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叶绍翁，大家都记得的恐怕只有“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其实他的《四朝闻见录》，乃是研究南宋历史的重要著作，《四库提要》也称其“所论颇属持平”。甲集中有《九里松用金字》一条，说到西湖北边九里松处的匾额为吴说（字傅朋）所书。宋高宗有次去天竺，路过九里松，见到这块匾，命令取下来，想换题“黼黻湖山”四字，结果写了几十遍，终于叹息道：“还是代替不了吴说的字啊！”便叫人将原来的匾填上金，仍旧挂回原处。
绍翁后来阅《挥麈后录》卷六，其中亦记述了此事，却说高宗已经将自己题的匾代替吴说的挂了些时候，才对吴说道：“朕有一事，每以自歉。卿书九里松牌甚佳，向来朕亦尝书之，终不逮卿，当复以卿书揭之。”于是在天竺佛寺中找到原匾，重新挂上，并没有提到以金填字。绍翁在丙集中全引了《后录》的记述，诘问道：
至今九里松字尚填以金，过者皆见，则绍翁甲集所载似是，而傅朋不以语挥麈，何也？
其实在我看来，宋高宗到底换了匾还是没换匾，吴说的字到底填了金还是没填金，好像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皇帝能公开承认自己写的字“不逮”吴说，“无以易说所书”，终于把西湖上的“九里松牌”让给吴说了。后世像乾隆这样的皇帝，书法不过“半瓶子醋”，却要把一切重要的题字全都包下来，相形之下，连偏安江左的宋高宗也不如，真枉称作“十全老人”。
董其昌谓吴说“真书为宋朝第一”。宋高宗的字其实也写得很好，陆游说他“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王应麟说他“专意羲献父子，直与之齐驱并辔”，这是有传世《御书石经》为证的。既为书家，有发表欲想留名也是正常的心理，如此而能虚心逊让，就更为难得。
反观乾隆，近人马宗霍《霁岳楼笔谈》谓其“每至一处，必作诗纪胜，御书刻石，其书千字一律，略无变化，虽饶承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即在帝王之中，这评价也比宋高宗差远了。可见即使为“留名”计，“每至一处”都要“御书刻石”，既费心费力，又不免相形见绌，何如承认天下人字写得比自己好的还多着，让出几块牌匾纪念碑什么的给别人去写，岂不是还能赚得叶绍翁一番称赞，说“圣人不没人之善如此”么。
至于字写得远不如乾隆，甚至被公认为恶札的帝王或准帝王，也要学乾隆那样到处都题，人们会怎样评价，后世会怎样记述，我就不好推测了。
还有些连帝王的边都挨不上的地方官吏，也偏好舞文弄墨，到处题写。长沙近郊最近重建“洗心禅寺”，道场颇大，联匾亦多，落款却多是党政官员，甚至一人写了两三处，其书法却实在不敢恭维。联想起九里松题字，觉得古今人相较，羞恶之心真是相去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