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田雯在《古欢堂笔记》中极力反对写长文章，说他对长文章总是望洋而叹，只能将其当作催眠药。对此我亦有同感，尤其是在翻阅报纸时，因为每天过目的文字，报纸上的要占相当一部分，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长文章实在太多，短文章实在太少。
文章的短长当然不等于文章的好坏，但报纸非书刊，更非典籍，乃是快餐式的读物，新闻也好，评论也好，最好都能在一到几分钟内看完，副刊文字也不应该例外。就是长篇连载，每天切的“豆腐块”亦宁小勿大，还须首尾相应，精彩迭陈，《阿Q正传》和《奥列佛尔》在报纸上初发时的情形正是好例。若《尤利西斯》那样好多页不用一个标点的高文，则宜印成巨册，供人细读深思，而不必登报，这也绝不会妨碍它和狄更斯作品一样成为英文名著。
我并不“逢长必反”，说的只是报纸的副刊，每期就是高只有几寸宽最多尺把版面，所以不能不“短些再短些”，这和古时的笔记很有点相同。笔记或记叙，或议论，也有“纯文学”的抒情，字数多半只有三五百，很少上千。副刊计算稿酬的方式也最好改改，由按字数多少改为按篇计酬，如果按字数算，《世说新语》和《志林》的作者要是活在今天，一篇顶多卖得几十元，岂非笑话。
田雯字纶霞，自号山疆子，是康熙时德州人，曾督学江南。他的笔记编在《古欢堂集》里，卷五一则云：
元人修宋史，如反贼李全一传，凡二卷六万余字，虽览之数过，亦不知其首尾何说，起没何地。……朱子作《張魏公浚行状》，四万字犹以为少，流传至今，盖无人能览一过者，繁冗故也。南丰“为人后”“救灾”等议，谁能记诵之乎？予资钝下，读书最难，所谓“一传未终，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屡过，几不辨其偏旁”也。见文之繁冗无体要者望洋而叹，聊以为引睡之媒而已。
朱子指朱熹，南丰指曾巩，都是大权威，这里却老实不客气把他们的文章当作反面例子，看来确实是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使他恼火了。
大凡享有盛名的作者，这盛名便是高其声价的招牌。如果只认招牌不认文，贸贸然奉之为圭臬，让他们在版面上当大地主，亲近后才发觉全不是那么回事，这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就会比被迫去改不通的文章更加烦人，无怪乎山疆子要生气。
朱熹四万字的文章找不到，找到了也没勇气读。《元丰类稿》架上倒有一部，《为人后议》和《救灾议》都在第九卷中，按现今的标准来说虽然并不特别长，却同样无法读下去，因为太寡淡了。看来冗长虽是毛病，更要命的却是“无体要”也就是没写好，读来无味，不太长也就会觉得长。
卷六又有一则云：“《新唐书》索然无味，不及《旧唐书》远甚，直废之可也。”这就完全不是比文章的短长，而是比文章的好坏了。说报纸副刊应该多发短文，其实这短文也首先得是好文章。即拿唐宋八大家来说，《小石潭记》和《杂说四》当然最好，就是长一点的《读張中丞传后叙》也还会有人看，至于《張魏公浚行状》和《为人后议》那样的长文，不想打瞌睡的人恐怕就只能像山疆子那样望洋而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