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衍文先生的《寄庐杂笔》中有一篇文章，题目看似平常，只叫《漫话钱锺书先生》，然其中议论有极警辟者。比如谈及钱锺书先生在书札中每每对人奖饰溢量，刘先生说：“当知我国传统的交际礼节和客套用语，于己当示谦卑，于人则当加称颂。这是已成惯例的。倘不明白这一悠久传统，死在句下，那就误解太甚了。”这话讲得实在对得很。钱锺书先生说的那些夸赞相识者的话，即便不是完全做不得准，也往往是要费些思量的。恶乎然？恶乎不然？有时不容易说得清楚。刘衍文先生举钱锺书为卢弼的《慎园诗选》作序为例，认为钱公把近代光宣以后的湖北著名诗人樊增祥、陈曾寿、周树模等都说得无甚可取，各有弊端，而只有卢的诗“机趣洋溢，组织工妙，情文相生，且学人而为诗人”，这就未免是所谓“米汤大全”中行货了。
实际上，除了《慎园诗选》的序言外，钱锺书还写过另外一段评价卢弼旧诗的话。这段评语收录在1961年秋油印本《慎园诗选馀集》中，原文应该是钱锺书在致卢弼的信中写的，卢氏截取以为诗集题词。文曰：
快读数过，逸气如泉涌地，好语如珠走盘。瓯北不能专美于前。所谓“千秋两字骗人多”者，当易为“千秋两字与公分”。“健康美”三字入诗，公真顽皮。《弹指》十首有“华严楼阁，弹指即现”之观。
不用说，“逸气如泉涌地，好语如珠走盘”云云，怕是不着边际的客套话。接下来，忽谓“瓯北不能专美于前”，本来某某“不能专美于前”是句赞语，可是清人赵翼不能专美于前是怎样的赞语呢？当然，我们可以说赵翼是“学人而为诗人”的样板，不过，我们也不妨参考《谈艺录》中的断语：“瓯北诗格调不高，而修辞妥帖圆润，实冠三家（引者按：指赵瓯北、蒋心馀、袁子才）。能说理运典，恨锋芒太露，机调过快……”那么，所谓“不能专美于前”，是该取“修辞妥帖圆润”“能说理运典”这一部分，还是该取“格调不高”“锋芒太露”那一部分呢？我想，不同的读者或许会心处有异罢。
《慎园诗选馀集》中的一首诗题为《瓯北有千秋两字骗人多之句戏作》，钱锺书说的“千秋两字与公分”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说，卢弼堪与赵翼相颉颃。
“健康美”云云则出自集内《戏和雪纭消夏原韵》之一，诗云：“竞美健康繖不张（自注：晒黑为健康美）。天公有意戏炎凉。海滨洗浴温泉胜，试较杨妃孰短长。”依我看，钱锺书这句“公真顽皮”的考语，才真顽皮！我也当真相信，此诗是“瓯北不能专美于前”的。
至于“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初看似为称誉之辞，但我们还是得再参考一下《谈艺录》：“施愚山《蠖斋诗话》自比其诗于‘人间筑室，一砖一木，累积而成’，渔洋之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有一顿一渐之别。《渔洋诗话》亦载厥说。则愚山又为妙悟之说所欺；渔洋楼阁乃在无人见时暗中筑就，而复掩其土木营造之迹，使有烟云蔽亏之观，一若化城顿现。其迂缓实有倍于愚山者。”如此说来，“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是欺人之谈了。然则钱锺书用这话来夸卢弼，是不是又有什么皮里阳秋呢？自惟谫陋，无法遽断，相信这也如刘衍文先生所说，“是非细细咀嚼、反复思考不能得的”。
二
钱锺书先生于书札往来中摇笔即来写下的那些赞语，恐怕算不上正经的批评，也禁不起严格的推敲。然而，偶有心眼实的收信者，就拿它们当了真，或者即便心里清楚这些只是虚应故事，也觉得聊胜于无。他们将此类应酬话裁剪出来，印在自己的诗集里，当作名家品题，自然是颇能长自家的威风，夺人家的目睛的。我疑心钱锺书先生评彭鹤濂《棕槐室诗》的那两句话就是“尺牍精华”来着，后面一句“读子言先生撰序，名流鉴赏，月眼无花，传后信今，不待赘说”似乎尤堪玩味。
这样的“品题”，我最近又读到了一则。陈伯庄《卅年存稿》戊集《愚园诗草》卷末所附评语中，即有钱锺书先生的一段：
尊稿细读再过，潘（编者原注：潘伯鹰）评语尤精密，但未搔着痒处。先生欲诗界维新，而两君（编者原注：潘伯鹰、黄尊生）不免以陈法相绳。如司马相如所谓“鸿雁已翔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生气伟词奇情妙想，两君皆已注出，不才独喜其善言名理，如《明月》、《兆丰公园小池》、《君道》、《人性》等篇。唐人论文曰载道，宋人论诗曰理趣，不外乎是。……
《卅年存稿》是陈伯庄1959年8月在香港的自印本，书前有胡适的序，里面提道：“伯庄和我都是四十九年前（1910）考取了留美官费同船出国的。那时侯他叫陈延寿，只有十七岁，我那时还不满十九岁。今年三月一日，我同当年同船出洋而现在都在台北的六个老朋友——杨锡仁、赵元任、周象贤、程远帆、伯庄和我（引者按：原文如此。似有语病。）——在锡仁家里聚餐一次，我们都觉得我们都还没有老，都还能够在自己选择的园地里工作。”
检《胡适日记全编》，1959年2月16日记“陈伯庄先生自香港来”，也同样说了他是留美同学中的一个。3月1日记“在杨锡仁家晚饭”。3月12日记“下午陈伯庄来谈”。此后，似乎就没有关于他的记载了。3月12日那天谈话的内容，说不定就与请胡适为《卅年存稿》撰序有关——序言末尾署的日期是5月31日。
陈伯庄先生，不是儒林文苑中的人物，因此得多介绍几句。他原籍广东番禺，赴美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工程。回国后，在大学当过教授。1927年11月，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煤油特税处处长；1928年11月，任铁道部建设司司长，1929年12月去职。后来当过粤汉铁路委员会委员长，在上海交大研究所主持过社会经济调查工作，在国防设计委员会任委员及交通组长。1933年1月，任立法院第三届立法委员；10月，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棉花统制委员会委员。1937至1938年任华南米业公司总经理。1939年1月，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同年，孙哲生二次因公赴苏，陈伯庄都是随员之一。抗战期间，他一直在后方。1946年6月，陈伯庄辞立法委员，任资源委员会委员。战后，直至1949年初，他担任京沪区铁路局局长一职。
为何如此不惮烦地罗列他的履历？其实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陈伯庄是实业界、政治界的人物，他本应跟钱锺书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可是，他们的生命轨迹却真的交会过。
那么，陈伯庄和钱锺书这两条线是在什么时候出现了交点呢？据我推测，应该是上世纪40年代末陈伯庄在京沪区铁路局任上时。
抗战胜利后，陈伯庄来到上海作局长，当时钱锺书在上海当教授。等到1949年夏，钱锺书北上，陈伯庄卸任，他们的交会也该结束了。《顾廷龙文集》中有一则简短的《百尺楼诗集题记》，云：
番禺陈庆森撰。庆森为前京沪铁路局长陈伯庄之父。一九四九年八月廿三日，钱默存先生赠。默存明日赴北平应清华之聘。龙记。
据此推测，也许是陈伯庄将他父亲的诗集送给钱锺书，而钱锺书北上时带不了那许多书籍，于是随手转送他人了。颇疑钱氏行前所遗甚多，胡文辉先生在《钱锺书诗〈沉吟〉索隐》一文中提到，现藏上海图书馆的吴用威《蒹葭里馆诗》、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皆为钱氏旧藏，没准儿它们跟陈庆森《百尺楼诗集》一样，都是1949年那年夏天留在沪上的。
至于陈伯庄与钱锺书结识的具体过程究竟如何，一时还没有充足的材料来说明。不过，我注意到亲近风雅的陈伯庄在他当京沪区铁路局局长的时候曾主持出版《京沪周刊》，于是便向见闻博恰的海上友人朱铭兄请教《京沪周刊》里可有与钱锺书有关的材料。朱铭兄慨然相助，提供了有关《京沪周刊》的内容。
在该刊三卷一期（1949年1月9日）上，刊有署名“槐聚”的《且住楼诗十首》。我们知道，且住楼是钱锺书住在上海长乐路时的寓楼名，钱先生当时读《宋诗纪事》于扉页上留下的题词就写着“槐聚识于蒲园之且住楼”云云。诗前另附编者识语：
且住楼主人者，文坛大将，学贯中西，本社邀其著论，而先选诗十首见贻，盘马弯弓之将军必以笔名“槐聚”出之，迨取义于元遗山之“枯槐聚蚁无多地，秋水蛙鸣自一天”。作者虽欲隐其名字，而末首自注谓“时方订正《谈艺录》付梓”。凡文艺界皆知此渊博精深之论诗新作，及作者之为谁，神龙纵不见首而见尾矣。“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非君家豪杰能作风流语，而为坡公所低首耶？
这段故弄狡狯的按语写得还真有意思。不知是不是陈伯庄自己写的。
除了这十首诗，《京沪周刊》三卷三期上尚有署名“风”的《诗话》一则，云：“钱默存先生即《谈艺录》著者，本刊三卷一期之《且住楼诗十首》，即钱氏所作。顷又寄题其友人某君诗集两首见寄。”这两首绝句未收入《槐聚诗存》，因录于下。诗云：
不作磨牛践迹，真能天马行空。
霹雳拓诗境界，醍醐味道中边。
莫拘杜甫细律，最爱扬雄太玄。
二诗的风味令人忆起钱锺书1948年《谢振甫赠纸》两绝：
只办秋蛇春蚓，几曾铁画银钩。
三真六草谁子，君莫明珠暗投。
子安有稿在腹，子野成文于心。
真惭使纸如水，会须惜墨如金。
因此，我起初猜想这题友人诗集的六言绝句或许跟周振甫有关。但我细绎诗意，发觉它们还是不着边际的客套语，而“莫拘杜甫细律，最爱扬雄太玄”两句尤其古怪。“晚节渐于诗律细”是历来为人称道的，也与钱锺书自己的诗歌追求相符，他怎么会劝人“莫拘”呢？至于题诗集却说喜《太玄》，这不是如刘衍文先生所云，是“人投以诗而报则誉其文，是讥，于诗无得也”吗？竟或者“太玄”实为“太玄虚”“太玄乎”的饰词？
我们知道，钱锺书先生写示他人的诗一般都是得意之作。这回，他为什么将这样的恭维夸饰之作专门抄给人家呢？而那个写诗话的人为什么也如此细大不捐，非要将这样的作品登上《京沪周刊》不可呢？似乎有一种解释多少还说得通，那就是“友人某君”自己要将钱氏揭载出来，以为炫耀。要么是他亲自动笔写的这则诗话，并隐去己名，只称“友人某君”；要么是他将这两首绝句拿给写诗话的人，请人家录进去的。
我疑心这两首绝句就是写给陈伯庄的，而所谓“友人某君”恰恰是陈伯庄自己，要么是他亲自操刀写成诗话，要么是他让手下人抄的。“天马行空”“拓诗境界”云云，也与钱锺书那个“诗界维新”的评价有些相近罢？当然，说到底，这也只能是一种猜测而已。
四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前引钱锺书先生的《愚园诗草》评语中涉及到潘伯鹰，而潘伯鹰与陈伯庄主持的《京沪周刊》关系更为密切。从1947年到1949年，《京沪周刊》上一直有一个由潘伯鹰主持选政并亲自誊写的旧诗栏目，叫“饮河集”，章士钊等人的旧诗便常在此发表。《谈艺录（补订本）》页三四六又有这样的记载：“《谈艺录》刊行后，偶与潘伯鹰同文酒之集。伯鹰盛叹黄诗之妙……”这即是说，恰好在潘伯鹰主持《京沪周刊》“饮河集”这段时间，他跟钱锺书是相熟的。那么，会不会是潘伯鹰将钱锺书介绍给陈伯庄的呢？
可能性倒不是没有，然而实未必。因为钱锺书《且住楼诗十首》并不是发表在“饮河集”这个栏目中。《卅年存稿》里有一篇《友声集介辞》，附注曰：“笔者长京沪铁路时，办有《京沪周刊》。每隔一周有潘伯鹰君主编的‘饮河集’数页。潘君选诗自具准绳自成格局，雅不欲以友人投稿乱其阵容，故另辟‘友声集’以别于‘饮河集’。”假若潘伯鹰真的非常欣赏钱锺书的诗作，为什么不拿来发表在自己的“饮河集”里呢？
我想，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或许是钱锺书既认识陈伯庄，也认识潘伯鹰，但却不一定是因潘伯鹰之介才与陈伯庄结识的——潘伯鹰有必要将自己不见得赏识的诗人介绍给上司吗？
五
现在回过头来读那段《愚园诗草》的评语，我们没准儿能品出更丰富的意味来。钱锺书说：“潘评语尤精密，但未搔着痒处。”这话便很有意思，本来都“未搔着痒处”了，还有什么“精密”可言呢？
潘伯鹰的评语是这样讲的：“龙门之桐，龙渊之剑，愿以高枝之百尺，益之精金之百炼。”这又是不着边际的客套话，何“精密”之有？潘伯鹰的评语，跟钱锺书对潘伯鹰评语的评语，其实都够幽默的了。
接下来提到的黄尊生，是陈伯庄的老友，《卅年存稿》有《黄尊生诗序》一文。据叶元章、徐通翰编《当代中国诗词精选》，黄尊生，广东番禺人，曾任浙江大学教授，后居香港。著有《小沧桑斋诗草》。我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香港出版的《亚洲诗坛》杂志上读到过黄尊生的诗，起初居住地写“澳门”，后来才冠“香港”，也许他是先移居澳门，后转至香港的罢。黄尊生评语主要是说“作者原为霸才”，可惜就是有点泥沙俱下了。
“先生欲诗界维新，而两君不免以陈法相绳。如司马相如所谓‘鸿雁已翔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这听上去很像是称赞，可我们都知道钱锺书对所谓“诗界维新”是不怎么感冒的。他认为黄公度的诗“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而陈伯庄写诗恰恰爱点缀些西洋名物，比如《井羊哀词》云：“呜呼！国魂酣醉谁能唤？振聩起颓在一贯。费希特兮岂异任，天不假年应有憾。”这是将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名字嵌进去了。再如钱氏标举的《人性》一诗中又就有这样的句子：“阳抑必潜溃，外驯则内斗；升其力比都，谛视终此兽。”所谓“力比都”，即弗洛伊德理论中的libido，现通译“力比多”。
到底钱锺书先生是不是真的喜欢这样的“诗界维新”？他是不是真的认为这就算是“善言名理”？对此类问题，我们恐怕永远也找不到确凿的答案了。或许，我们注定了要以自己理解的那个整体的钱锺书来推测、来判断那些枝枝节节的钱锺书，而矛盾就在于，我们的整体印象恰恰是建立在枝节判断的基础之上的。于是，我们这些读者，也经常是仅仅交会一次之后便要分道扬镳：例如，在陈伯庄诗集评语的文本上交会一次，在什么才是钱锺书的真实想法的问题上分道扬镳。不过，更吊诡的也许是，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根本没有所谓“钱锺书的真实想法”这么一回事。我们所能说的，也许只有“公真顽皮”这么一句。
（原刊于《万象》2005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