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山东饥荒，英宗召集李贤、徐有贞商议，准备发粮款赈济灾民，徐有贞认为，发放赈灾粮款，大多被各级官吏中饱私囊，李贤说，不能由于官吏的中饱私囊就不发放救济款，而坐视百姓死亡，这是因噎废食。英宗很欣赏李贤的观点，决定增加银两，做好赈济工作。石亨等人与徐有贞争权，并且忌恨李贤等御史对他们的议论，于是就向英宗诬告徐有贞和李贤，英宗竟听信谗言，将徐、李逮捕下狱。正好这天风雷骤作，李贤得释，谪为福建参政。还没起程，王某奏请挽留李贤，结果李贤留任吏部左侍郎，过了一个月，又重新担任尚书直阁。经过这一折腾，英宗更加信任李贤，李贤这才敢如实地把石亨等人所谓“夺门复位”的真相揭穿。原来，没有这些人的“夺门”，英宗也是可以复位的，他们抢在景帝咽气之前搞了一出“复位”闹剧实在没有必要。他劝谏英宗辨忠奸、远小人。英宗彻底明白了“夺门复位”的内幕后，对朝廷上下进行了一次清理，共清除冒功者四千余人，朝野均为之大快。3能屈能伸，寂静藏锋
原文
《杨雄传》云：“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此诗畏高行之见伤，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
诚中形外，根心生色，古来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润，无不达于面貌。余气象未稍进，岂耆欲有未淡邪？机心有未消邪？当猛省于衷，而取验于颜面。
译文
《杨雄传》中讲：“君子遇到圣明的时候，就力行其道；遇到政治紊乱、君主无道的时候，就如龙蛇，可屈可伸。”龙蛇，就是讲一直一曲，一伸一屈。比如说保持高洁的操守，就属于伸的一方面。言语谦逊，就是屈的一方面。此言讲害怕行高于世，必被伤害，所以言语谦逊，以自屈求全，这就是龙蛇之道。
诚恳的心意表现在人的外貌上。古往今来有道的人，淡雅谦和无不表现出来。我的气色没有变化，是不是欲望没淡化？机心没有消弭？应该在心中猛省，表现在脸面上。
原文
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思赫赫有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彼岂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才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译文
大凡有血气天性的人，都会油然生出用什么办法超过他人的念头。他们讨厌卑微的职位，趋向崇高的权势，讨厌贫贱而希望富贵，讨厌默默无闻而思慕显赫的名声。这是世人的常情。但是大凡人中君子，大都常常是终身寂静藏锋，恬淡地弃官隐居。他们难道跟一般人天性不一样吗？实际上，他们才真正看到了大的东西，而知道一般人所争逐的是不值得计较的。自从秦汉以来，所谓达官贵人，哪里能数得尽呢？
当他们高踞权势要地，举止仪态从容高雅，自以为才智超过别人万万倍，但等到他们死去之后再看，就跟当时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熙熙攘攘地生着、又草草地死去的人，是没有什么不同的。而其中又有所谓依靠功业文章猎取浮名的人，也自以为才智超过他人万万倍。但等到他们死去之后再看，他们跟当日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熙熙攘攘的生着、又草草地死去的人，也是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既然这样，那么今日那些身居高位而取得虚名的人，自以为自己文章蕴含深义而地位显贵，因而泰然自若地自奉为高明，竟然不知道自己跟眼前那些熙熙攘攘执劳役供使唤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一样都将同归于尽，而没有毫毛差异，难道不叫人悲哀吗？
原文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厚藏，身体则如鼎之镇。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吏，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
译文
古代的英雄，志向和胸怀都很广大，事业规模宏远，但是，他们教训与告诫子孙，做人应该总是很虚心、谨慎、藏锋的样子，身体要如同铜鼎一样稳固。以权贵欺凌别人，别人难以服平；以威望对于人，人不讨厌。这是容易办到的事情。声色嬉游之类活动，不应该让他们太过度了。赌博酗酒钓鱼打猎，这一切都不要做；供应物品穿用，都要有节度。奇异服装玩物，不应该有太大的兴趣。应该适宜地多多引见佐吏，相见不多，他们与我就不亲近，我就无法了解人们的感情思想，人情不了解，又如何知道民众的事情呢？这几位先生，都具备雄才大略，都有治理国家的志向，而他们教育、告诫子弟，都是意旨简约，往卑微处着想，收敛抑制得很。
曾氏体悟
有人说曾国藩能够功成名就的最大原因就是深谙藏锋。梁启超谓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又说：“吾生平短于才，爱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难道他真是一个钝拙愚柔短才的人吗？实在说起来，这又不尽然了。一个人的成就有小有大，小者或可从困勉铢积寸累得来，若成就大业，只靠辛苦强学还是不行，尤必有超人的领悟天才，才能相济为用，曾国藩说：“器有洪纤，因材而就，次者学成，大者天授”，可见一斑。
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立之，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
由上可见，曾国藩并不漠视才与德的相对作用。何以他反自称无才呢？这不过是他的一种谦德。因为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容易泛滥横流，近于小人了。这完全都是勉人为学的意思，他在家信中对子弟的贤否，也有六分天生，四分家教的话。何以又这样重视天命天才呢？好像是他的一种矛盾思想，其实不然，这正是中庸相反相成的道理。所谓“天定胜人，人定胜天”，“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倘不明乎此，则读曾国藩的书籍，直如隔靴搔痒，处处都觉得矛盾了。譬如他自称愚柔，而致九弟书云：“古来豪杰，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弟能夺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这能说他没有大才吗？可是他的祖父告诉他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可见曾国藩只是在不做上做工夫，颇有大智若愚之意。
当然，藏锋是为了出击，如果一味地“藏”，也就谈不到“锋”了，因为没有试验的机会。所以藏是为了露，曾国藩对其弟曾国荃的复出及帮助李鸿章稳定两江总督一职，集中反映了他“有藏有露再试锋刃”的高超谋略。
人生智慧
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我知，心里老大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于是有些人便言语露锋芒，行动也露锋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更有一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都是庸才，都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上露锋芒，在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言语露锋芒，便要得罪旁人，得罪旁人，旁人便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行动露锋芒，便要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的成绩不能使人特别满意。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无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就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己！
嫉贤妒能，几乎是人的本性，所以有才华的人会遭受更多的不幸和磨难。《庄子》中有一句话叫“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一般所用的木材，多选择挞直的树木来砍伐；水井也是涌出甘甜井水先干涸。由此观之，人才的选用也是如此。
有一些才华横溢，锋芒太露的人，虽然容易受到重用提拔，可是也容易遭人暗算。隋代薛道衡，十三岁便能讲《左氏春秋传》。隋高祖时，作内史侍郎。炀帝时任潘州刺史。大业五年，被召还京，上《高祖颂》。炀帝看了颇不高兴，说：“不过文词漂亮而已。”因炀帝自认文才高而傲视天下之士，不想让他们超过自己。御史大夫乘机说道衡自负才气，不听驯示，有无君之心。于是炀帝便下令把道衡绞死了。天下人都认为道衡死得冤枉。他不正是太锋芒毕露遭人嫉恨而命丧黄泉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