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大托铺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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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鸳鸯牒

《苌楚斋随笔》印成于一九二九年,作者刘体信是清末四川总督刘秉璋的儿子,他一九五九年才去世,应该算新中国的人了,却是典型的清朝遗老。所记江阴秀才赵彝鼎殉清事,说赵“视死如归,其撑拄纲常,有功名教,死诚有重于泰山者”。并抄录其自挽联:“一秀亦君恩,愿作圣清之鬼;五经由我读,岂为革党之民。”其自注云:“岂不知匹夫匹妇之为谅?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使人不可以汉(族)外视我君为满(族)也。”立场观点,可谓鲜明之至。

对这些我并不特别感兴趣(只是想到溥仪在东京喊日本皇太后做亲娘,被红军俘虏后又向斯大林申请加入共产党,才觉得那位赵秀才死得真是太冤)。感兴趣的倒是笔记中有一则大骂晚明程羽文作《鸳鸯牒》,谓其牒中以魏甄后配曹植,以汉班婕妤配梁简文帝,是“帝王后妃亦遭轻薄”,是“倡乱导淫”,“当诛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以保存名教”。

这名教是什么呢,大概就是赵秀才为之而自杀的三纲五常,也就是****宗法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吧。晚明本是将亡之国,那时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社会上的思想解放和文化上的创作自由,有了点空子可钻,反名教思潮因之而起。如果清兵不入关,这倾向是有可能导致现代化启蒙的,我想。

《鸳鸯牒》开列古名女子婚姻有“彰彰缺陷者”三十六人,为之另行择配,各下一牒。序文中引明人谭元春之言,谓“古今多少才子佳人,被愚拗父母扳住,不能成对,赍情以死,乃悟文君奔相如是上上妙策”。这几句话便是它反名教的鲜明表现,也是要保存名教的刘体信气得要杀人的缘由。

《鸳鸯牒》的三十六则牒文,有的写得颇有点意思。比如将续成《汉书》的曹大姑,配给首席经师郑康成,双方都是著名学者,婚宴“以六经为庖厨,百家为异馔”,便写得相当得体,打趣仍不失大方,能使读者会心一笑。又如以“文姬归汉”的女主角,配“击鼓骂曹”的男主角,说“蔡文姬灵心慧齿,辱迹穹庐,宜续配祢正平,以胡笳十八拍佐渔阳三挝鼓,宫商迭奏,悲壮互陈”,也使人觉得痛快,因为董祀于文姬,和后来的张汝舟于李清照一样,正所谓“齐大非偶”,曹孟德胡乱主婚,真该让祢衡击鼓再骂他一通。还有上面说过的以甄后配曹植,理由是为了“慰此洛神痴赋,蒲生怨诗”,则不仅能使为这一双才子佳人“有情无分”怅然若失的人得到满足,也符合一般人的心理预期。

但也有写得不太好的,如以王昭君配苏武,“旄落毡残之余,咻琵琶一曲,并可了塞外生子一案”,就显得牵强。还有武则天配给曹操,双方的“层次”虽然相当(两人生不同时就不必管了,大概人死后就不会变老了的吧),但目的是为了将武氏“锁之铜雀台上,无使播秽牝晨”便近乎荒谬。而以谢道韫配潘安仁,“一则风高林下,一则美擅车中,移花就柳,端不恨天壤王郎”,那就太低估了咏絮的高才,难道她看重的只是能逗得女人们“掷果盈车”的小白脸么?

《鸳鸯牒》只是篇游戏文章,刘体信却“上纲上线”,尽量将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斥之为“亡国之音”,云:“其流毒比张献忠李自成奚啻千万倍,不待张李作乱,明季之人,心亡久矣,虽欲天下不亡,得乎?”他却不想一想,究竟是因为文人写了几篇文章,轻薄了一下帝王后妃,便将明朝弄得亡国了呢?还是明朝的统治腐败堕落,所标榜的名教早成烂空的臭皮囊,这个国早就“将亡”了,才出现敢于和帝王后妃开玩笑的“亡国之音”呢?

程羽文是早于刘体信三百多年的人,写得出《鸳鸯牒》;刘体信是后于程羽文三百多年的人,写的却是《苌楚斋笔记》。看起来,后人也并不一定比前人高明。如今提倡和谐,思想活跃,新观点新主张不断见之于报端网上;对于线装书里的东西,则多视之为老古董,连五四先贤欢迎德先生都被讥为“落后”了。银幕上歌颂秦始皇为大英雄,荧屏上则吹捧乾隆皇帝的风流文采,仿佛真的爱情只能从三宫六院中产生。看这样的“新作品”,真的还不如读《鸳鸯牒》,虽然挨刘体信们的骂恐亦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