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腔热血报中华，
生于末世运不佳。
壮志难报故国恩，
归途南洋皆泪花。
抗日战争时期不仅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大变动时期，也是福建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大变动时期。
首先，华侨投资同国内民族工商业一样，也趋于萎缩和瘫痪，走向低潮。据统计，抗战八年中全省华侨的投资额为1200万元，平均每年不过150万元，仅为1927-1937年每年平均投资额的1/5。
其次，抗战期间华侨对本省投资的地区和行业，也有很大的变化，投资在农垦事业的金额占这个时期投资的3/4左右，而且分布在闽南、闽北的山区，如永春、南安、德化、晋江、永安、建阳、南平等地。这是因为：
第一，厦门失陷后，当时的省政府迁移永安，实行“统制经济”，对本省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国民经济部门进行垄断。省设的企业、贸易、运输等三大公司，实际上包办了一切。华侨要投资这些部门也无从下手。原有的侨办企业，由于抗战发生，无法再投，只好转到农业。
第二，福建省是个缺粮地区，战前每年输入洋米不少，抗战开始后，沿海一带被敌封锁，粮食问题日益严重，农业生产是当时解决粮食恐慌的最好办法，同时福建省府又大力从事欺骗宣传，使华侨涌现若干幻想，从而投资农垦事业。
第三，部分华侨领袖回国视察，大力倡办农垦事业。如陈嘉庚先生率领华侨回国慰劳，返闽视察，曾公开表示回到南洋后要筹款在闽西南、闽西北等地选择荒地开荒，这也推动了部分华侨重视农垦事业，而乐于投资。
但是，华侨在农垦事业的投资，由于反动统治和地方封建势力的摧残，再加上太平洋战争后侨汇中断和管理不善等原因，到抗战后期就衰落了。不但新办的农垦事业几同凤毛麟角，即是前期存在下来的那些农场也销声匿迹。
例如太平华兴公司是永春最有代表性的农垦公司，1917年由马来西亚麻坡华侨李辉芳等23人，集资2万余元，于1918年开始种植茶树7万株，经过20多年的惨淡经营，才垦辟了虎巷220亩茶园和500亩经济林。但在反动统治的摧残下，到1948年华兴公司就失败了。
永春太平北？华侨垦殖公司的遭遇则更悲惨。这家公司是1911年马来西亚华侨颜穆闻创办的。他从国外带回2/3的家产，投资3万多银元，请来专家进行勘测，种了茶、果、油茶、棉花，架了铁桥，建了织布厂，还计划用水力发电，开辟航道。后来又在小湖洋地方开了一片山地，计划扩大经营。可是开发北？才五六年，当地的土豪劣绅夜里纠集强人上山放火抢劫。新盖的厂房和开垦的油茶山，一夜之间化为灰烬。颜穆闻受刺激精神错乱，最后在香港跳楼自杀。
抗战期间，华侨投资的企业遭到严重的破坏。七七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使得战局急转直下，福建沿海被敌封锁，金门、厦门、福州先后沦陷。敌人对沦陷区的掠夺以及对蒋管区的滥炸和破坏，给国民经济以巨大破坏。这种情况以厦门最为突出。
厦门沦陷后，留在厦门的侨胞和侨办企业遭到悲惨的命运。例如华侨投资的兆和酱油厂被日寇没收，经理被杀害，资产损失30多万元。淘化大同厂除迁到香港外，在厦的厂房遭日寇拆毁，迁址于大生里，自始至终被敌伪掠劫并遭轰炸，损失竟达4/5。使原来最盛时期的千人大厂，到抗战胜利后只剩下20多人。
在沦陷期间，厦门华侨投资的金融业、商业和服务业大大萎缩、停滞了。银行有的倒闭，有的停歇，侨批局由原来的145家剩下20多家。华侨投资的同南洋各地的进出口贸易业务也不得不收场，连战前盛极一时的旅馆和客栈，也由于华侨出入国的停止而无人问津了。
在国民党统治区，反动派为了保持和巩固反动统治，假“抗战”之名，行镇压人民之实，给侨办企业也带为无数灾难。金门沦陷后，华侨投资闽南各地的20多条公路，几乎被反动派人为地破坏殆尽。反动政府又把华侨投资的汽车公司所有的货车没收，并强迫公司往内地迁移，使侨办汽车公司绝大部分被迫停办。至1940年，仅存泉安、泉永德、漳龙、漳嵩四家公司。福州的福建造纸厂，起初厂房被敌机轰炸毁坏殆尽。其后被迫迁往南平，但南平官僚买办阶级又借口生产需要，强迫其出售造纸机器，肆行勒索。
抗战胜利后，由于华侨在战争中饱受沦陷的痛苦，期望祖国繁荣富强，战后南洋华侨资本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且侨汇畅通，华侨对当时政府还存有幻想，因而出现了抗战胜利后华侨投资的一度回升。这一时期，华侨投资总额为1700多万元，平均每年400多万元，平均投资额比抗战时期有所增加。
应该指出，战后华侨投资的回升，主要集中在1946年至1947年间，占了本阶段投资的85%，以后二年仅占15%。华侨投资在1948年至1949年很快转入低潮的直接原因，是国民党反动派通货的恶性膨胀。
在通货恶性膨胀的影响下，任何投资都免不了虚盈实亏的损失。于是侨汇就宁愿以美金存款的方式保存着，并成为变相的游资，其结果是正当的投资不得不萎缩下来。
这一时期，华侨投资于非生产性的企业仍有所发展。根据统计，抗战胜利以后的投资重点主要为房地产，其次为商业，这两个行业的投资约占投资总额的70%。这一时期的房地产投资，一般以购买旧房为主，然后出租给人经营酒楼、旅社，以收取租金，同过去以建筑新房屋或购买地产为主不同。
这一时期的商业投资，主要集中在厦门，其次为泉州、南安。投资的行业又集中在易于投机和囤积的进出口行、棉布、百货和粮食等。由于当时通货恶性膨胀，只有保存物资与外币才不会受到物价暴涨的损失。因此1947年以后商业的投机活动，非常普遍。一些侨办商店，都利用侨汇，从事金钞买卖及商品投机，形成侨乡物价都以外汇美金、港币计算。这种情况在1948年反动政府实行输出入管理条例及外汇管制时，也没有改变。
这一时期，生产性的投资愈来愈少，工业、农业的投资总共只占8%。
抗战胜利以后，华侨投资企业陷入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双重迫害和掠夺。这种情况，在以前就已存在，但到抗战结束以后表现得更为突出。1946年黄重吉在厦门开办的工厂足能说明这一种情况。
黄重吉原是马来西亚较有声望的永春籍华侨实业家，1946年10月他在厦门设立办事处筹建各厂，从海外带了30多个技术人员，并带来了橡胶厂、榨油厂、饼干厂、罐头厂、烟厂、酒厂的一部分机器，以及修理用的工作母机，用专船运到厦门，另外还有两辆旧货车准备到厦后输送机器到厂房安装及作以后运输之用。1947年初专船一到厦门，就受到反动政府的阻挠，旧货车被海关扣留，理由是运输工具不进口，只能向四大家族的扬子公司购买，结果这两辆货车便无限期地在草场上受风雨的腐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由人民政府发还。货车既被扣留，各厂等待安装的机器便不得不使用原始的方法，利用人力慢慢地拖到厂房上去。总算于1947年10月办起了一些厂房。但是购买原料所需要的外汇却得不到反动政府的批准，只配给厂房每月5000元港币的外汇，而实际上单黄重吉的橡胶厂就需要外汇港币50000元，加上电池厂、饼干厂以及酒厂就需要更多了。此外，反动政府竟然进口厂方不需要的道林纸和牛乳，而需要的椰油、香料、糖精、药料等反而得不到供应。这一切都迫使黄重吉各厂向黑市购进，从而使成本大大增加，同时，在美货倾销情况下，酒、烟、电池都销不出去。黄重吉各厂也曾自用外汇进口原料，又遭到海关的扣留，损失巨大，加以特务流氓及帮派的各种勒索，苛捐杂税的横征暴敛，使各厂都喘不过气来，资金耗尽。到1948年底，勉强维持下来的工厂，只剩下电池厂1家，其他工厂或陷于停工或倒闭了。至1949年3月，电池厂也因原料缺乏，流动资金接济不上而停止生产。南洋来的技工不得不发路费遣回。在两年多的时间内，黄重吉因经办各厂损失的流动资金共达100多万元（港币）。
从抗战胜利以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一期间，在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外国资本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恶性通货膨胀的夹攻下，华侨投资企业和国内民族工商业一样，最终趋于破产崩溃的边缘，能够维持到新中国成立的，只是了存无几的破烂摊子或奄奄一息的企业外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