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曾国藩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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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曾国藩大智慧11

正人和正己的关系,其核心是正人必先正己。虽然讲的是君主和百姓,但其理适合于各行各业,凡有御者和被统御者存在,便都适用。历史上许多的统御者也做到了这一点。创造出“文景之治”的西汉文、景两帝,在他们统治期间励精图治并以身垂范——文帝诏开籍田,亲自耕作;景帝“朕亲耕,后亲桑”,都为百姓作出了榜样。我们亦应深知此道。2守己无求,尽性知命

原文

盖君子之立身,在其所处。诚内度方寸,靡所于疚,则仰对昭昭,俯视伦物,宽不怍,故冶长无愧于其师,孟博不惭于其母,彼诚有以自伸于内耳。足下朴诚淳信,守己无求,无亡之灾,翩其相戾,顾衾对影,何悔何嫌。正宜益懋醇修,未可因是而增疑虑,稍渝素衷也。国藩滥竽此间,卒亦非善。肮脏之习,本不达于时趋;而逡循之修,亦难跻于先进。独间狷守介介,期不深负知己之望,所知惟此之兢兢耳。

译文

一般说来,君子讲求的立身之道,在于他所处的环境、地位的和谐。确实做到反省内心,毫无愧疚之处,那么仰望日月青天,俯视大地万物,就会心胸宽宏,无畏无惧,更不会羞惭。所以,公治长不愧对老师孔子,东汉范滂没辱没母亲教诲,他们都有内心足以自信的东西。您这个人,纯朴诚实淳厚守信,恪守本分无求于人。

可是意外灾祸却连连降临。夜晚对影沉思,充满悔恨不满。这时正应加深提高修养,发扬美德。不能因此而增疑虑,略微改变平时一贯的信念。我在此地滥竽充数,结果也不太好。糟糕的习性本来就跟不上眼前形势。而缓慢地学习,也难跻身高明者之列。独有一件,那就是恪守自己独立正直的原则,希望不会辜负知己朋友对我的期望。所追求的也只是小心谨慎地做到这些而已。

原文

持矫揉之说者,譬杞柳以为,不知性命,必致戕贼仁义,是理以逆施而不顺矣。高虚无主见者,若浮萍遇于江湖,空谈性命,不复求诸形色,是理以豕恍不顺矣。惟察之以精,私意不自蔽,私欲不自挠,惺惺常存,斯随时见其顺焉。守之以一,以不贰自惕,以不已自循,栗栗惟惧,期终身无不顺焉。此圣人尽性立命之极,亦即中人复性知命之功也夫!

译文

主张矫揉造作之说的人,就好像把杞柳树当做用它的枝条编成的杯盘一般。不通晓本性天命的道理,必然导致伤害仁义,使道理颠倒不顺畅。

高谈虚玄妙论,自己却没有见识的人,好像浮萍飘泊在江湖上。凭空论述本性、天命的学问,却不探求事物外在形状和内在神色,这种学问实际是模糊不清、说不通顺的。只有体察精微,不隐蔽自己意图,不屈挠自己欲望,清醒与机智常存心底,这样的人才会随时顺利行事。坚守专一的原则,警戒自己忠贞不二,并遵循前进不停息的规律,兢兢业业干事,惟恐有什么失误之处,这样做,终身才会没有不顺利的事。这是圣贤之人应用尽性来安身立命的最高境界,也是一般人恢复天性立身处世的有效法则。

原文

阅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也。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礁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述矣。

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译文

阅览王夫之所注解张载的《正蒙》篇,对于尽性知命的意旨略有领会。对自己所能知道、能改变的事,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是性。对自己不可知、无法出力的事,听凭上天的安排,就是命。《易?系辞》上“尺蠖之屈”八句,讲的就是尽性;“过此以往”四句,讲的就是知命。农夫耕田地种庄稼,勤苦的有好收成,懒惰的就欠收,这就是性。在商汤大旱之年种庄稼,怎么勤苦终归庄稼焦枯绝收,这就是命。

热爱别人,教化别人,礼遇别人,是性。热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自己;教化别人,别人却不遵从实践;礼遇别人,别人却不回应答理,这就是命。圣贤之人不可企及的地方,就在于尽性而知命,尽性还属于平常人可办到的,知命就非常难了。当尽性的时候,努力已达到十分,而效验或者有或者没有,圣人对这种情况非常平静淡泊。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好像用力,又似没有用力,这其中分寸最难把握体验。如果对于“性”应当尽力之事,百倍努力以求其成功,而对于听天由命的事,则应以淡泊为原则,这样差不多就接近大道了。

曾氏体悟

湘军成立之初,原系保卫地方性质,并无出境作战计划。后以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被太平军击溃,清廷不得已,乃命曾国藩率军援鄂,可是曾国藩以准备未妥,迟迟不出兵,清廷多少有一点不满之意,据说当湘军克复武汉时,咸丰皇帝曾仰天长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已是走下坡路,而曾国藩的声威,正是如日中天,两人又都是汉人,无怪咸丰帝有此慨叹。所以当清廷委署曾国藩为湖北巡抚,曾国藩照例要谦辞一番,奏章尚未出门,“收回成命”的诏谕,已经下达。仅嘱咐他以“礼部侍郎”的身份,统兵作战。这些明来暗去的猜忌,曾国藩岂能不知。

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台,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然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几乎是过去历代战争结束后的必有现象。太平军完了,便有许多御用官吏,乘机制造罪状,打击湘军,而且想将湘军将领一网打尽,这样毒辣阴谋,编修蔡祺奏劾曾国藩、曾国荃破坏纪纲;监察御史朱镇,奏劾湘军纪律废弛,并列举湘军将领罪状。其他如胜保、穆彰阿之流,更是散布谣言,无的放矢。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下将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

南京被占领后,曾国藩的名声一下子升到了最高点,可是问题随之而来,如何处理好与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摆在曾国藩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另立新朝,与清政府对着干。二是裁军。曾国藩想了几天,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后,决定裁军。从而受到朝廷信赖。

人生智慧

《菜根谭》中说,“伏久者飞必高,开先者谢独早,知此,可以免蹭蹬之忧,可以消躁急之念。”长久潜伏林中的鸟,一旦展翅高飞,必然一飞冲天;迫不及待绽开的花朵,必然早早凋谢。了解了这个道理,就会知道凡事焦躁是无用的,身处被猜疑、被诬陷的横逆之中,只要能储备精力,重展身手的机会一定会来临,所以能够持久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抱着这种信念,才会跑完人生这段漫长的旅程。明代贤相李贤,就是这样一位。

李贤,字原德,邓州(今河南邓县)人。明宣德八年(1433)中进士,奉命到河清视察蝗灾,授验封主事。他为人正直,对民间疾苦深有了解。

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李贤看到塞外进关投降者足有万人,这些人在京城居住,每人每月实支十七石五斗粮食,而官府里的指挥使月俸为三十五石,但实支只有一石,一个降人相当十六个半京官。李贤上奏要求解决这种不合理状况,英宗没有采纳。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军侵犯边关,大同吃紧,英宗朱祁镇为了振奋军民斗志,决定“御驾亲征”。这时,李贤又经从考功郎中升为文选扈从,跟随英宗亲征瓦剌:由于太监王振瞎指挥,英宗在土木堡蒙难,成了瓦剌军的俘虏,明军五十万人马土崩瓦解,李贤脱险回京。英宗落难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乱成一团,幸亏有于谦、于直等大臣的努力,总算把“国不可一日无君”的难关度过了,经皇太后的同意,另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景帝,改年号为景泰。

李贤在景泰二年(1451)二月,给景帝上正本十策,也就是当好皇帝的十条方策:一、勤圣学;二、顾箴警;三、戒嗜欲;四、绝玩好;五、慎举措;六、崇节俭;七、畏天变;八、勉贵近;九、振士风;十、结民心。景帝非常欣赏李贤的“十策”,让翰林院书法家写成条幅,放在殿堂左右的屏风上,以便随时都能看到这十条。这十条实际上成了景帝表明自己心迹的行动纲领。

李贤得到景帝的鼓励,更加积极进谏。他奏请朝廷改善边备废弛的状况,兵部尚书于谦建议景帝把李贤的奏章发给边将阅读,以示策励。景泰八年(1457),景帝病危。当时,被瓦剌放回的英宗被软禁在南宫,徐有贞、石亨等几个大臣搞了一次请英宗复位的政变。这几个人因此受到英宗的重用,而景帝时的大臣则大都受到迫害。英宗对李贤仍很器重,命李贤为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与徐有贞共同参与机要工作。李贤一身正气,气度端凝,向皇上禀报、奏对皆中机宜,深得英宗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