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象珍初到扬州时，多方探访革命党的消息无果，但他却在青帮中听说了许多事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惠州起义由洪门帮会徒众策动的内情。
早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洪门广东三合会的头目郑士良与孙中山畅谈革命，郑士良“一闻而悦服”，对孙中山表示：“我虽是三合会的头目，但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人，便跟着你来了。”
1895年2月，兴中会总部在香港成立，孙中山革命救国的理论终于有了小小的成就。兴中会既然自居革命组织，自然要拿出点实际行动来，总不能大家整天聚在一起群情激昂地嚷嚷，发泄完了以后继续该干吗干吗呀。革命就要有革命的样子，于是发动武装起义之事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花费几十年心血营造的帝国海防系统全部陷落，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还将台湾岛拱手奉送。
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悲愤之声。孙中山看到国内形势大乱，认为用革命暴力推翻清政府统治的时机已到。
1895年10月10日，孙中山与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等人在香港总部开会，会上一致选举孙中山为起义总指挥。会后，杨衢云留在香港汇集起义人员，孙中山、郑士良、陈少白潜回广州，与陆皓东等人会合。陈少白是个出谋划策的文人，出身富商之家的陆皓东则给予了孙中山不少资助。若论人力兵马，还得以郑士良带领的三合会为基础。
但是，要想扛枪造反，除了依靠朋友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还不够，孙中山还得在发动革命之前进行周密的准备，要尽可能地争取更多的人力物力，才能把成功的几率提到最高。
首先，必须有足够的金钱，才能买到武器和粮食。即便是在冷兵器时代，要造反还得花钱准备足够的砍刀呢，何况是火器已经成为主流武器的新时代。毕竟要面对的是荷枪实弹、可以伤人于百步之外的新式陆军。
檀香山兴中会干事邓荫南、店主宋居仁等二十余位爱国志士，变卖自己的家产跟随孙中山回国。孙中山的兄长孙眉也变卖了部分家产，支持革命。檀香山的兴中会会员，共筹集到港币13000元，交给孙中山回国发动反清活动。
有了钱，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宣传思想，招募兵士。
于是，孙中山偕同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邓荫南等人到了广州，在双门底王家祠云冈别墅成立了兴中会广州分会，对外则以“农学会”作为掩护，秘密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
兴中会广州分会成立以后，程奎光、程璧光、左斗山、魏友琴、陈廷威、朱淇、苏复初等人踊跃立誓入会，很快会员就发展到了数百人。
看着革命队伍发展了起来，孙中山等人开始着手制订具体的起义计划。议定以珠江三角洲地区、香港、潮汕及北江一带的会党和绿林为基本队伍，利用重阳节群众成群结队回乡扫墓的时机，由杨衢云带领3000人到广州，分头进攻各重要衙署，希望一举攻下广州，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然后挥师北上，直捣北京。
既然要起义，自然要有自己的旗帜，要不然好几千人混在一起，谁也不知道迎面来的队伍是不是自己人，搞不好还会发生误伤事件。
为了与清军的大清龙旗相区分，陆皓东提出了青天白日旗的方案，这个方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另外，还决定以“除暴安良”为口号，所有革命党人臂缠红纱为标记。
为了让自己的起义行动合法化，并提高支持率，历代起义造反的领导者在实施行动的时候都会发表一些演说或者檄文，以此阐述自己造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和同情。历史上明成祖朱棣的《靖难檄文》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孙中山自然也知道这一篇檄文的重要性，就准备也效仿古人，发表一篇《讨满檄文》，内容无非是大骂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号召全天下的汉人联合起来把这些满族人赶回老家去牧马，恢复汉人的统治等等。
写檄文自然要找文笔好的，这样写出来的檄文才能感染人。
孙中山挑来选去，最终选中了上海人朱淇，据说此人不但学识渊博，还写得一手好字。
可谁也没有想到，朱淇的哥哥是个举人，他得知起义的事情之后，害怕被株连，急忙向两广总督谭钟麟告密。
谭钟麟接到密告后极为重视，当即下令将陆皓东、程怀、程次、程耀臣、梁荣、朱贵全、丘四等四十多人逮捕，孙中山与陈少白先后离开广州，经香山、澳门回到香港。
陆皓东被捕后，清朝广州地方官员对他严刑审讯，迫令他供出同党。他宁死不屈，当庭挥笔写下一篇痛斥清政府腐败****、投降卖国的“供词”。慷慨表示：“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始终未吐露一个同志。当年11月7日，陆皓东慷慨就义，年仅38岁。
孙中山得到消息后悲恸欲绝，称陆皓东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
起义失败以后，孙中山作为组织者当然受到了清政府的重点关注，不但家里的祖产被查抄充公，很多和他关系不错的人也受到了牵连。全国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通缉孙中山的告示。
于是，孙中山开始在国外奔波游走，继续宣传自己的革命思想，积蓄力量，只等一有机会就再次发动起义。
就是在这时，郑士良建议孙中山加入洪门，利用帮会发展革命力量。孙中山接受了他的建议，在郑士良的引荐下加入了洪门。
正当孙中山在海外的宣传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国内发生了庚子事变。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城大肆捕杀义和团，北京的百姓惨遭池鱼之殃。
和几年前的甲午战争一样，这次清政府的表现，让国内再次人心浮动而彻底失望。一直在苦苦等待机会的革命党人敏锐地感觉到，时机又来了。
第一次起义因失密而造成失败的教训，让孙中山谨慎了许多，他知道，起义不但要等待时机，秘密工作也特别重要，还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壮大自己的力量。
此时的兴中会已经有了很多会员了，而郑士良也一直不断地发展革命力量，经过郑士良几年的经营，也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但是孙中山觉得这些还不够。
光绪二十五年（1889年）十月，长江哥老会、广东三合会受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兴中会之邀，到香港共同结成兴汉会，“定纲领三则”，公推孙中山为会长。会上，众人一致决定只等时机成熟就发动起义，起义的地点定在广东惠州。
1900年6月，孙中山自日本横滨到香港，准备潜入内地领导起义，但因港英当局尚未解除对孙中山的驱逐令，不准他登岸，只好在一叶小舟中召集郑士良、陈少白、谢缵泰、邓荫南、史坚如、李纪堂等举行了军事会议，确定这次起义的主要目标仍在夺取广州，但发动的地点改为广州、惠州并举，广州为正军，惠州为旁军。孙中山指示郑士良率洪门弟子赴惠州准备起义；史坚如、邓荫南等赴广州组织起义机关；杨衢云、陈少白等留港接济饷械，李纪堂担任财务主任，总管经费。
但是，作为正军的广州方面，虽然动员军队及帮会徒众的工作颇见成效，但军械却迟迟难以运到，只好放弃举事，择期再动。惠州方面却因风闻清军有围攻企图，不待正式命令下达，就于10月发动了起义。这次起义被称为“惠州起义”。
郑士良在三洲田集中了大约600人，并通过一个广州军官购买了一些武器，但僧多粥少，总共也不过300支来复枪，每支枪30发子弹。1900年10月8日，郑士良、黄福等在惠州归善（今广东惠阳）三洲田集结，对新安沙湾发动了突袭。清军当兵扛枪只是为了混口饭吃，关键时刻还是保命要紧。起义军甚至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了新安沙湾。义军虽然人数不多，却攻势如虹，把清军打得落花流水，毙敌40，俘敌30，缴获了他们的枪支和几箱子弹，还将俘虏们的辫子统统剪掉了。
当张象珍得知惠州起义之事后，备受鼓舞，他看到了目标和希望，他就是奔着这个目标一路寻觅而来，他也要加入到推翻清朝统治的滚滚洪流中来。而他最渴望的就是到孙中山身边，听候孙中山的调遣。
杜心五，湖南慈利人，1869年生。六岁开始进私塾受教育。因喜爱武术，曾先后拜十多位武师学艺，后经人介绍，又拜川黔武林高手徐矮子为师，学习武林绝技——自然门，苦练八载，成就一身好武功。此后，他还不断往返于川、黔、桂、滇，博采各派所长，丰富发展自然门武艺。后任镖师，出入江湖，曾孤身剪除过一个臭名昭著的武林败类李老大。由于杜心五行侠仗义而名重一时，人称南北大侠。
杜心五是个心怀大志的人，他不甘心一辈子做镖师，决定东渡扶桑，另谋发展。当时，他看到民众疾苦内心焦虑万分，就决心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造福乡里。终于，经过不懈的努力，杜心五考入了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帝国大学，专攻农科。
春去冬来，转眼间已是杜心五在日本潜心攻读的第四个春秋了。
这时，发生了一件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事。
1905年8月20日，这天，杜心五外出散步，他来到一处，瞧见门外华人云集，心中疑惑，不觉留起神来，只见屋内挂一横幅，上写“东京各界华人庆祝同盟会成立大会”。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他心中大喜，早就听说这个救国救民的组织了，今日终于得以一见。当下，快步走进大厅，见有个身穿西服、留着分头、目若朗星、身材不高的青年在高声演讲。
杜心五就问站在他身边的人：“先生，这人是谁呀？”
“他，是宋教仁。”他见先生头也不回随声回答说。
就听宋教仁说：“同胞们，我中华乃数千年之文明古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然道光以来清朝政府丧权辱国、崇洋媚外，割国土，赔巨款。人民生计日蹩。国事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我等华夏子孙，岂可无救国之思？……”
杜心五听后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他觉得宋先生说得实实在在，一针见血，说到了根本。
“呜——呜——呜——”
一阵急促的警笛在会场外响起，打断了杜心五的思绪。他定神一看，一群日警冲进会场直扑宋教仁等人，场内乱成一片。
“住手！”杜心五大喝一声，操起一条板凳冲了上去。他旋风般地扫倒一批日警，然后三拳两脚，击倒扭住宋教仁胳膊的日警，拖住宋教仁就往外猛冲。
到了一条僻静的小巷里，杜心五才放开宋教仁。
宋教仁由于心系同伴，也不多言，向杜心五深深一鞠躬道：“多谢兄长相救，咱们后会有期。”
果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有一次，当宋教仁为保护一个日本姑娘免受日本浪人侮辱，被浪人步步紧逼之际，杜心五及时赶到，他三下两下就将那浪人打倒在地。回头又对宋教仁亲热地说：“走，兄长，咱们今天好好聊聊。”
两人走进一家客店，坐定之后，宋教仁微笑着说：“若是小弟不曾看错的话，仁兄可是杜心五先生？”
杜心五大吃一惊，“宋先生何以得知在下贱名？”
宋教仁哈哈大笑：“小弟亦是湖南人，仁兄为民除害，官府四处画像缉拿，谁不认得足下。”
“惭愧，惭愧，心五乃一介武夫，何足道哉，倒是宋先生才是我民族之栋梁，心五慕名已久。我中华有孙文、黄兴、宋先生，何愁革命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