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少人多不等闲，
闯荡南洋海为田。
异乡赚得金钵满，
却信回头总是岸。
进入清后期，上海成为中国的外贸中心，因此，福建商人大量聚集上海，成为上海的重要商帮。
史书上记载着不少明清时期福建与上海的商贸信息。
《天工开物》说：“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专其盛”，闽中一有兵变，上海的纸价就立刻飞涨。足见明清之际，上海所用的纸，主要是福建供给。
明代王世懋有如下描述：“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
从明代中叶起，福建就有了缺粮问题，入清以后更加严重。“虽丰年必仰给予湖广（即两湖）。数十年来，大都湖广之米，辏集于苏州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运往福建”。
王韬在《瀛？杂记》中写道：“粤则从汕头，闽则从台湾运糖至沪，所售动以数百万计。”
19世纪中叶以前，糖、茶、丝是清廷最大宗的外销品。福建、台湾和广东则是产糖最多的省份，“当极盛时代，糖产不仅可以自给自足且有巨量运输国外，近如南洋一带，远如欧美各国，莫不有华糖之踪迹。”尽管广东的厦门、安海港，福建的泉漳等地为主要的外销港。但上海在19世纪80年代前，一直是广东、福建和台湾蔗糖的一级营销市场。这一方面是由于通往上海的海上贸易线路，越来越成为福建、广东联系浙江和内地的重要线路；另一方面福建更需要用糖、茶、纸等，换取江浙的粮、棉和棉布等物品。福建汀州、泉州和漳州花糖洋货商人（花糖洋货是指棉花、食糖和淡菜、檀香、鱼翅、海参等），将闽粤的糖及洋杂货运到上海并转销各地，然后在上海收购棉花南运。闽南俗语“糖去棉花返”便是反映这样的过程。但是江南一带往往有“闽粤糖船”之说，上海有专门为闽、粤商人收买花衣的洋行，每年秋季，闽粤商人“楼船千百，皆装布襄累累而去”。不过在上海开埠前，中国东南沿海蔗糖贸易的主要港口还是乍浦。当年的乍浦接近海滨，帆樯林立，运输便利。但五口通商后，中国蔗糖业集散中心由乍浦转移到上海。主要原因是中国开始成为依赖蔗糖进口的国家。
显然，在上海与福建的商品交流中，砂糖、米、豆、棉、丝等是重要的交流品种，于是闽商成了上海这些物品行业的开拓者和重要参与者。除此之外，上海闽商还在国产纸业、果橘业、檀香桂圆、国产染料、炒货、海产品等行业占据重要位置。我们可大体按籍贯和从事的行业，将活跃在上海的闽商群体分成几大类：
泉、漳两府商人大多为船商或以船商起家，以贩运为主，贩运种类也比较多，主要有糖、桂圆、海鲜、木材、漆器、砂糖、洋什货等。他们一般载糖、靛、鱼翅到上海，小船拨运姑苏行市，船回则载布匹、纱缎、织锦、凉暖帽子、牛油、金腿、惠泉酒等，贸易数量巨大，利润丰厚。因此一度在上海的航运、棉花、食糖、海味等业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中很多是以经营糖业起家，然后拓展到其他行业。上海曾是中国糖业的集散中心。
福建是中国蔗糖生产重要地区，上海糖业的创始经营者最早以闽商最多。一般来说，福建帮以“号家”名义在糖产地采购贩运，然后提供给糖行批发，并不直接销售，而糖行则不直接赴产地采购，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1932年。1927年以前，上海糖业有南北两市之分，南市帮之组织为点春堂，专营糖类。北市帮为集益堂，兼营其他如油粮百货等。亦有产地各帮在上海设立字号代理推销经营的，他们分属闽商在上海设立的泉漳会馆、晋惠会馆和兴安会馆等机构。这是上海闽商中最为富实显赫的群体，一直到民国时期仍然是上海商界的重要角色。他们中不少曾为上海众商领袖，一度左右过上海的经济、政治格局。
福建兴化、莆田是中国优质桂圆、荔枝产地，莆田、兴化商人几乎垄断这一行业，以后才有本帮和浙江籍介入。桂圆业也曾有南北两市，南市咸瓜街一带店铺专营批发，门市兼售。北门郑家木桥一带则以零售为主。桂圆店往往兼营黑枣和檀香。这部分商人也是上海闽商中比较殷实的群体。
福州产橘，福州商人多从事果橘业，福橘也是上海市民喜欢的水果，福建果橘商人与桂圆商人一样，不显赫但很稳重。
清代的福建商帮中也有一支闽西商人集团，清代闽西几乎县县都出商人，但其中以永定、上杭、龙岩、连城、长汀等为多。他们与泉、漳和福州等地的商人并驾齐驱，活跃在海内外商品流通领域。闽西商人经营土特产品，以福建林木资源为主，以及与此相关的手工业产品，如纸、书籍、茶叶等，还有烟草、蓝靛等经济作物的制成品。清代中期，上杭商人几乎垄断全国的靛业，号称“福建之蓝甲天下”。
上海亦有建宁、汀州商人，主要经营纸棕各业，也有经营砂糖业的。他们初在上海董家渡附近建有同乡聚会之所“同庆堂”，后由纸、棕各业抽离，在今斜土路和三门峡路交界处建有建汀会馆。但由于上海开埠后，国产纸棕业也受到冲击，闽商建汀会馆停止活动，房产及义冢为同仁“辅元堂”收买。
1855年，上海小刀会起义被清廷镇压，这是闽帮势力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上海闽商的整体衰弱由此而始，进入民国形成定局。在上海小刀会起义中，策动和进行叛乱的是广东、福建两帮，而福建沙船上的船夫，却是起义的主体。上海闽商的三所会馆泉漳会馆、兴安会馆和点春堂卷入其中。
清政府悬赏捉拿的四名首犯刘丽川、陈阿林、林阿福、李咸池，其中三人是福建籍。为了镇压起义，清朝官兵对上海县城，特别是县城东南十六辅码头一带进行了多次纵火和洗劫。小东门外羊毛弄、福建街一带的大火延续了四天，大小东门外法租界南端一片废墟。这里是上海县城商业的繁华区域，也是福建移民活动、居住比较集中的区域，遭此劫难，自然损失惨重。更有甚者，起义失败后，上海地方政府在“善后请奏条款”中制定了严厉制裁闽、广移民和会馆的措施。资料表明，自此以后，福建移民人数急剧下降，到1885年，公共租界内的福建籍人口只有708人。到1930年，华界12173人，公共租界3057人。1934年为13196人，再也没有恢复到小刀会起义以前的盛况。
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从现有的上海的移民人口资料发现，在清政府同样的制裁政策下，广东移民数确实在一段时间里急剧下降了，但在近代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总的还是持续上升，到民国时期，在公共租界与华界中以超过8万。而福建移民数华界和公共租界加起来远远没有超过它原本最高的数额。1852至1890年间，上海人口猛增之际，福建籍人口却在下降。各种因素自然很复杂，但至少与下面几个问题密切相关。
1.福建人的商业活动与移民活动往往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商业活动的繁盛会推进移居的发展，反之亦然。鸦片战争前夕乃至五口通商以后，福建商人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有了新的变化。17世纪后，西方一些主要国家纷纷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力得到了很大发展，并掀起了向海外寻求殖民地的热潮。与此同时，就中国而言，明代是以海商为主体的福建商人的全盛期。清初，控制着东南沿海制海权的福建海商受到沉重打击，因此，1684年，当清政府开放海禁，元气大伤的福建海商，在经营范围和活动能力方面与明代相比已显颓势。眼看着西方殖民者将许多原为中国海商所经营的传统商品纳入他们的经营范围。清代中后期以来，福建海商走向衰败。海商是福建商帮中的主体，从此福建商帮在国内风光不再。
2.上海开埠以后，上海的纺织业、航运业首当其冲，境况大不如前。纺织业的不景气，也影响到航运业，外国轮船的到来，更成了上海航运业的有害因素。这时黄浦江上虽然帆樯林立，但大都是些外国船只了。大批的福建籍水手在衣食无着之下铤而走险，这是小刀会起义发生的重要社会条件。
3.粤商与浙江商人，并没有像闽商那样，在晚清外国商业势力入侵以后走向衰弱，相反更加活跃。
总之，19世纪中期以后，福建商帮在沪的商业活动风光不再，旅沪福建移民的人数再也没有恢复到19世纪中期以前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