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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刳木为舟造大船 众人划桨款乃声

泉州人稠山谷脊,

虽欲就耕无地辟。

州南有海浩无穷,

每岁造舟通异域。

福建濒江沿海,自古以来就是我国著名的造船中心和沿海贸易繁荣场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福建造船技术已趋于成熟,有“越人善于造舟”之说。居住在东南沿海的百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三国时期,吴国在建安(今福州)建立了官方造船工场,并逐渐形成了以福州为中心的官方造船基地。唐代,福州、泉州所造海船已有相当规模。宋元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福建的造船业鼎盛。在宋代,福州、泉州、漳州和兴化都是全国重要的造船基地。据《宋会要辑稿》载,太宗至道(995-997)末年官造船只就有3237艘,天禧(1017-1021)末年有2916艘。元代建造的战船更是以千百计。至于民间造船,其规模还在官造船之上。福州沿海九个县,就有海船373艘。乾符时(874-879)晋江有一个叫林灵的大海商,就建造了百艘大舟。泉州有很多的民营造船厂,谢履《泉南歌》中记载:“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便是当时泉州造船业发达的写照。

元代,福建沿海贸易进一步发展,南宋灭亡时,元初泉州统辖的船舶达15000艘,福建官吏献出海舶达7000余艘。由于海外交通和贸易的需要,宋元时期福建造的海船不仅数量最多,而且向大型化发展。

据吴自牧《梦粱录》载:“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缵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这就是说,宋代民间大型商船一般为5000料,载重量为10000-12000石(约500-600吨)除了货物尚可载500-600人;中型商船一般为1000-2000料,载重量一般为200吨左右,可载人200-300人:小型商船,如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等,也能载100余人。元代,大型商船一般可载1000人,比宋代5000料船还要大。

明清时期,由于“海禁”的限制,规定船舶梁头不得超过1.8丈,桅杆只限两支,还不许制造航速快的船舶。因此,在这时期福建的造船业虽在曲折过程中仍有所发展,但已不像宋元时期那样发达了。

福建海船的形状是“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丫乌船’”。宋代古船,首尖如楔,底削如刃,尾部呈方形,船身深而阔。正如宋代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所描述的“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这种造型有两大优点:首尖底瘦,水流阻力小,航行速度快。头尖尾方,船身深阔,上部保持着很宽大的面积,而船的吃水又深。这样,长宽比例较小,而宽度吃水比例较大,因此,船既能装载较多的货物,又确保行进中的稳定性。在1974年泉州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海船即是此种类型。相较于广东、两浙海船,福建海船更适合于深海远洋航行,故有“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船又次之”。因此,宋代“旧例,每因朝廷遣使,先期委福建、两浙顾募客舟”,甚至“金人所造战船,系是福建人,北人谓之倪蛮子等三人指教打造”。

宋代航海技术最大的进步则要数指南针运用于航海。在此之前,航海“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不利于全天候航海,更不能进行深海远洋航行。指南针的运用弥补了这一不足。有记载指南针对航海的作用是“洋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风雨晦冥时,唯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指南针成为全天候的导航仪器,“舟船往来,唯以指南针为则”。指南针的运用是航海技术上的一次革命性变化,使得海商能够充分利用既有的航海知识,拓展海外贸易,更使处于特殊地理位置的福建拥有了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

我国沿海有极规律的季风,冬季吹东北风,夏季则吹西南风。指南针的运用就为已掌握季风规律的海商,提供了精确的方向指示器,能够观风向变化,调整帆篷方向以顺风势航行。去高丽、日本即乘夏季西南季风,如《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一》所说:“舟行皆乘夏后南风”,“去日以南风,归日以西风”,回航则乘东北信风;去东南亚一带则是冬汛北风发船,夏汛南风回舶。

李东华先生认为:泉州(福建)位于我国海岸线之转折处,遂可兼营两地之贸易,冬季一方面有华商、番商往南海贸易,一方面有赴东北亚贸易者返来;夏季一方面有南海商客入港,一方面又有赴东北亚者出海,一年中几无淡季可言。这在宋代祈风石刻和文献记载中有关泉州一年祈风两次,而广州仅言于五月祈“回舶风”即可得到印证。在这样的情况下,泉州港既经营与高丽、日本的贸易,又可发展同南洋的往来,而广州专营南洋,明州专营高丽、日本。因此,发展海外贸易,福建有着特殊的区位优势,加上当时所具备的航海技术,福建海商在拓展海外贸易中相较其他区域,无疑具有更为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