入垦区后，其军事力量遍布垦区的每一个角落，行政机构在垦区各地纷纷建立。虽然绥远省的县、区、乡政府的建制依然存在，但行政权力无法行使。垦区每营营部所在地都有乡公所一处，乡长由营长兼任。垦区附近的民刑案件，往往由垦区乡公所包办过问，地方上形成了双重衙门。当地农民与垦区官兵发生了纠纷交涉，必须到营部乡公所进行处理，甚至附近农民与农民发生纠纷，也都在那里评理。当地的县乡基层干部在垦区无所作为，形同虚设。
（二）串通、勾结土豪劣绅
办事处借军队与政权之威，大肆掠夺绥西蒙汉农牧民的财富。屯垦队的军官亦上行下效，不事耕种，专门勾结地方劣绅土棍，剥削雇佣劳动，并进行转手转卖等投机活动，进行中间剥削。屯垦队的团、营、连长都与当地的绅商大户、地主老财们有密切的联系。绅士土豪们不是将走马送给垦区官长乘骑，就是过年过节大送酒肉或宴会请客，借以相互拉拢。每年春季开渠，夏季锄地浇水，秋季收割碾打，冬季运输等，地主老财们随时可以向垦区连队借人借车借工具。如五原大恶霸地主王乐愚、白焕彬、刘文，临河县大地主李干臣、武仲玺、贾八宝，晏江县大地主周成吉、张威、师六等均系绥西地区著名的劣绅地主。他们和垦区军官过从甚密，在生产生活上来往密切，相互利用，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地主老财们给垦区官长捎种上几十亩好伏水地麦子，垦区官长们拨给几十名士兵去给地主老财们帮忙开渠，既省粮食，又能喝兵血，双方都打着如意算盘。而一般群众则是望尘莫及。有些佃农群众因为一时不慎，牲畜吃了垦区几口青苗，常常遭受毒打或捆吊，但是垦区骡马吃了佃农的青苗，从来不赔偿。
屯垦队的团营长与当地的劣绅地主勾结，利用他们熟悉当地情况，加紧搜刮，致使许多以牧畜为业的蒙民背井离乡，另找牧场。汉族农民则变为屯垦军官或屯垦队的佃农，由于租税繁重，所余无几，他们也都几近破产。同时，有些屯垦军官逐步转化为当地的大中小地主或资本家。如陕坝巨商胡耀臣原系屯垦队的一个连长，在绥西陕坝开设粮店货栈，专搞投机倒把生意，没几年便发财巨万；大地主白贵元原系屯垦队的一个营长，没几年也摇身一变为临河县的大地主，拥有土地数百顷，牛羊数百头。其他屯垦队的军官也大多在五原、临河等县占有大量土地和牧畜，从而成为当地新兴的一批地主。
二、经济方面
（一）支付券的贬值
自1935年五原屯垦合作总社发行支付券以来，绥西各县城市乡村经济繁荣、贸易畅通，在当时呈现出一派活跃的景象。合作总社依靠发行纸币的便利条件，扩大经营范围，大量套购当地农民的粮油牲畜等物资，壮大了垦区的经济力量，给垦区人员和其上层统治者开辟了发财致富的道路。但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相反，他们的劳动果实受到剥削，其后更受到支付券贬值的祸害。
“七七事变”以后，绥远省的形势空前紧张。在这个时候，绥远省的平市官钱局发行的纸票价值不断下降，最后一元抵五角使用。五原屯垦合作总社的支付券更是大大地贬值。商号小贩一律拒绝使用，街头巷尾无人交易。即便有人收用，也只是以一元流通券抵五分钱使用，只能买上一碗羊杂碎，所以群众称合作社票子是“喝杂碎”票子。支付券的贬值和停止兑换，不但使当地的乡村农民叫苦连天，就是城市的商贾小贩也被拖垮了很多，倾家荡产，无法生活。
（二）霸地霸水、与民争利
屯垦队的川惠渠、华惠渠开挖时，占用了五原县南牛犋、锦绣堂一带原有佃农的很多土地。垦区既不拨地赔偿，又不给予任何代价，致使许多佃农流亡迁徙，怨声载道。五原新公中一带的佃农原系耕种土匪王英的土地。这些土地被没收后交给垦区经营，原有佃农多数失去生产资料，无法维持生活。只有绅商大户们（地主）能和垦区官长接近联系，拉拢人情，还保留了一部分土地的耕种权利。五原新皂火渠中游（新公中分水闸），每年春季灌溉青苗时，因为409团一营垦地都在新公中周围，所以渠水来到后，新公中一营近水楼台，即将分水闸提起任意灌溉。青苗浇过二水后，才放闸轮浇下游，致使新皂火渠下游农民愤愤不平，敢怒而不敢言。新皂火渠下游的王禅珠圪旦和什巴圪兔村一带的农民群众，生产生活逐年受到影响。甚至屯垦连队浇完青苗，又将生地泡了伏水（生地泡伏水给来年生产打基础），才让一般农民群众浇青。国民党政府和水利社的灌溉章程，在垦区范围内根本不能执行。这种依仗武装力量与农民争利的情形，五、临两县不胜枚举。
屯垦队的行为不仅令当地农民叫苦连天，而且蒙旗的王公贵族对屯垦也颇有怨言。德王在百灵庙自治会议上提到：“满清时代，颇顾念蒙古……自革命后，情形日劣，向来给于吾人之款项，现已停付；同时侵占土地仍旧进行，中国官吏并封锁吾人领域，将吾蒙土地无代价地划分与华人。”达拉特旗贝勒康特多尔济云：“八渠之外，又永租者，又新公中地一大段。昔年为大地户首创套渠之王同春所强租，其子王英袭乃父余威，竟充会匪魁首，祸绥十有余年，失败后被公家没收财产，垦殖队即机耕其地：本旗受工氏之压迫至深，何幸得有今日，亟思收回旗有，自行耕种。但屯垦办事处未闻有退归之表示……又本旗财政拮据，拟于临垦内划留二百顷地以作旗署基金，垦局则谓须回领另倍荒价。山应分临垦中之押荒而扣除之，与他民之领地者同；试思地原我有，蒙自酌留，有何不可？而必须倍加回领，天下事之奇特，由过于此乎！”“套地是原为蒙旗所有，应该归蒙旗自行耕种或租垦，但山东移垦失败所遗的土地及昔年为大地户首创套渠之王同春所强租新公中地一大段由屯垦办事处没收后垦殖队即机耕未闻有退归之表示……”
（三）放高利贷
自1932年屯垦开始生产后，截至1937年“七七事变”时，屯垦队的生产资料逐渐扩大，经济力量日益发展、膨胀，官兵生活改善提高。每年分红时，官佐士兵都有盈余。这些官兵在垦区外围购置土地转租给农民，坐享其成地进行剥削；购置牛羊牲畜进行繁殖，贪图个人发财；还有的将现款或鸦片烟土贷给农民，进行“驴打滚”的高利贷剥削。每年春季青黄不接的时候，佃农们十有八九向垦区官兵借贷。有的佃农还不起债务，就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屯垦官兵。这种情况比比皆是，甚为普遍。垦区官兵在河套娶妻生子，发财致富，多是依靠这种手段。当时河套垦区流行这样一句爬山调：“三八式呀铁盖盖，跟上哥哥当太太。”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垦区官兵的生活是大酒大肉，佃农群众被剥削压榨得无衣无食、卖儿卖女。垦区官兵以高利贷的枷锁束缚农民，剥削农民，当时是十分凶恶残忍的。它在河套各个角落播下了高利贷的种子，长期地吸吮着河套农民的脂膏。
（四）种植鸦片
在播种鸦片的季节里，屯垦办事处令各连队在垦区大量地播种，企图盈利剥削。阎锡山之所以选择在绥西垦区种植罂粟，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绥西偏处一隅，较为隐蔽；其二，由屯垦军队从事种植，以发展生产为幌子，易于掩护；其三，绥西地区土地肥沃，适宜罂粟之生长；其四，察、绥边界地区素有种植罂粟之传统。这样，以发展生产，寓兵于农为宗旨的“绥西屯垦”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了阎锡山官卖鸦片的重要的原料产地，成了残害人民之毒品的主要来源之一。据回忆：“王靖国负责屯垦后，即仰承阎的意图，于1933年至1937年内，利用后套土地肥沃，偏处一隅，大量普种鸦片，屯垦各区都以鸦片为主要产品，另外廉价收购农民生产之鸦片，由屯垦办事处晒成‘烟板’，连同由绥远‘土店’收购甘、宁、青运往平津之大量鸦片，转运太原，经‘山西省禁烟考核处’制成‘官烟药饼’，畅销于晋绥两省”。
垦区的官兵们除了经营种植集体的烟苗外，并与当地的绅商大户们（地主）通力合作，共同经营。士兵们为了自己发财，也在垦区附近三亩二亩地播种，或者以现款买青苗，还有的用现款直接在烟市季节里买烟土储存，到第二年春天高价出售，获取暴利。因此，每当烟市季节里，垦区官兵熙熙攘攘，均热衷于鸦片交易。多数官兵依赖鸦片烟土在农村放高利贷，获取暴利，许多垦区官兵靠此买房置地娶老婆。
三、自然环境方面
区域发展会对生态环境施加压力，从而产生影响区域发展的环境问题。“绥西屯垦”在不断扩大垦地面积的同时，造成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恶化，具体而言就是荒漠化。这是气候变异等自然因素与人类过度的经济活动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中人为因素占主导地位。虽然，绥西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并不完全是开垦蒙地造成的，但过度开垦蒙地是造成当地生态破坏的主要因素之一。
荒漠化在绥西地区主要表现为耕地退化与草地退化，而“绥西屯垦”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具体表现为次生盐渍化与沙漠化。屯垦队不断扩大开垦面积，超出了生态系统本身的调节能力，从而造成绥西地区大面积的土壤盐碱化。因其无法耕种或产量过低，农民们往往把此等盐碱地弃而不耕，“此等土地，每每弃为荒芜”，结果造成许多不适合农耕的贫瘠土地，于开垦后反因水土破坏而形成沙漠，造成土地利用的浪费。滥垦导致绥西地区农牧业生产严重衰退的恶性发展趋势，给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