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人处世上，曾国藩不仅自己时刻保持谦逊谨慎的态度，而且不时要求身边人戒骄戒躁，厚道做人。曾国藩深悟“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的道理，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够珍惜自己的人际关系，心中常怀感激之情，不要用瞧不起的目光抵触他人，剔除虚假成分，谦虚有度，人才显得堂堂正正，谦虚不等于阿谀奉承，它是处于对人的真实的诚意。
原文
翰臣方伯廉正之风，令人钦仰。身后萧索，无力自庇，不特廉吏不可为，亦殊觉善不可为。其生平好学不倦，方欲立言以质后世。弟昨赙之百金，挽以联云：“豫章平寇，桑梓保民，休讶书生立功，皆从廿年积累立德立言而出；翠竹泪斑，苍梧魂返，莫疑命妇死烈，亦犹万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登高之呼，亦颇有意。位在客卿，虑无应者，徒用累虚欠虚欠。韩公有言：“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盖自古而叹之也。
译文
翰臣方伯廉正的作风，令人钦敬仰慕，然而死后家境萧条败落，无法庇护自家亲人，这使人觉得不仅是清廉的官吏不能学做榜样，甚至善良的事情也没必要做。他一生好学不倦，正打算著书立说流传后世却不幸去世。我昨天送百两纹银帮助他办丧事，又做了一副对联悼念他，说：“豫章平定贼寇，家乡保护人民，不要惊讶书生建功立业，都因为二十年积累道德学问才产生；翠竹斑如滴泪，苍梧招魂欲返，怎可疑惑贤妻死节贞烈，也如同千万载臣子死为忠孝的常行”。我这样站出来大声呼吁，颇有号召众人学习之意，然而仅处于客卿的位置上，估计无人响应，只好独自反复感叹不已。韩愈说过：“贤德的人经常无法维持自身生存，无德的人却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也是自古以来人们对这种情形的叹息呀！
原文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岐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著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
译文
古代的君子是如何竭尽心力修养德行的，我们是不能看到了；但他们修养身心，管理家庭，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却都秉持的是礼。从内部说，舍弃了礼法就说不上道德；从外部说，舍弃了礼法就无法协理政务。所以六卿之官设置完备，而记录典籍以《周礼》做书名。春秋时代，士大夫通晓礼法，擅长游说辞令的人，常能说服众人，实现主张而使国家强盛。战国以后，以仪式的华美琐碎为礼，就是叔齐所讥讽的虚有其表。荀卿、张载小心谨慎地以礼为实务，可称得上知晓根本，喜好古风，不追逐流俗啊！近代张尔岐作《中庸论》、凌廷堪作《复礼论》，也可以从中看到先王教化原貌的佳处。秦蕙田编辑《五礼通考》，把天文、算学录入授时门一类，把地理、州郡录入体国经野门一类。这样做，对于著书的意义和条例来说，就有些繁杂不精，但该书对古代经营世事的礼则都全盘具备了，说不上有什么失误。
原文
崇俭约以养廉。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必先知足。观于各处难民，遍地饿莩，则吾人之安居衣食，已属至幸，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殓哉？不特当廉于取利，并当廉于取名。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可挽回矣。
译文
崇尚节俭是用来培养廉洁之风的。过去，州县的佐官杂员有省城任职办事，国家没有薪水银两。如今，每月可领到数十两银子还嫌得到的少，是所说的不知足呀。要想学习廉洁正直，必须先知足。看到那些各地的难民，遍地都是饿死的人，而我们却衣食住行不缺，已属万幸了。哪里还有什么可奢望的呢？哪里还敢任意糟蹋东西呢？不仅应当正当地获得利益，还要正当地赢得名誉。不要贪图向上保举获得功劳，不要贪图虚浮不实的名誉。事事知满足，人人守纪律，那么正当的风气就可挽回了。
曾氏体悟
曾国藩初出办团练，便标榜“不要钱、不怕死”。他写信给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说：自己感到才能不大，不足以谋划大事，只有以“不要钱，不怕死”六个字时时警醒自己，见以鬼神，无愧于君父，借此来号召乡土的豪杰人才。
曾国藩当然不是苦行僧，“不要钱”，指的是不贪，不要非分之钱。他说：“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伏神钦，到处受人敬重。”又说：一般的人，都不免稍稍贪钱以肥私囊。我不能禁止他人的贪取，只要求自己不贪取。我凭此示范下属，也以此报答皇上厚恩。“不贪财、不苟取”，这就是曾国藩的信条。他一生行事也确乎如此。
正因为他不爱钱，所以他谆谆以“勤俭”二字训诫后代，也孜孜以“勤俭”二字严律自己。他终身自奉寒素，过着清淡的生活。他对儿子纪泽说：“我做官二十年，不敢沾染官宦习气，吃饭住宿，一向恪守朴素的家风，俭约可以，略略丰盛也可以，过多的丰盛我是不敢也是不愿的。”他早起晚睡，布衣粗食。吃饭，每餐仅一荤，非客至，不增一荤。他当了大学士后仍然如此，故时人诙谐地称他为“一品宰相”。
“一品”者，“一荤”也。他三十岁生日时，缝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时不穿，只遇庆贺或过新年时才穿上，这件衣藏到他死的时候，还跟新的一样。他规定家中妇女纺纱织麻，他穿的布鞋布袜，都是家人做的。
他规定，嫁女压箱银为二百两。同治五年，欧阳夫人嫁第四女时，仍然遵循这个规定。曾国荃听到此事，觉得奇怪，说：“真有这事？”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如此，不由得再三感叹，以为不能满足费用，所以又赠予四百两金子。嫁女如此，娶媳也如此。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写道：“是日巳刻，派藩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
同治年间，曾国藩出将入相了，且年近垂暮，却依然在“俭”字上常常针砭自己。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移居经过翻修的总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园游览，花园修工未毕，正在赶办。游观后，他感慨系之地写道：“偶一观玩，深愧居处太崇，享用太过。”这样克勤克俭的总督，天下能有几人！而且，这是他逝世前两个月的最后一次游览！
如果说，曾国藩在小的时候生活在湖南偏僻的山村，勤俭持家，是能够做到的，那么，当他权倾天下，显赫一时，仍不忘勤俭，居安思危，这种远见卓识与坚忍的毅力，则是常人不易做到的。
直到晚年，曾国藩克己求过，严以自律仍不稍宽。他曾说：念吾平日以“俭”字教人，而吾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厚。昨闻隗时若将军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妇女在家并未穿着绸缎软料。吾家妇女亦过于讲究，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余盖屋三间，本为摆设地球之用，不料工料过于坚致，檐过于深，费钱太多，而地球仍将黑暗不能明朗，心为悔慊。余好以“俭”字教人，而自家实不能俭。傍夕与纪泽谈，令其将内银钱所财目经理，认真讲求俭、约之法。人而不勤。则万事俱废，一家俱有衰象。余于三四月内不治一事，于居家之道，大有所悖，愧悻无已！
这种勤求廉矩的精神是一般人所不可及的。
人生智慧
人生在世，除了生存的欲望以外，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欲望，而贪欲者，众恶之本。人一旦贪欲过分，就会方寸乱，计算谋虑一乱，欲望就更加多，欲贪多，心术就不正，就会被贪欲所困，离开事物本来之理去行事，就导致把事做坏、做绝，大祸也就临头了。所以贪欲不忍，什么事情都会办不好，受贪欲的影响，总是奢望自己能够多占多得，不劳而获，稍不如人，便气恨不已，只见眼前的利益，有损人格不说，长远的利益也同样会失掉。
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太强烈，就会造成痛苦和不幸，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因此，人应该尽力克制自己过高的欲望，培养清心寡欲、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
每个人都要注重自身修养，行动中以身作则，以自身的“正”影响部属，激励部属。古人对这个问题就有清醒认识：《礼记?哀公问》“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子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孔子在回答鲁哀公什么是为政问题时强调：“为政就是正。君主端正自己，那么百姓就服从于政令了。君主怎么做，百姓怎么跟着做。君主无所作为，百姓怎么跟着做啊？”唐太宗也认识到：“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贞观政要?卷一》）在《周书?苏绰传》中，对统御者本身做了形象比喻：“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国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犹曲表而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犹无的而射中也。”大意是说：君主本身，就是黎民百姓的“表”，就是一个国家的“的”。“表”树立得不正，不能要求有笔直的影子；“的”不明显，不能要求射中目标。如果君主不能自我治理，而希望治理百姓，这如同“表”歪却要求影子直。如果君主不能自我修养，而要求百姓修养，这如同没有“的”却要求射中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