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平凡的读书人
前些时，可能是在宣传部门的主导下，在湖南很炒作过一阵子“湖南精神”，很强调“湖南读书人的传统”。对这种宣传我不感兴趣。因为我认为，读书人——知识分子不能分为湖南的、湖北的、广东的……他们都是公共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一个普通的、做编辑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如果按职业来界定，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最大的一部分是教育工作者；另外一部分是创作研究者，包括写作者和科研工作者；还有一部分是信息传播者，包括记者和编辑。划分不一定很准确，但大体上是这样。
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在汉语中是怎么出现的，我不很清楚。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一九三九年发过一个重要文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文件里讲的“知识分子”，和Intellectual是很不相同的，不是一回事。所以我有时宁愿自称读书人，虽然我读的书不多，外文书读不了。
我所说的这三部分人，要求具备的素质各不相同。唐朝写《史通》的刘知几讲过，论人材看“才、学、识”。
我认为，教育工作者首先要有“学”，教书的人总要比被教的人多一点学问；看他合不合格，先看他有没有学问。搞创作研究的首先要有“才”，学问当然要有，但更要有天分，要有才；如果他没有一点天分，搞创作研究那是不能搞的。做记者采访，搞传播，当主播、主编、主笔呢，对于他们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识”，要有见识。
当然，“才、学、识”三者不是孤立的。要有见识，还是先应该有学问，孤陋寡闻是不可能有见识的。周作人讲过，搞鉴赏没有诀窍，就是要多看，看多了，即使自己不能画出一幅画来，但他就能看出好画，能识货。搞编辑这行，看书看文章，看人，看事，都应该能看得出好坏，才能不错判，不上当。这就需要有一点见识。如果不具备这一点，你就很难做好。
我这个人的“学”很不足，毕竟只有自己看书看来的一些知识，七零八碎。“才”也不怎么样，中人之资，顶多在及格线上。只能够说，文字功夫还是有一点点，边做边学也算积累了一点经验，对于中西交通，对于周作人，对于民俗文化这些方面有一点兴趣，谈不上有什么专门研究和学问，写点散文也看不出有多少才情。不过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我多少有一点自己的见识，这是唯一差堪自信的。
我做编辑的时间，其实并不很长，十八岁到《湖南日报》（当时叫《新湖南报》），先搞采访，后当编辑，当到反右时不过四五年。那时在报社里当编辑，比现在的自由还少，自己能够做的事情不多，空间小。真正来编书，还是在一九七九年落实政策以后，不回报社，到出版社，才认真做了几年，但一九八九年我又离开了岗位，总共只有十年时间。当然，一九八九年以后我还编过一些书，但已经不是坐在出版社里“做工作”，而是自己想编啥就编啥，用现在的话叫“自由编辑”了。
报纸上说我小时候家庭条件不错，是世家子弟。其实根本谈不上，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家，当然也不是劳动人民出身。过去，祖上要做大官，后代要有封荫，有稳定的产业和地位，生下来至少也是个“承仕郎”什么的，才能算世家。我的先人没这个资格，只是普通的读书人家。
一九四九年八月报社和新华社办了一个新闻干部训练班，我考了这个班，还没等到发录取通知，就和另外几个人到报社工作了。
我本来是要进大学读书的，想去学考古或者植物学。我父亲是教数学的，我哥哥学农的，我看过些自然知识方面的书，对植物学感兴趣，也看过一些介绍考古文化的书，对挖掘人类古文明的事更有兴趣。我考新闻干部训练班纯粹出于偶然，那时我才十八岁，正是青春期，有一个女孩子，我对她有好感，她要考新干班，我便跟着她去考。
我本来想读书，家里也有这个条件。父亲五十多岁才生我，一九四九年他已经七十多岁，早退休了。国民党省政府给了他一个“文献委员会委员”的名义，有一份收入。共产党来后，仍旧给了他一个“文史研究馆员”的名义，还是有一份收入。这种名义不会有很多钱拿，但毕竟还有点钱，而且是闲差，不必上班做事，也不必去开会学习，这就很不错了。而且他还是堂堂正正的“省人民政府工作人员”，高知待遇，不属于“地富反坏”，所以我要读书还是可以读，何况那时进大学读书不要钱，都是公费。但是，报考新干班就算是参加了革命，安排了工作。他如果不需要你了，可以叫你走，往远处一调，不走也得走；他如果需要你，那就是“革命需要”，“个人必须服从组织”。不让去读书，去读书就是脱离组织，脱离革命。其实那时候，考北大、清华都行，因为北京的大学都空了，清华、北大的绝大多数学生都不要文凭南下了。只有少数人还想读书，但原来的课都停了，朱光潜、冯友兰他们都不讲课了，只讲社会发展史，讲猴子变人了。这样子，再加上开头几年在李锐、朱九思手下做事还痛快，又和朱纯恋爱了，结婚了，也就没有去上学读书了，自己读吧。
打成****“不冤枉”
我在报社，负责同地方记者、通讯干事联系。通讯干事就是新闻干事，每县设一个，地市则设立记者站。我把通讯干事和地方记者发回的稿子整理见报。朱纯就是衡阳记者站的记者。一九五七年，我和朱纯都被打成“****”了，当时的《湖南日报》有五十多个****，《人民日报》才十几个。“反右办”的人对我说：“如果报社只划一个****，那就是你钟叔河。****划多划少并没有指标，有多少划多少，不会冤枉。即使有冤枉，你这一个总是不冤枉的。只要有一个，那就是钟叔河，那就是你。”
为什么他这么说呢？
因为我的“言论多”，“有纲领”呀。为了批判我这个****分子，报社给我一个人编了一本书，一百五十多页，全是“同志们”检举揭发我的“****言论”。比如“民主总是越多越好，****总是越少越好”，“知识分子向工农学习学不到什么东西”……检举揭发的有几百条，“反右办”拿来和我“见面”，叫我把自己承认的写下来。有些话我确实是讲过的，认为也没什么不对，便写下了四十八条。加上不得不奉命作出的“自我分析批判”，便成了这样的一本，作为我“****反社会主义的纲领”。他们说我“错就错在要思想”，这一点我承认。“****”的处理分几种。“情节严重态度恶劣者送劳动教养”，这是第一种，其中“态度特别恶劣或情节特别严重者，并开除其公职”。我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幸亏我既无“家庭成分问题”，亦无“政治历史问题”，够不上“反革命”；又没有犯过“生活作风错误”和“经济错误”，不能叫做“坏分子”。于是由父亲出面，“申请回家自谋生活”，免于去劳动教养，朱纯也没有去。
说是说申请回家“自谋生活”，自己却并没有谋生的本领，的确苦过一阵子。父亲家里的生活本来还不很苦。我们夫妻两个原来的工资都不低，比我父亲的文史馆员还高一点，却从不储蓄。开头各带一个小孩回各自父母家“啃老”，但“************”跟着“反****斗争的伟大胜利”接踵而来，纵然父母并不怨尤，自己也无法安心“啃”下去。于是一两个月后就从父母家搬出来，自己租个房子，我拖板车，朱纯糊纸盒子，来养活自己。刚拖板车时，真是拖得一身痛，主要是躺在床上没睡着时和睡觉醒来时痛得很。再痛还得拖，好在年轻没生病，痛了几天，睡了几天，就不痛了。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朋友往来，真正看书看得多就是那一段，还有就是后来关在牢里的时候。年轻时我有个长处，看书看得很快，而且看了就记得。
我父亲家里有些书，他还有省图书馆发给“高知”的特种借书证，我用他的证去图书馆可以借书看，连刻本《金瓶梅》都借出来了。说来你不信，拖板车拖得骨头都散架子了，还看《金瓶梅》。我对朱纯说：“饭还是要吃的，书还是要看的，要我们死我们是不得死的。”拖板车拖了几个月，慢慢在社会上找出了点门路，便到大专学校去刻写讲义。刻蜡纸，八毛钱一张，多时一个月刻五六十块钱，比拖板车强多了。后来又学会了机械制图，学会了做模型（翻砂木模和教学模型），钱容易挣些，书就更看得多些。我主要是绘图，出于兴趣也做木工，如今还留下两个欧式的木工刨子，就是我自己做的。欧洲的木匠是世界上最好的，他们的手工刨，结构、做工和用材，都比中国的好。
出周作人的书
抗战八年在平江老家，老家没新书看，全是线装书。哥哥和姐姐的初中教科书，国文、历史、地理、动物、植物，成了我最喜欢的读物。大姐比我大八岁，哥哥比我大七岁，他们的课本里面有周作人、冰心、朱自清、叶绍钧等人的文章，我对周作人的文章最感兴趣。他的文章不做作，经得看，开始看难懂些，但是越看越有意思。不像“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那样琅琅上口，但读过几遍就乏味了。有一篇《金鱼、鹦鹉、叭儿狗》，后来才知道是从《看云集·草木虫鱼·金鱼》中摘录的，真是百读不厌，每次读都有新的体会和感觉，至今仍然如此。课本中的“作者介绍”，介绍他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作品，我脑子里便牢牢记住了这些书名，后来一见到就弄来读。总之，这个人的文章对我的胃口，我就是喜欢他的文章。
参加工作后不久读到上海出版的《鲁迅的故家》，署名周遐寿。其中有一节《一幅画》，说他的小弟弟三岁时死了，母亲叫他找人画一幅像，又没有照片，不知道什么样子，画师完全是凭想象画的。这幅画在母亲的房里挂了“前后足足有四十五年”，在母亲八十七岁去世后，周作人写道：“这画是我经手去托画裱好拿来的，现在又回到我的手里来……现在世上认识他的人原来就只有我一个人了。”真是至情之文，看后很是感动。
后来又看到一本书，叫做《希腊的神与英雄》，也署名周遐寿译，也觉得很好，希腊神人的名字多与通用者不同，便写信去问出版社。那时候出版社对读者来信不像现在，是很重视的，他们自己没有回信，把信转给周作人。周作人回信给出版社，再转给我，我才知道周遐寿就是周作人。后来我就给他写信，问他要书，请他写字，他都一一回应了，从此便和他通信。一九八九年周丰一整理他父亲的东西，发现了我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便将其复印一份寄回给了我。
若要问我给周作人写信的时候，想没想过他的汉奸问题？我的答复是：没有想。
周作人和日本合作，做“华北教育总署”的“督办”，这肯定是不应该的，是他一生的败笔。但我想这并不影响他的文章的价值。我的态度是“人归人，文归文”。即使要完全否定这个人，也仍然可以看他的文章。
汉奸问题，******都说过，“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这就铁板钉钉，盖棺论定了。
汉奸是汉族同异族（金族、满族……）冲突时出现的名词，同时出现的当然还有“金奸”、“满奸”……而金、满现在都成为兄弟民族了。日本是异国，和占有香港达一百五十年的英国和派人拿钱来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俄国一样。同异国合作，当然比跟异族合作更不好。
周作人如果不当“督办”，只在“伪北大”教教书，问题也许就没这么严重。北京的“伪北大”，南京的“伪中大”，在那里读书的毕竟都还是中国大学生，其中还出过有名的大人物，他们总不能等到抗战胜利“国府”还都再来进大学。
因为有了这段交往，所以我八十年代在岳麓书社出版了许多周作人的书。
出周作人的书，不只是因为我喜欢他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思想和见识有启蒙的意义。四十年来不印他的书，对新文化的建设是很大的不幸，该设法补救。当时出他的书有风险，有阻力。后来岳麓书社终于未能将书出齐，半途而废，即可见阻力之大。
一直有人骂周作人，这并不奇怪。一个已经被打倒、已经戴上了“帽子”的人，骂他既可以显示自己“正确”，又不至于给自己带来任何风险。刘少奇倒了后骂刘少奇，“******”倒了后骂“******”，都是同一样的心态。这是一种习惯，一种文化。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所谓“大节有亏，一切都完”，文章也不好了。它有时候很容易误导人。而我看一个人，是先看他的人文主义情怀，看他的文化观是有害于人民还是有利于人民，看他是在做有害于文化的事还是做有利于文化的事；并不是先看人们给他戴上的帽子，贴上的标签，因为帽子和标签是可以变换的。
我出他的书，采取了一种态度，就是我自己不去写周作人，不去评论周作人。要写我也可以写一写，可能无法写得像别人那样好，但至少可以写得比别人早。为什么我不写？因为我一写，就要卷入到争论中去。我不参加关于周作人的争论，但我出他的书总是没有错的。即使要批判他，也要掌握他的材料吧？你不能瞎批啊，没看过他的文章怎么批？
当初出周作人的书时，的确承受了很大压力。岳麓书社是一家“古籍出版社”，周作人的书并非古籍，你古籍社为什么出周作人？这是不务正业。《走向世界丛书》还是文言文的东西，“五四”以后的就不是了。周作人写的是白话文，而且还是白话文的开山祖，别人看来这是和古籍不相干的。
出曾国藩的书开头也有人反对。报纸上有很长的文章说，曾国藩是汉奸刽子手，还要出他的家书，“如此家书有何益”，文章的标题就是这七个字。有人写材料寄到北京，说钟叔河钟爱汉奸，出了曾国藩又出周作人。但我坚持认为：这两个人是绕不开的。要了解晚清的政治和文化，你就绕不开曾国藩；要了解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就绕不开周作人，他们是客观的存在。如何评价他们，是研究者的事；我不是研究者，我只是一个出版者，只提供资料。如果要我办出版社，我就要出这样的书；不要我办，我立马就走。
出《走向世界丛书》
《走向世界丛书》是我从牢里平反出来到出版社后编的第一套书。一九七零年把我打成“反革命”，判刑十年，坐了九年牢。
一九七零年，“****”中搞“一打****”，有人检举揭发我这个****分子家里常常高朋满座，说我当众大讲，不该说什么“天下大乱，越乱越好”；不该把《史记》《红楼梦》的线装本烧掉，“烧了以后难得印”。这类的话我也确实讲过。最要命的是，有一些中国国民尤其是中国读书人的品质是很差的。以后如果再来一次“运动”，干这种检举揭发勾当的人仍然还会有，永远不会缺乏。
一九七九年，终于平反出狱了。平反以后，本应该回报社的，但我不愿意回去。到出版社来，是比我先“改正”的朱正推荐的。朱正早就出过自己的著作，名气比我大。我本就想编书，不愿意编报，编报纸副刊也觉得没有多少意思。
到了出版社，先是建议编《曾国藩大全集》，紧接着就动手来编我自己心目中的《走向世界丛书》，把最早走出封闭的古老中国的大门，最早走向现代外部世界的人们的记述整理好，印出来。
这个想法我早就有，早觉得这些书应该流传。当然，在坐牢的时候，并不会想到自己来编书，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怎样才能“变”，变成一个现代国家。中国从清朝起，面临的大问题就是怎样实现现代化。为什么要现代化呢？因为中国还是一个现代化前的国家，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它不跟外部世界正常地、自由地交流接触，它脱离了全球文明进步的正轨。地球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在中世纪前都是这种情况，那时候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是互相隔绝的。在航海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前，欧洲也是封闭的。世界被分割成不同的地区，西北欧是日耳曼蛮族，古罗马是希腊的范围，阿拉伯又是另外一个世界，东亚属于汉文化圈，美洲则是印第安人，各种文明都是不相往来的。后来经过文艺复兴，经过航海大发现和产业革命，西方就开始走向世界了。“天朝帝国”却以为自己“独居天下之中，四裔皆夷狄”，自己的“精神文明”最优越……
三十多年前，要出曾国藩的书，要出《走向世界丛书》，都有阻力，有压力。我深深感觉到，在中国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压力，如果要坚持自己的理念。
《走向世界从书》，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书名呢？因为我不想它看起来像古籍。不是说岳麓书社只是一家“专业分工的古籍出版社”吗？我就是要打破这个框框。它们本来就不是古籍，写的是火轮船、德律风（电话）、巴力门（国会）之类现代事物嘛。我也是世界上的一个人，牢狱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不可能完全和社会隔绝，思想更是牢门关不住的。在坐牢的时候，我就长时间思考过中国为何会如此，中国为什么会走到现在这一步，以至于把我们这些从不犯法更不造反的读书人都关到牢里了。我们不过看了几本书，关心些历史和世界上的事，有一点对文化对社会的想法，怎么就成“反革命”了。这是只有在做几句诗就会被砍头的文字狱时代才会发生的事情嘛！哪怕是实行了清宣统三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实行了沈家本等人主持修订的《大清刑律》，这样的事情也就绝不可能发生了。由此可见，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如何与世界同步，如何走向现代世界，如何使中国成为全球文明的一部分，如何实现现代化。
清朝也好，慈禧太后也好，都是抗拒现代化的，他们认为统治者的麻烦是现代化带来的。中国传统社会本是个超稳定的系统，它内在要求变革的动力是很弱的。中国文化本质上也是内向的、自满的，我们自己的什么都是很好的，我们不需要外面什么东西，只能“用夏变夷”，用伟大的华夏文明去改变那些外面的野蛮和落后，而绝不能“用夷变夏”。我们的东西都尽善尽美，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心态。
当然，中国的文化确实有它的优越性，我并不蔑视传统文化。中国人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他的文化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但凝聚力也就是保守力，保守得住。正因为如此，中国要走向世界非常艰难。
中国对西方的了解，比起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起步要晚一千年。中国人真正走出去看世界，是鸦片战争几十年后的事。西方中古有四大东方游记，后来利玛窦他们还带来了大量的书，带来了西方的文化，当然那时候他们不叫文化叫宗教。中国走向世界的艰难，从《走向世界丛书》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像郭嵩焘那样的人是凤毛麟角，像刘锡鸿那样的人是骂外国人的，有些人承认外国有些技巧上的东西，但“礼教”即文化上是不行的。这些看起来很可笑，但将这些记录下来，在文化思想史上就很有价值。
《走向世界丛书》在头一年里出了十二种，一个月一种。之所以要集中地出版，是因为如果分散地、一本一本地出，不容易给读者留下深的印象。原书都是用的文言文，不一定什么人都能看懂，所以还得在每种书前面得写很长的导言（叙论），介绍这个人的基本情况，和他到外国去的背景，还有他记载的最有意义的事物。透过这些记载，看出他的心态和他的见识。后来我自己出了两本书，一本叫《走向世界》，我加了个副标题——“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另外一本叫《从东方到西方》。前一本是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后一本就是丛书几十篇叙论（导言）的合集。
《走向世界丛书》出版后，社会影响很大，但我自己只感觉做得比较累。但因为做的是自己心里想做的事情，虽累也不觉得特别苦。只说写叙论，长的一篇三四万字，最短的也有一万多字，各篇之间少有连续性，几天一篇，这就相当不容易了。
每种书先要找人抄出来，抄稿要校过才能发排，排字后又要校改两到三次，再加旁批作注释。一个月一种书，开头一种就是一本，平均十多万字，从发稿到付印，全过程都是一个人做。那时候我确实忙得连电视都没看过，仍然搞得津津有味。开头我是编辑室主任下的一个编辑小组组长下的一名编辑，只能单打鼓独划船。书前的叙论（导言）也是我坚持要写的，因为不写叙论书就没人看，所以只能打起精神来写。为了能够顺利通过“三审制”，前若干篇叙论都不用我自己的名字，用的是“谷及世”，就是“古籍室”的谐音，还用过“何守中”（钟叔河倒转）、“金又可”（钟叔河之半）。直到丛书“成功”以后，才找人帮忙校点过几种。但自己还是要做大部分的事，要选书，要写叙论，别人帮忙校点的书自己也还得看校样。
出《曾国藩全集》
一九七九年到了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到岳麓书社当了四年总编辑，所做的事值得回忆一下的，除了出周作人的书和出《走向世界丛书》两件事外，还有一件事便是力争将新编《曾国藩全集》列入国家出版规划，并组织实施。
新中国成立前，我看过曾国藩的家书，也看过他的文章。我并不认为曾国藩能够解决今日中国的问题，因为他属于过去了的时代。但他是旧文化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他的个人能力是出色的。在决策方面、组织协调方面，以及学术文化方面，他都是第一流的人材。他做实际工作时间不长，却做出了那么大的成绩，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研究人才学，他是一个标本。另外，他在培养教育人，发现人才方面有独到之处。他的文笔也好，可读。
曾国藩不单纯是一个军事政治人物，他还是个学者，有很高的文化。他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做了大量的编辑整理工作。中国的旧体制在当时走到了穷途末路，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要么赶快实现现代化，跟上世界潮流，要么就是被世界潮流抛弃。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曾国藩的思想反应和表现作为，是特别值得深入研究的。把曾国藩的书列为禁书，是没有一点道理的。就是要批判曾国藩，也得研究他的书，研究他的全部著作。而且，越是研究曾国藩，就越能够认识到，连曾国藩这样有作为、有能力的人物，都无法挽救旧体制的崩溃，那只能说，这个旧体制的确到了不能不崩溃的时候。这一点更加深刻地说明了旧中国必须改变。
一九八三年，李一氓因为《走向世界丛书》的缘故，让我去北京开会（国家古籍出版规划会议）。在京西宾馆的会上，我做了发言。《走向世界丛书》这时无须讲了，我就讲曾国藩的全集必须要新编出版。国家规划原来只允许影印刻本《曾文正公全集》，我说那不行，原来删掉和漏掉了大量的书信和批牍，还有不少其他集外文，都必须收集编印，将曾国藩的所有资料编成一部“大全集”。我跑到北京图书馆去，把旧刻本和台湾影印的材料同时搬到会场上，一篇一篇、一条一条指出旧版本为什么不完善，不能简单地影印。就这样，新编《曾国藩全集》才列入了国家规划。
一九八四年，我被动员到岳麓书社当总编辑。此时，书社已经将《曾国藩全集》列入了选题，分配了某一位学中文的同志做责任编辑。我去了以后，发现他更适合编古典文学书，便决定改由邓云生（唐浩明）来当责任编辑。邓学过工程，我觉得这正好是他的一个优点，因为学工的人经过科学技术训练，工作方法比较周密。我对他说，你搞《曾国藩全集》正好，学过工科是你的优势，何况你后来还是文科研究生呢。于是便调整分工，让唐浩明来做《曾国藩全集》的责任编辑。
为了出《曾国藩全集》，书社和我承受了很大压力。唐浩明后来因为写小说《曾国藩》出了名，但当时还没有出名。我却已经搞了《走向世界丛书》，在全国有了一点影响。在湖南，我在一九五七年是著名****，报纸上登过头条，大家都知道。书社的总编辑又是我，所以这个压力主要只能由我来承受。
《曾国藩全集》付印的头一本《家书》出版后，《湖南日报》发了一篇大文章《如此家书有何益？》，反对出这个书。还有人向省委告状，说曾国藩是汉奸刽子手，岳麓书社为何如此热心出他的全集，“不出我们的学术成果”。我对社里同志们说，沉住气，我们不必和个人去争论，这种争论一开展起来，就会没完没了。只要快出书，出好书，在国际上，至少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正面的影响，只要大家觉得这个书出得好，反对的声音自然就压下去了。
很快，内地、香港、美国的报纸都发表了评论，把湖南新编《曾国藩全集》比成“爆炸了一颗文化上的原子弹”，都说出版曾国藩的书是大好事。省里面做官的人和负责审读的人，他们其实并不在乎事情本身的是非，只在乎“上头”和全国舆论界是肯定还是否定这个事情。“上头”和舆论界肯定了这个事情，他就不会多说多管了。
有人后来说：“策划出曾国藩的书没什么值得提的，刻本《曾文正公全集》光绪年间就出了，民国时期到处印，列入规划算什么呀！”现在来看，印曾氏的书当然不算什么，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讨论出版规划的会，说这话的人也没去参加，怎么知道当时的情况呢？当然我也并不认为提议、策划出一部书有什么“值得提的”。做这件事情开始是出于我的本心，后来是我当总编辑的责任；选派适当的人当责编，也是我分内应该做的。如果这部书还有缺点，作为总编辑，首先也是我的责任。
我从来不认为别人发表文章批评反对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今天还有人不赞成出曾国藩的书，出周作人的书，也没有关系。提倡自由，不能只意味着我要自由，别人也要自由，也有他说话的自由。曾国藩的书和周作人的书，一万年以后还会存在的；对曾国藩和周作人的评价各有不同，会发生争论，也是一万年以后还会存在的。我认为，评价曾国藩和周作人是一回事，出版他二人的书又是一回事。我一般不去读评论曾国藩或者周作人的文章，更不去参加争论，那样反而会妨碍书的编辑出版。我总是站在提供资料的立场，这样就立于不败之地了。我只说，要肯定他，要批评他，都得看他的书；不看他的书，讲的很多话就没有常识。这样立论最站得住脚。虽然我一直在出书，在出书方面我却没有受过来自北京的任何批评，没有被抓过辫子。
我认为，在出版政策上，如果觉得这个人“倾向好”，他的东西就发表，就尽量出他的书；那个人的“倾向不好”，就不准出他的书，连有价值的东西也不出，这本身使是一种反文化的态度。
本人的研究和著作
从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九，编辑工作做了十年。到九十年代离休以后，自己的研究和著作，属于散文和读书随笔方面的不必在这里说。只说三本书，就是《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从东方到西方》（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国本身拥有力量》（江苏教育出版社），都是研究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及其反应的。
我认为，现代性与传统的冲突和趋同，乃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事实之一。现代前中国社会的领导阶层是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现代世界时，这个阶层对自己社会的信心如何？其传统的价值观与制度面临怎样的考验？对西来的新事物和新学说他们持何种态度？对帝国主义侵略、基督教渗入以及一切“洋务”、“洋人”又作何反应？这些都很有必要作具体的研究和分析，也就是我进行上述工作的主要意图。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似乎尚处于比较零散、比较初级的阶段，或者停留在几个代表人物身上，或者把士大夫阶层和其他阶层的“人民群众”笼统地混在一起。起初，国外有学者做过一些小范围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但往往只能从他们所熟悉的史料着手，影响也相当有限。
历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由士而仕、官文合一的。士大夫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性格。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占领导地位的士大夫阶层有着难以克服的致命弱点。十九世纪开始了全球文明时代，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根本问题就是走向世界、走向全球文明的问题，也就是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现代化的“现代”，就是全球文明的时代，其重要标志即各个地区（国家）固有传统文化的交融和趋同。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这样艰难曲折？就是因为近代前中国社会的领导阶层——士大夫阶层对现代化没有内在的要求和思想准备，对此他们始终是被动的、消极的。士大夫身上遗留下来的依附性、保守性和软弱性成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精神障碍。当然，中国士大夫中不乏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仁人志士，但他们在没有脱胎换骨之前，都是空有砥柱中流之志，而乏回天挽澜之力。
汤因比曾经说过，在各种文明发展过程中，“挑战愈强，刺激就愈大”。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之后，国难、国耻的重压，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入侵，极大地激起了民族政治情感的高涨，而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更是忧国忧民，以至谭嗣同发出“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望神州”的沉痛呼号，这种忧患意识似乎是某些中国士大夫民族觉醒、思图变革的一个契机。到十九世纪中叶，西方一些国家已经现代化了，国力强盛，经济发达，而中国依旧是国弱民穷，经济落后。多数的中国士大夫却还是以近代化以前的社会文化观来看待西方国家，闭关锁国，妄自尊大，认为中国是“天朝上国”、“礼仪之邦”，西方国家则是无父无君的“夷狄”。这就是“内中国而外夷狄”，“足乎己无待于外”的传统偏见在作怪。
可是“天朝上国”的鸟枪土炮却敌不过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结果是一败涂地，被西方国家打开了国门。由此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才开始清醒意识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图强国富民已是刻不容缓。然而，士大夫们只肯承认西方国家物质文明的“厉害”，却始终认为“精神文明”还是我们这个“礼仪之邦”优越。他们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比西方国家优秀，把“国粹”视为命根子，视为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至于洋人的坚船利炮，花钱买进来就是了。恭亲王、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办“洋务”，他们的指导思想（至少公开宣布的指导思想）就是如此。
士大夫中的确也有筚路褴褛以启山林的先行者。当时湖南的魏源把西方国家的富强之道作为客观参照物，探索立国之本，撰写《海国图志》，介绍大西洋欧罗巴各国，毅然提出了“师夷长技”之说。还有郭嵩焘、容闳、黄遵宪、薛福成等人，他们提倡走向世界，有意识地介绍西方文化科学，都起了思想先驱的作用。站在这些人后面的大人物是曾国藩。容闳是在曾国藩的支持下组织幼童留美，为上海制造局去美国买机器的，他在《西学东渐记》中推崇曾“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说他自己的这些工作都“因曾（文正）乃得告成”。郭嵩焘和曾氏既有金兰之好，又是儿女亲家。薛福成和黎庶昌都属于“曾门四子”。
正统的士大夫对异质的西方文化历来就是坚决抵制的，这且不论。就是对西方近代文明持欢迎和接受态度的士大夫中的先进分子，在思想意识深处也仍然存在新旧观念的矛盾和传统与现代的情感纠葛，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梁漱溟这一批人，他们中的一些在后期，或多或少地回归了传统。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才开始出现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陈独秀、蔡元培都是从士大夫阶层中蜕变出来的，蔡元培本是翰林，陈独秀也应过科举。但是，旧士大夫的大部分却并没有（我认为也不大可能）完成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例如林琴南、王国维就是如此（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在某些学术领域内不能接受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他们不能把握住时代的潮流，不能站在大时代潮流的前头，以致酿成无可挽回的时代悲剧和个人悲剧。
那么，旧士大夫要转变成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关键何在呢？旧士大夫要转变成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关键在于必须与陈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要通过民主与科学的洗礼，脱胎换骨。熟读《离骚》可能成为感慨悲歌的名士，却无助于现代化观念的形成。
现代化的观念就是民主和科学的观念。鲁迅著作的价值，正在于无情地鞭挞了****和愚昧，深刻地批判了腐朽的传统观念。周作人的著作亦是如此。周氏兄弟正是从旧士大夫蜕变成现代知识分子的成功典型。
我们研究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及其反应，可以看出他们受传统文化束缚的深重，看出他们要接受现代化观念和否定自己的旧意识的艰难。只有引进和发展了新的生产力，看到了新制度的优越性，出现了新的劳动者阶层和新的管理阶层；通过认真比较，以及本身经济地位和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变，才能比较自觉地放弃陈旧的思想，接受新的观念。这个过程十分复杂和曲折。研究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后搞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我们也是士大夫的第二代、第三代，在我们血管里流着的还有士大夫的血液。
正如我在《走向世界丛书》的总序中所言，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庄子云：“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编辑，能发出的光和热甚至还不及爝火。但我编的书，我写的文章，我所进行的一点研究，总可以发出一点微弱之光，投射在人们摸索前进的道路上。即使它能起的作用再小，再微不足道，至少总是无伤乎日月之明的吧。
要有关怀和担当
本人的研究和著作，和本人的编辑工作是一而二，二而一，密不可分的；和本人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的思想轨迹和心路历程，也是关系密切，影响明显的。
我觉得，生而为人，生而为读书人，总不能不关怀人文，总不能不关怀社会。自己写书也好，编书也好，总得要体现出这种思想，并且要为此承担责任。
一九五七年我被划为****，当时湖南日报“反右办”编印了一本《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小册子，公布了我的四十八条“****言论”，其中一条是：“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是没有矛盾的”。
五十一年后回忆这段历史，其实我当时想要的自由，不过是希望能够允许我自己来思想，来读自己想读的书。这样是不是错了呢？反复思来想去，结论是自己没有错。
此后，被开除公职的我申请回家“自谋生活”。开始只能靠拉板车，辛苦一天赚几毛钱。好在身体没有病，适应能力强，拉车回家后全身酸痛，痛个把星期也就不痛了；两三个月后，反而不拉板车就不舒服，小腿胀。加上妻子后来学会了做木模，自己改作绘图、裱糊等事，生活得以维持下来。
没了社会交往，没了政治学习，看书的时间反而多了。我用父亲的借书证从省图书馆借书，绘图做木模挣了钱，还能到旧书店买点书，民国二十五年北平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便是那时买得的。周作人的书，还有《走向世界丛书》中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书，也是那时买得的。
一九七零年，我又因“污蔑攻击无产阶级**********”被判刑十年，被送到劳改队，在那里有时仍忍不住要思考国家和文明兴衰的规律。劳改中当然不会想到编书，但总是忍不住要思索，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中国人怎样才能享受民主自由？《走向世界丛书》即缘起于此。
一九七九年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当了编辑。一到，我就立即建议并着手编纂《走向世界丛书》。
为此，我广泛搜览了前人的出国记述，近代留学、出使、考察、旅游欧美、日本的记载，一共看过两百来种，包括难得一见的手稿和抄本，如张德彝《随使法国记》、周作人藏黄遵宪最后定本《日本杂事诗》、钱单士厘《归潜记》家刻毛本等。
看了这些书，就等于对我们民族从封闭社会走向现代世界的历史，做了一番纵横观察。我决定选出其中一百种，编成《走向世界丛书》。
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严复，近代一百四十年的前七十年历史，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如今我们正在向现代化进军的时候，重温一下昨天和前天的这段历史，是十分有益和有用的。
我将全部精力投注于此。当时没有电脑，要请人誊抄原稿，再逐字校对，逐句标点，加旁批，做索引。考虑到如果分散地、一本本地出，不易使人留下印象，大学生、中学生也不一定都能看懂。所以每篇前都要写很长的导言，介绍作者和他到外国去的背景，还要介绍他眼中的外国，透过记载，看出他的心态和见识。
每一本书的导言（叙论）长的三万多字，少的一万多字。付印以后，又要几次校对。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书的时候，编辑工作开头完全是一个人在搞。但因为是自己一直想要做的事，不但不以为苦，反而苦中得乐。我自己后来的两部著作《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和《从东方到西方》，也是在这几十篇导言的基础上写成的。
一九八零年八月，《走向世界丛书》的第一种《环游地球新录》（李圭著）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到一九八三年，在该社共出版了二十册（有的几种合为一册）。当时编辑室的出书计划一年才有三十本，我争着要出二十本，但只同意我出四本，就是这最初的四本引起了轰动，引起了李一氓和钱锺书等人的注意，“四本”的限制也就突破了。
钱锺书对《读书》杂志的董秀玉表示，希望和我见面谈谈。一九八四年一月我们就在北京见了面，钱建议我把自己写的叙论结集单行，表示愿为作序。
我一直以为，写书的人，编书的人，还有出版的人，他们的眼睛，应该望着渴望文明进步的读者，望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在当下出版条件下，总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
后果和遗憾显然在意料中。在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出书并不容易。《走向世界丛书》计划出一百种，只出了三十六种。出版周作人的书，也被迫中途放弃，并被攻击为“不务正业”、“出汉奸的书”。出曾国藩家书，省报上发表大块文章指责《如此家书有何益》。有老局长认为钟叔河不听招呼，“硬要出汉奸的书”，把状告到了北京。
有朋友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不怕戴卖国主义的帽子吗？”萧乾也担忧地提醒我，不要“自找麻烦”。我在一篇文章中援引西人的话应答：“中国本身拥有力量，可以在真正完全摆脱迷信的重担和对过去的崇拜时，迅速使自己新生。”只要自己出的书有助于“摆脱迷信的重担和对过去的崇拜”，自己就拥有了力量。
我出曾国藩、周作人的书，和出《走向世界丛书》是一脉相承的。这些书在改革开放之前都是被禁锢的，我就是要突破这种禁锢。出版人有职责，不能让文化留下空白，读书应无禁区。当然，这些都是“小众书”、非大众悦读的畅销书，出书的目的只在于影响思想者，为改革和进步开路。
二零零七年，一名大学生博友以我说的知识分子“才学识三要素”立论，指责当前某些知识分子丧失独立人格，依附利益阶层，在精神上缺钙，一时引起波澜。其实，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沦为利益阶层的附庸，或者进入利益阶层，是不可避免的。从前的士大夫读书就是为了做官，但不追逐个人利益的读书人仍然不绝如缕。如果没有这样的人，这个国家和民族早就没有希望了。渴望文明进步的读者也总不会少，从我不断收到的读者来信可以看出。
古老的中国文化，确实是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自从碰上“五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条大河得要转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古老大河的文明终于开始转弯了，当代价值开始被尊崇，自由民主的要求也可以表达了。
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名著《世界是平的》指出：当今的世界是越小越平，各国都牢牢拴在全球化的链条中。这一观点与我一九八零年在《走向世界丛书》总序中所说的“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迅速缩小的世界”相合。
现在已经多了些言论自由，不会再因言获罪了。但“走向世界”的过程仍远远没有完结。走向世界文明正轨的过程很复杂，拐点的出现可能还要再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古老文化的遗传性和复制力很强，遗传的病毒使肌体的更新力下降，脱离全球文明的正轨也实在太远了一点。
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特质不了解。改革不仅要克服体制上的障碍，经济上的束缚，还有更多的是人的内心思想上的问题，这一点非常容易被忽视。
一种文化绝不能靠排斥其他文化而得到真正的发展，有没有容纳外来成分的气魄，能不能吸收和消化新的分子，而又不机械搬运、盲目崇洋，正是衡量一种文化有没有生命力的标志。但中国有力量追求进步，现在认知世界的科技手段日新，世界都在一张网上。中国将从这个变化中受益，在文明进步上更加快速地发展。为了这个远大的目标，个人承担点风险，付出点代价，我以为是值得的。
【说明】本文由《与之言集》中访谈录《一个平凡的读书人》《生活简单，思想复杂》《从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和《大河在这里转弯》四篇综合而成，均由采访的记者执笔，但已经本人校阅并酌加了少量必要的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