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57年以前的东荒地，老少有礼，进退有仪，世风典雅，民情醇厚，人们以诚实的劳动开创着自己美好生活的话，那么，从1957年开始，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便像原子弹爆炸后盘踞在高空灼热的蘑菇云，迅速蒸发了人们品格中那些传统的宝贵养分，道德之都沦丧变成了一座可怜的孤城，城头上虽然挺立着不肯撤退的战士，可毕竟珍如凤毛麟角，即使是学贯孔孟的郑肇庸之流也不得不仓皇出逃。政治运动一次次用贪婪的血舌篡改着社会生活的宝典，并以一种不可理喻、颇似邪教的强大力量，将生活推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我们不知道“1957”是地狱里贪杯的狱卒不小心放出来的一组魔鬼，还是在历史的禅机里早已确定的一道无法绕过的苦难的门槛。总之，接下来，我们的目光必然要投向1966年，如同我们愧对1957一样，同样也愧对那个错位的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