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人和正己的关系，其核心是正人必先正己。虽然讲的是君主和百姓，但其理适合于各行各业，凡有御者和被统御者存在，便都适用。历史上许多的统御者也做到了这一点。创造出“文景之治”的西汉文、景两帝，在他们统治期间励精图治并以身垂范——文帝诏开籍田，亲自耕作；景帝“朕亲耕，后亲桑”，都为百姓作出了榜样。我们亦应深知此道。2守己无求，尽性知命
原文
盖君子之立身，在其所处。诚内度方寸，靡所于疚，则仰对昭昭，俯视伦物，宽不怍，故冶长无愧于其师，孟博不惭于其母，彼诚有以自伸于内耳。足下朴诚淳信，守己无求，无亡之灾，翩其相戾，顾衾对影，何悔何嫌。正宜益懋醇修，未可因是而增疑虑，稍渝素衷也。国藩滥竽此间，卒亦非善。肮脏之习，本不达于时趋；而逡循之修，亦难跻于先进。独间狷守介介，期不深负知己之望，所知惟此之兢兢耳。
译文
一般说来，君子讲求的立身之道，在于他所处的环境、地位的和谐。确实做到反省内心，毫无愧疚之处，那么仰望日月青天，俯视大地万物，就会心胸宽宏，无畏无惧，更不会羞惭。所以，公治长不愧对老师孔子，东汉范滂没辱没母亲教诲，他们都有内心足以自信的东西。您这个人，纯朴诚实淳厚守信，恪守本分无求于人。
可是意外灾祸却连连降临。夜晚对影沉思，充满悔恨不满。这时正应加深提高修养，发扬美德。不能因此而增疑虑，略微改变平时一贯的信念。我在此地滥竽充数，结果也不太好。糟糕的习性本来就跟不上眼前形势。而缓慢地学习，也难跻身高明者之列。独有一件，那就是恪守自己独立正直的原则，希望不会辜负知己朋友对我的期望。所追求的也只是小心谨慎地做到这些而已。
原文
持矫揉之说者，譬杞柳以为，不知性命，必致戕贼仁义，是理以逆施而不顺矣。高虚无主见者，若浮萍遇于江湖，空谈性命，不复求诸形色，是理以豕恍不顺矣。惟察之以精，私意不自蔽，私欲不自挠，惺惺常存，斯随时见其顺焉。守之以一，以不贰自惕，以不已自循，栗栗惟惧，期终身无不顺焉。此圣人尽性立命之极，亦即中人复性知命之功也夫！
译文
主张矫揉造作之说的人，就好像把杞柳树当做用它的枝条编成的杯盘一般。不通晓本性天命的道理，必然导致伤害仁义，使道理颠倒不顺畅。
高谈虚玄妙论，自己却没有见识的人，好像浮萍飘泊在江湖上。凭空论述本性、天命的学问，却不探求事物外在形状和内在神色，这种学问实际是模糊不清、说不通顺的。只有体察精微，不隐蔽自己意图，不屈挠自己欲望，清醒与机智常存心底，这样的人才会随时顺利行事。坚守专一的原则，警戒自己忠贞不二，并遵循前进不停息的规律，兢兢业业干事，惟恐有什么失误之处，这样做，终身才会没有不顺利的事。这是圣贤之人应用尽性来安身立命的最高境界，也是一般人恢复天性立身处世的有效法则。
原文
阅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也。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礁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述矣。
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译文
阅览王夫之所注解张载的《正蒙》篇，对于尽性知命的意旨略有领会。对自己所能知道、能改变的事，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是性。对自己不可知、无法出力的事，听凭上天的安排，就是命。《易?系辞》上“尺蠖之屈”八句，讲的就是尽性；“过此以往”四句，讲的就是知命。农夫耕田地种庄稼，勤苦的有好收成，懒惰的就欠收，这就是性。在商汤大旱之年种庄稼，怎么勤苦终归庄稼焦枯绝收，这就是命。
热爱别人，教化别人，礼遇别人，是性。热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自己；教化别人，别人却不遵从实践；礼遇别人，别人却不回应答理，这就是命。圣贤之人不可企及的地方，就在于尽性而知命，尽性还属于平常人可办到的，知命就非常难了。当尽性的时候，努力已达到十分，而效验或者有或者没有，圣人对这种情况非常平静淡泊。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好像用力，又似没有用力，这其中分寸最难把握体验。如果对于“性”应当尽力之事，百倍努力以求其成功，而对于听天由命的事，则应以淡泊为原则，这样差不多就接近大道了。
曾氏体悟
湘军成立之初，原系保卫地方性质，并无出境作战计划。后以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被太平军击溃，清廷不得已，乃命曾国藩率军援鄂，可是曾国藩以准备未妥，迟迟不出兵，清廷多少有一点不满之意，据说当湘军克复武汉时，咸丰皇帝曾仰天长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已是走下坡路，而曾国藩的声威，正是如日中天，两人又都是汉人，无怪咸丰帝有此慨叹。所以当清廷委署曾国藩为湖北巡抚，曾国藩照例要谦辞一番，奏章尚未出门，“收回成命”的诏谕，已经下达。仅嘱咐他以“礼部侍郎”的身份，统兵作战。这些明来暗去的猜忌，曾国藩岂能不知。
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台，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然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几乎是过去历代战争结束后的必有现象。太平军完了，便有许多御用官吏，乘机制造罪状，打击湘军，而且想将湘军将领一网打尽，这样毒辣阴谋，编修蔡祺奏劾曾国藩、曾国荃破坏纪纲；监察御史朱镇，奏劾湘军纪律废弛，并列举湘军将领罪状。其他如胜保、穆彰阿之流，更是散布谣言，无的放矢。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下将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
南京被占领后，曾国藩的名声一下子升到了最高点，可是问题随之而来，如何处理好与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摆在曾国藩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另立新朝，与清政府对着干。二是裁军。曾国藩想了几天，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后，决定裁军。从而受到朝廷信赖。
人生智慧
《菜根谭》中说，“伏久者飞必高，开先者谢独早，知此，可以免蹭蹬之忧，可以消躁急之念。”长久潜伏林中的鸟，一旦展翅高飞，必然一飞冲天；迫不及待绽开的花朵，必然早早凋谢。了解了这个道理，就会知道凡事焦躁是无用的，身处被猜疑、被诬陷的横逆之中，只要能储备精力，重展身手的机会一定会来临，所以能够持久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抱着这种信念，才会跑完人生这段漫长的旅程。明代贤相李贤，就是这样一位。
李贤，字原德，邓州（今河南邓县）人。明宣德八年（1433）中进士，奉命到河清视察蝗灾，授验封主事。他为人正直，对民间疾苦深有了解。
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李贤看到塞外进关投降者足有万人，这些人在京城居住，每人每月实支十七石五斗粮食，而官府里的指挥使月俸为三十五石，但实支只有一石，一个降人相当十六个半京官。李贤上奏要求解决这种不合理状况，英宗没有采纳。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军侵犯边关，大同吃紧，英宗朱祁镇为了振奋军民斗志，决定“御驾亲征”。这时，李贤又经从考功郎中升为文选扈从，跟随英宗亲征瓦剌：由于太监王振瞎指挥，英宗在土木堡蒙难，成了瓦剌军的俘虏，明军五十万人马土崩瓦解，李贤脱险回京。英宗落难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乱成一团，幸亏有于谦、于直等大臣的努力，总算把“国不可一日无君”的难关度过了，经皇太后的同意，另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景帝，改年号为景泰。
李贤在景泰二年（1451）二月，给景帝上正本十策，也就是当好皇帝的十条方策：一、勤圣学；二、顾箴警；三、戒嗜欲；四、绝玩好；五、慎举措；六、崇节俭；七、畏天变；八、勉贵近；九、振士风；十、结民心。景帝非常欣赏李贤的“十策”，让翰林院书法家写成条幅，放在殿堂左右的屏风上，以便随时都能看到这十条。这十条实际上成了景帝表明自己心迹的行动纲领。
李贤得到景帝的鼓励，更加积极进谏。他奏请朝廷改善边备废弛的状况，兵部尚书于谦建议景帝把李贤的奏章发给边将阅读，以示策励。景泰八年（1457），景帝病危。当时，被瓦剌放回的英宗被软禁在南宫，徐有贞、石亨等几个大臣搞了一次请英宗复位的政变。这几个人因此受到英宗的重用，而景帝时的大臣则大都受到迫害。英宗对李贤仍很器重，命李贤为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与徐有贞共同参与机要工作。李贤一身正气，气度端凝，向皇上禀报、奏对皆中机宜，深得英宗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