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大话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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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闽中门开向两洋 以贫求富只做商

商傍大海即海商,

扯篷扬帆求富忙。

沧海求利不作羞,

家家报赛话夕阳。

在唐代以前,福建人的主要经济活动还是小农耕作的农业。在经历了唐代的开放和五代十国“政权空白时期”对外贸易的大气候后,重商逐渐取代重农。各种资料显示,宋元以后,随着阿拉伯******商人,以及欧洲商人和印度商人来闽的日益增多,福建人的经商对外贸易一发不可收,其足迹遍布东南亚、东北亚、印度洋,甚至远至东非、地中海等广大地区。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商人被排在末位。一旦从商,则不得仕官为吏。但福建由于远离中原文化区,受中原风气影响相对弱些;再加上商人的势力和影响,商人的地位不仅未受到挑战,反而使中原那种贬抑商人的传统制度和观念受到强有力冲击。早在闽国时期,统治者就对商人刮目相看,正如唐文基主编的《福建古代经济史》中所言:“‘闽商’借雄厚实力,参与和介入闽国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闽国统治者常有借助闽商之力,媾沟与五代中原王朝的往来,甚至以‘闽商’作为闽国的使者而‘奉表称番’于五代。闽商人林仁翰、林灵仙曾孙,后事闽王王延曦,曾谋求市舶司之官。”闽南一带更是推崇“商能致富”“商胜于工,商胜于农”,“以商为荣”观念深入人心。宋泉州莆氏家族长于海外贸易,拥有大量船舶,甚至有私人军队,南宋朝廷干脆任命莆寿庚为举市舶,掌握泉州财政大权。元初,莆寿庚投降元朝,又被授官闽广都兵马招讨使并参知政事,累官直至泉州行省平章政事。莆氏亦官亦商,进一步扩大其商业领域,直至拥有80艘海船,成为地方第一大势力。至明清,一些大商人集团由于得到地方势力和乡族势力的有力支持,成为左右地方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朝廷为了安抚这些势力,不得不多加拉拢和让步。这恐怕是其他省的商人所不曾有的。

经商给福建带来的影响巨大,不仅促进了福建经济的发展,而且提高了商人的政治地位,改变了中国社会传统的鄙商观念,培养了一大批善于经商的商人。重视经商的结果不仅是富了地方,富了民众,也提高了福建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的地位。经济的富庶也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商业文化的发展,也使福建形成浓郁的重商风气。从定海、宁海一带的风俗、民谚中就略见一斑,试举几例如下:

“弗买弗卖,三代分败。”

“不怕折,就怕歇。”

“家有千金,不如日进分文。”

“吃弗穷,着弗穷,下算弗着一世穷。”

“穷店比好汉。”

“大富由天,小富由勤。”

“十里一个铺,凡百都有数。”

“福由自致。”

“石头瓦片有翻身。”

上述谚语都抄自明清时期的县志,这是那个时期出自平民百姓内心深处的感受,从这里听到的是,家藏千金,不如做一个日进分文的小买卖;开一个穷店可比得上做一个英雄好汉;只要能经营,石头瓦片也有翻身之日;不做买卖,不到三代就要家败。充满了对经商的歌颂、追求和向往。在重农抑商有悠久传统的中国,从朝廷到思想家很少有重商的认识,可在舟山民间却发出另一种呼声,一扫内地那种轻商、贱商的声浪,歌颂商业,这就是勇为天下先的商业精神。

泉州民谚也说:“和气生财乡,顾客挨挨来。”为了拉拢顾客,店主还不时搞一些所谓开业若干周年大酬宾、换季清仓大拍卖、拆迁大甩卖,以及购物摸奖等销售活动。清道光《晋江县志?风俗志》中对闽中重商风气有所描写:“富者上吴下粤,舟车所至,皆可裕生涯。贫者背负肩挑,里巷遍招,亦堪资贸易。濒海之民,又复高帆键槽,疾榜击汰,出没于雾涛风浪中,习而安之,不惧也。趋利之多,自昔为然。其小者如卖炀、卖饼、卖荔、卖柑、卖桃李、卖杨梅、卖甘蔗者,熙来攘往,声满街衢,朝暮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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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标志实际上是一种传统的商业广告方式。《泉州市志?风俗志》描述:“肩挑小贩沿街巷叫卖时大多拉腔提嗓,如喊如唱,招徕顾客。有的则以吹响器或打击器物为记,如卖肉的吹竹管或螺号,卖蜜饯的吹唢呐,卖鱼丸汤的以汤匙碰击瓷碗,阉禽畜的吹短笛,算命先生敲牛角等等,各具一格。”新店营业开张,要装饰门面,并举行隆重的悬挂招牌典礼,老式招牌多制成匾额,墨迹多出自书法名家或名人之笔,这就是商业民俗中的文字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