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张象珍从山东枣庄顺大运河南下到达扬州后，利用自己在安清道的深厚基础，凭借他超强的交际手腕，很快和扬州的青帮分子拉上关系，还拜了理（礼）字辈的朱奉先为老头子，成为青帮“大”字辈的弟子。朱奉先在扬州的势力比之马凤山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上江浙地区经济发达、沿海地方受西方势力影响非常大，当地的青帮帮众相对来说更少受到封建迷信思想的束缚。
此时的中华大地上，反抗清王朝的帮会势力主要有三股。
当时，江湖上流传这样一句话：“红花青叶白莲藕。”红花是洪门，青叶是青帮，白莲藕是理教（也称“白门”、“理门”）。这三个组织的最高宗旨都是“反清复明”，行事也大相径庭。理教与南宋年间全真派一样，活跃于冀鲁豫地区——在清廷眼皮底下，后来理教主干纯粹成了道门一支，其外围组织“理帮”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很快融入当地，与华北、东北等地方帮派相互渗透，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北国帮会风景线”，如：东北“非兵非匪”的绺子，山东替天行道的响马等等。
光绪年间，长期处于自发反抗状态的洪门、青帮等民间秘密会党组织逐渐意识到组织涣散、旗帜陈旧等缺点，当革命党人登上历史舞台时，会党组织中思想较为先进的头目目光一下被吸引住了，以反清活动著称的洪门更是走在了青帮的前头。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开始进行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为了加速清王朝的灭亡，赢得革命的胜利，孙中山先生决定利用团结各种反清组织，一举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因此，委派许多兴中会会员回国进行革命活动，联络各地会党，准备武装起义。
当时湖南湘乡县有一个人叫钱树德，家境小康。他对读书很有兴趣，人又很聪明，在省城的岳麓书院就学。在省城长沙，他接触了一些新思想，考取了官费留学生。到了国外，他的视野更宽阔了，对于清王朝的腐朽有了较深的认识，产生了反清的思想，并和留学生中的革命者有了接触。在革命者的介绍下，加入了兴中会。由于留学期满，他不得不回国谋职。兴中会根据他的情况，交给他一项秘密任务：让钱树德回国后，联络会党，建立组织，发展革命力量。
回国后，钱树德先待了一段时间，和洪门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当地洪门的首领给钱树德介绍了各地会党的一些情况。
其实，在洪门创建之初就开始分化出礼门，原因是清廷对洪门的镇压。
礼门也称理门（即理帮），理门的形成就是因为清廷对洪门防范甚严，在城市里只好以借戒烟、戒酒、戒嫖赌之名以图生存发展。理门首领通常不告诉门徒真旨，到死前才把反清复明的宗旨告诉衣钵传人，所以清廷是允许理门存在的。因为理门在北京的影响较大，人数较多，有一定势力，钱树德决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联络理门上。
进京以后，钱树德住在湖南会馆，并到吏部去报了到。
按照清政府的规矩，吏部是分管全国官员的升降调配的，要想获得正式的任用，不花一大笔银子打通关节是不行的。
钱树德刚从国外回来，对官场的情形不甚了解，吏部的任用命令久不下来，他虽觉奇怪，却也不知该如何活动，更何况，这种闲散的机会，正为他进行革命活动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因此，他也就更懒得去问了。
利用这段空闲时间，钱德树每天早出晚归，加紧工作，希望能与理门的道众和一些理门公所的领众有所接触。他急于加深对理门的认识与了解，以便使理门融入反清革命的洪流。然而，对于一个人地两疏的外地人来说，要寻找一个秘密的帮会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还要打入其内部，共谋大举呢。这种事可不是随便可说的，一不小心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因此，钱树德的活动又不得不十分小心，这就使工作的开展越发困难了。虽然他连日四处奔波，却连理门的一点线索也没能找到。尽管他奔走的兴致未减，心情却越来越沉重。
茫茫人海，理帮何处寻觅？但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一次偶然的机会，钱树德结识了理门公所的领众孙福，便向孙福提出了加入理帮的请求。孙福见他是个官府中人，有心巴结，当下答应，不久就让钱树德带上五吊入帮钱，为他举行了入帮仪式“点理”。
加入了理帮之后，钱树德对理帮有了更多的认识与了解，可是了解得越多，他就越失望。他很快地发现，理帮已完全堕落为一个封建迷信组织。非但没有丝毫的反清色彩，反而竭力靠拢清政府。由于他的官府身份，领众孙福并不将他看成一般的道众，对他很是客气和拉拢。经过多次接触，他发现孙福是一个贪婪的家伙，把理帮完全当作他谋财的工具与手段，虽有时表现出对清廷的不满，只是因为清廷爪牙对他的索捐多了点。钱树德多次向孙福暗示，用洪门的暗号与他联络，都没见有什么积极的反应。点理以后，钱树德与其他理门公所的领众也有所接触，可并没什么收获。但钱树德想，京城是清廷的心脏，自己还有一个清廷官员的身份，或许他们对自己不相信，当然无法谈机密大事。所以钱树德依然抱着希望，却没想到一件意外的事件使他身陷监牢，给理帮带来了一场飞来横祸。
一天，钱树德正要离开会馆的时候，闯进了几个如狼似虎的捕头，将钱树德带进了刑部衙门，并对他的住房进行了抄查。原来，兴中会派人来与钱树德联系，这位联络员在赴京途中被清廷抓获，在严刑拷打之下，联络员供出了赴京的原因及钱树德在北京的秘密使命。清廷大为恐慌，立即派出捕头把毫无准备的钱树德抓了起来。在搜查中，清廷的爪牙发现钱树德在京期间和理帮有很密切的联系，特别是搜出了钱树德的一本日记，上面记载了他与理帮联系的过程，以及理帮原为反清复明组织的传说。这使清政府大吃一惊，因为清政府也知道理帮在北京的影响很大，要是理帮在京城造反，可不是一件小事。
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对此可不愿小视。慈禧太后看到刑部递上来的奏章后，立即下令对理帮进行大搜捕。
如狼似虎的捕头、兵丁、差役在京城里对理帮道众进行大搜捕，一部分领众被抓进了监牢，另一些领众溜掉了。清廷对普通的道众也不敢放过。只要不嗜烟酒，即被认为是在理门徒，立即抓走。在理者为了性命安全，有的反了理，吸起烟、喝起酒来，不反理者，也都假装吸烟，随手带着烟袋、烟荷包，可荷包里装的却是茶叶。北京城里人人自危，被抓去的理帮道众有一千多人，钱树德也被清廷杀害了。这次打击，使理帮元气大伤，很长时间都未能恢复过来。
然而，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并未吓退帮会中倒向革命的那一派。从光绪年间到辛亥革命时期，各路帮会都积极参与了革命运动，孙中山发动的武装起义，各种会党几乎是“无役不从”。但是，对于帮会分子的革命性，也不能估计过高。
佘英参加民主革命，徒众却认为他造反是要“当皇帝”，呼为“佘大王”。
辛亥革命后，焦达峰当上湖南都督，大批洪江会徒招摇过市，说是“吾洪家天下矣”。陕西也以为“哥老会出头的日子到了”。
孙中山曾感慨会党“内部组织仍为****，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共进会宣言书》也痛惜会众缺乏觉悟，“多半去赌博，或是去抢劫”，呼吁“增进我们哥弟的知识”。
帮会分子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也参差不齐，有的积极参加，有的却成了镇压革命的帮凶。自称“及从孙文先生游，获闻大义，民族主义、国民主义昭然心目”的会党首领梁兰泉，后来却想侵吞革命经费，甚至扬言派人行刺孙中山。广东民军统领石锦泉曾支持革命，辛亥革命后却贪污军款，并持炸弹进入都督府逼饷。四川会党加入同志军，又大肆屠杀革命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