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曾国藩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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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曾国藩大智慧10

在为人处世上,曾国藩不仅自己时刻保持谦逊谨慎的态度,而且不时要求身边人戒骄戒躁,厚道做人。曾国藩深悟“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的道理,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够珍惜自己的人际关系,心中常怀感激之情,不要用瞧不起的目光抵触他人,剔除虚假成分,谦虚有度,人才显得堂堂正正,谦虚不等于阿谀奉承,它是处于对人的真实的诚意。

原文

翰臣方伯廉正之风,令人钦仰。身后萧索,无力自庇,不特廉吏不可为,亦殊觉善不可为。其生平好学不倦,方欲立言以质后世。弟昨赙之百金,挽以联云:“豫章平寇,桑梓保民,休讶书生立功,皆从廿年积累立德立言而出;翠竹泪斑,苍梧魂返,莫疑命妇死烈,亦犹万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登高之呼,亦颇有意。位在客卿,虑无应者,徒用累虚欠虚欠。韩公有言:“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盖自古而叹之也。

译文

翰臣方伯廉正的作风,令人钦敬仰慕,然而死后家境萧条败落,无法庇护自家亲人,这使人觉得不仅是清廉的官吏不能学做榜样,甚至善良的事情也没必要做。他一生好学不倦,正打算著书立说流传后世却不幸去世。我昨天送百两纹银帮助他办丧事,又做了一副对联悼念他,说:“豫章平定贼寇,家乡保护人民,不要惊讶书生建功立业,都因为二十年积累道德学问才产生;翠竹斑如滴泪,苍梧招魂欲返,怎可疑惑贤妻死节贞烈,也如同千万载臣子死为忠孝的常行”。我这样站出来大声呼吁,颇有号召众人学习之意,然而仅处于客卿的位置上,估计无人响应,只好独自反复感叹不已。韩愈说过:“贤德的人经常无法维持自身生存,无德的人却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也是自古以来人们对这种情形的叹息呀!

原文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岐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著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

译文

古代的君子是如何竭尽心力修养德行的,我们是不能看到了;但他们修养身心,管理家庭,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却都秉持的是礼。从内部说,舍弃了礼法就说不上道德;从外部说,舍弃了礼法就无法协理政务。所以六卿之官设置完备,而记录典籍以《周礼》做书名。春秋时代,士大夫通晓礼法,擅长游说辞令的人,常能说服众人,实现主张而使国家强盛。战国以后,以仪式的华美琐碎为礼,就是叔齐所讥讽的虚有其表。荀卿、张载小心谨慎地以礼为实务,可称得上知晓根本,喜好古风,不追逐流俗啊!近代张尔岐作《中庸论》、凌廷堪作《复礼论》,也可以从中看到先王教化原貌的佳处。秦蕙田编辑《五礼通考》,把天文、算学录入授时门一类,把地理、州郡录入体国经野门一类。这样做,对于著书的意义和条例来说,就有些繁杂不精,但该书对古代经营世事的礼则都全盘具备了,说不上有什么失误。

原文

崇俭约以养廉。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必先知足。观于各处难民,遍地饿莩,则吾人之安居衣食,已属至幸,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殓哉?不特当廉于取利,并当廉于取名。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可挽回矣。

译文

崇尚节俭是用来培养廉洁之风的。过去,州县的佐官杂员有省城任职办事,国家没有薪水银两。如今,每月可领到数十两银子还嫌得到的少,是所说的不知足呀。要想学习廉洁正直,必须先知足。看到那些各地的难民,遍地都是饿死的人,而我们却衣食住行不缺,已属万幸了。哪里还有什么可奢望的呢?哪里还敢任意糟蹋东西呢?不仅应当正当地获得利益,还要正当地赢得名誉。不要贪图向上保举获得功劳,不要贪图虚浮不实的名誉。事事知满足,人人守纪律,那么正当的风气就可挽回了。

曾氏体悟

曾国藩初出办团练,便标榜“不要钱、不怕死”。他写信给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说:自己感到才能不大,不足以谋划大事,只有以“不要钱,不怕死”六个字时时警醒自己,见以鬼神,无愧于君父,借此来号召乡土的豪杰人才。

曾国藩当然不是苦行僧,“不要钱”,指的是不贪,不要非分之钱。他说:“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伏神钦,到处受人敬重。”又说:一般的人,都不免稍稍贪钱以肥私囊。我不能禁止他人的贪取,只要求自己不贪取。我凭此示范下属,也以此报答皇上厚恩。“不贪财、不苟取”,这就是曾国藩的信条。他一生行事也确乎如此。

正因为他不爱钱,所以他谆谆以“勤俭”二字训诫后代,也孜孜以“勤俭”二字严律自己。他终身自奉寒素,过着清淡的生活。他对儿子纪泽说:“我做官二十年,不敢沾染官宦习气,吃饭住宿,一向恪守朴素的家风,俭约可以,略略丰盛也可以,过多的丰盛我是不敢也是不愿的。”他早起晚睡,布衣粗食。吃饭,每餐仅一荤,非客至,不增一荤。他当了大学士后仍然如此,故时人诙谐地称他为“一品宰相”。

“一品”者,“一荤”也。他三十岁生日时,缝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时不穿,只遇庆贺或过新年时才穿上,这件衣藏到他死的时候,还跟新的一样。他规定家中妇女纺纱织麻,他穿的布鞋布袜,都是家人做的。

他规定,嫁女压箱银为二百两。同治五年,欧阳夫人嫁第四女时,仍然遵循这个规定。曾国荃听到此事,觉得奇怪,说:“真有这事?”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如此,不由得再三感叹,以为不能满足费用,所以又赠予四百两金子。嫁女如此,娶媳也如此。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写道:“是日巳刻,派藩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

同治年间,曾国藩出将入相了,且年近垂暮,却依然在“俭”字上常常针砭自己。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移居经过翻修的总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园游览,花园修工未毕,正在赶办。游观后,他感慨系之地写道:“偶一观玩,深愧居处太崇,享用太过。”这样克勤克俭的总督,天下能有几人!而且,这是他逝世前两个月的最后一次游览!

如果说,曾国藩在小的时候生活在湖南偏僻的山村,勤俭持家,是能够做到的,那么,当他权倾天下,显赫一时,仍不忘勤俭,居安思危,这种远见卓识与坚忍的毅力,则是常人不易做到的。

直到晚年,曾国藩克己求过,严以自律仍不稍宽。他曾说:念吾平日以“俭”字教人,而吾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厚。昨闻隗时若将军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妇女在家并未穿着绸缎软料。吾家妇女亦过于讲究,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余盖屋三间,本为摆设地球之用,不料工料过于坚致,檐过于深,费钱太多,而地球仍将黑暗不能明朗,心为悔慊。余好以“俭”字教人,而自家实不能俭。傍夕与纪泽谈,令其将内银钱所财目经理,认真讲求俭、约之法。人而不勤。则万事俱废,一家俱有衰象。余于三四月内不治一事,于居家之道,大有所悖,愧悻无已!

这种勤求廉矩的精神是一般人所不可及的。

人生智慧

人生在世,除了生存的欲望以外,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欲望,而贪欲者,众恶之本。人一旦贪欲过分,就会方寸乱,计算谋虑一乱,欲望就更加多,欲贪多,心术就不正,就会被贪欲所困,离开事物本来之理去行事,就导致把事做坏、做绝,大祸也就临头了。所以贪欲不忍,什么事情都会办不好,受贪欲的影响,总是奢望自己能够多占多得,不劳而获,稍不如人,便气恨不已,只见眼前的利益,有损人格不说,长远的利益也同样会失掉。

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太强烈,就会造成痛苦和不幸,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因此,人应该尽力克制自己过高的欲望,培养清心寡欲、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

每个人都要注重自身修养,行动中以身作则,以自身的“正”影响部属,激励部属。古人对这个问题就有清醒认识:《礼记?哀公问》“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子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孔子在回答鲁哀公什么是为政问题时强调:“为政就是正。君主端正自己,那么百姓就服从于政令了。君主怎么做,百姓怎么跟着做。君主无所作为,百姓怎么跟着做啊?”唐太宗也认识到:“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贞观政要?卷一》)在《周书?苏绰传》中,对统御者本身做了形象比喻:“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国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犹曲表而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犹无的而射中也。”大意是说:君主本身,就是黎民百姓的“表”,就是一个国家的“的”。“表”树立得不正,不能要求有笔直的影子;“的”不明显,不能要求射中目标。如果君主不能自我治理,而希望治理百姓,这如同“表”歪却要求影子直。如果君主不能自我修养,而要求百姓修养,这如同没有“的”却要求射中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