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河流的另一边——对岸一直哑然无语地触及着我的生活，这种触及是那样地不动神色，它是以一种沉默的方式明明白白站立在我视线的对面，连接我与它的是头顶上面的很辽阔的天空，而脚下的河流尽管也是一种连接，但这种连接一经有了“水流”的穿过，就被我们认定为是一种隔断。
对岸绿意盎然，风从舞动着的柳条处吹来，掠过湍急的河流水面，软软的，如同抚摸，充满了那种叫人去聆听绿野的撩拨。我很向往对岸。对岸的这一边——我所居住的城市如今已没有什么绿色或者少有绿色，更没有鸟声，它已被那种在风面前纹丝不动、形态固执的水泥的灰白颜色替代。
可是我没有办法走到对岸。这条河流太宽太长，我不可能走到它的源头，然后再走回我现在这个地方的对面，我只能用“渡”的方法“走”到对岸。其实任何一条天然河流的岸线都很辽远，“走”到对岸去最便捷的办法就是“渡”或“趟”（浅水的河）。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我想到了湖或塘边的陆地——湖岸与塘岸，在我的眼里，湖和塘是无所谓对岸的，它的岸的起点与终端总是混淆得可以置换；海的另一边也有岸，但那岸太遥远了，它不在我们的视线之内，因此那种对岸的存在对于我只能是一种有真实背景的想象；而淙淙流动的溪水是没有岸的，岸或对岸因为有足够大足够能量和明确流动方向的水而形成。
对岸原本就存在于自然，存在于我们的真实的生活中，存在于每一部汉语词典中的某一页上，可我的“对岸”在逼近我的时候，我才有了“对岸”的感觉，“对岸”是那样生动地隔着一条河流站在了我的对面。
我还记得我18岁的“对岸”。那年“双抢”后一连几天的暴雨使我们的心情变得与天气一样郁闷。我和插队伙伴小萧为了驱散这种郁闷，在雨歇住的那天，用4个小时走完了40多里山地，来到了那位朋友的居住的村庄。可我们走不进暮色中他所居住的那座村庄——那条我们走过好几次的白沙河已不是先前的模样：绵软银白闪亮的沙粒铺满了河床，即或有水，那也是极致的清澈，一滩一洼地凹在那儿成不了流水。而此时的白沙河在我们面前摇晃着嘶噎着，河水正激怒地拍击着我们脚下的陆地；我看到有一只美丽的鸟从一团灌木丛中拔地而起，扑楞地冲向河心，然后很优雅将翅膀伸展在身体的两侧，一动不动地悬浮在河面的上空。后来那只鸟在我们眼前消失了，它飞到了我们的对面——这条河流的对岸——暮色中渐渐朦胧起来的村庄。
一只鸟或这一只鸟的飞翔使我们看到了对岸、对岸的村庄。我们必须走进对岸的村庄。
后来我们终于走进了那座我们必须走进的村庄。我们凭着推断，在昏黄的月光下沿着长满杂草、灌木的岸线向河流的上游走去，找到了一座非常古典非常具有诗意的石桥，踏上了“对岸”。“对岸”此刻已不是对岸，“对岸”已因为一座桥和走过了桥的人而发生了空间上的置换——对岸在原来“对岸”的对面。
这是我对“对岸”概念的一个体验，这个体验中的“对岸”一直像湍急的河流撼动着我的思绪。1998年夏季，我面对的这条河流威胁着我所居住的这座北岸城市，威胁着缘水而筑一个又一个白墙青瓦的村庄，我以城市守护人的名义值守在这个城市的某一个闸口上，想到的是一种使命性的责任，可是我意识中的这种责任却有着某种不能愿谅的虚假，因为这种责任里包含了对河流南岸的淡漠与牺牲，每当南风从对岸吹过来的时候，北岸城市的水位就会上涨，我也因此忧心忡忡，希望风能够改变方向，只要风不是向北岸刮，甚至掉个方向由北刮到南岸去，我的心都不会这样忐忑不安；当知道河流上游或下游的某一个地方被拟定为分洪区时，我们的心里才有了些安慰与轻松。洪峰来到的日子，我们在坚守责任的同时，也想到了减负责任的分洪。如果是我们承受这种分洪的责任呢？我问过自己。我们的生活就这样被北岸规定着，而且是以一种责任的名义规定着。
河流上的航船是没有“对岸”的——他们的“岸”是以河流的流向规定着：面对下游方向，身体的左侧为左岸、右侧为右岸，所以河流的两岸都给予了他们最真挚的跳板。
现在，我乘船用“渡”的方法“走”上了“对岸”，然后再和航标（岸标）巡捡小组乘一辆越野车奔跑在“对岸”的大堤上，我看到了河流对面的城市在移动，或者说是我们车下的大地（岸）在移动。后来车突然停了下来，我所感到的那个移动的过程也就骤然而止，但夹在两岸间的河流仍然在以一种“流过”的方式移动着。这是谁都能遇到的一种客观现象，因而我不会为此疑惑，但我的疑惑依然存在。不仅河流上的行船没有“对岸”，河流及河流上面的天空也是没有“对岸”的，可为什么我们一旦走上河流两岸的任何一侧时，就会把河流的另一边看作是“对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