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富济贫，抗敌御侮，崛起于草莽的游民武装，也曾席卷中州大地、驰骋白山黑水，创造出几多有声有色的壮剧，而其终结又无不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遗恨终天。
在这里，我们说的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他驱袁杀贪，豪爽仗义，他接受孙中山的主张，与官军作战，流尽最后一滴血，对于他的战死，张仁奎十分惋惜。他，就是豪侠白朗。
白朗，河南省宝丰县人，1873年出生。幼年曾读书年余，后在家务农。曾因得罪乡间地主而被捕入狱。1911年秋开始组织农民进行反官府的斗争。
最初与白朗一起造反的只有二三十个同乡，因为这位白朗“性豪侠，善驭人，疏财仗义”，所以深得人心，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大哥”，素有“官大哥”（即公众的大哥）之称。当时他们使用的是“笨炮”（****）和大刀，穿的是破棉袄，被人称之为“笨炮队”或“袄片队”。
他们起事后不久，清朝覆灭，袁世凯窃据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后，白朗军的锋芒便直指袁世凯政权。
1912年4月，白朗“打劫”了民愤很大的宝丰县卸任回籍的县知事张礼堂的财富。到5月下旬，据称已有“七十余人，快枪三十六支”，初步站住了脚跟。接着他和各地农民武装互相配合，打得宝丰、鲁山两县的官军不敢出城应战。
官府惊慌失措之余，在向上汇报的文件中竟误把白朗写作“白狼”，一时以讹传讹，白朗的真名反不为人知了。
面对如此危情，袁世凯的表弟、河南都督张镇芳极为焦灼，他命令河南陆军第三旅旅长王毓秀改用“剿抚兼施”的政策，诱骗农民起义军就范。在官职、金钱的引诱下，其他的如杜启宾等十多个农民起义军首领动摇投降，先后去鲁山“受抚”，结果被官军杀害。白朗没有上当受骗，他坚持斗争，而杜启宾的昔日部下也都纷纷前来投奔白朗，使白朗这支部队很快增加到了五六百人。
张仁奎考取武秀才后，与白朗曾有过一面之缘，他认为白朗是个好汉。张仁奎看到了白朗的义军是具有很强战斗力的军队，就想收编在自己的麾下。可白朗的军队活动在河南宝丰一带，那是袁世凯表弟——河南都督张镇芳的防区属地，而当时自己却驻守在扬州，这中间还隔个安徽，收编几成无望。最后，张仁奎派人与白朗联系看他能否率部队投到自己的麾下，只要白朗同意，张仁奎可以将白朗的部队化整为零乔装来到扬州，再将武器运到扬州，到时，张仁奎再向冯国璋报告收编白朗义军之事。其实，张仁奎就是想保存下来这支军队。可白朗手下部将被河南第三旅旅长王毓秀所杀，这让白朗不再相信官军了。
1912年冬至1913年春，白朗率众避开官军的主力，在舞阳以南的几个县和桐柏山区之间来往流动，打着“打富济贫”的旗帜，到处号召饥民参加。他们攻下许多寨堡，把获得的官绅、地主和富商的粮食财物，除留下部分充当军饷外，其余的都搬到大街上，高喊：“穷人们来拿东西呀！”“我们是打富济贫的啊！”因此白朗军受到了穷人的普遍欢迎，他们有的还摆上“贺桌”，穿上戏装，打上彩脸，唱着戏迎接白朗。在这半年之内，许多无地农民、失业工人，以及各色贫苦之人纷纷加入这支农民起义军，使之迅速发展到三千余人，随后，这支壮大起来的游民武装开始把斗争锋芒从山区转向县城，被官府称之为“所向披靡，官军莫与能敌”。后来白朗军又扩充到五六千人，半数人拥有快枪，还有了一批机枪和六尊大炮。
1913年春夏之际，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之时，深感自己力量不足，颇想利用白朗这支农民起义军，遂不断派人到白朗军中进行联系，并委任白朗为“湘鄂豫三省联军先锋司令”一职。
孙中山还派出不少人以参谋或顾问的名义帮助白朗策划军务，协助作战。
黄兴也在致白朗的信中要求白朗“占领鄂、豫之间，相机进攻”，旨在牵制袁世凯军队的南下。
白朗欣然接受了孙中山的要求，提出过“二次革命”的口号。
1913年夏季，发出“驱逐袁贼，杀尽贪官，兴国保民”布告的白朗为配合“二次革命”，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一举攻克了唐县和禹县两座县城，打垮守军近一个团的兵力的同时，他们分兵袭击了京汉铁路，使列车停顿下来，有力地牵制了袁世凯军队的南下。正如当时国民党主办的《民立报》所称：“白狼（朗）已与民军合作，军容甚壮，纪律亦严”，“足以扶助河南省独立，将来不难分兵直捣北京”。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政府集中大批兵力“围剿”白朗，张镇芳甚至叫嚣要“在一个月之内”消灭白朗全军。正在此时，河南以及邻近地区一些不愿坐等屠戮的革命党人和青年学生纷纷来到白朗军中，他们向白朗提出“要革命，到南方找孙文”的主张，白朗也愿意取得革命党人的合作和接济，遂自号“讨袁军”，于12月下旬挥军东征。
1914年1月，白朗率众万余人、战马千余匹，连克豫东南数城，进入安徽境内。这时，张仁奎又派人与白朗取得联系，让他投到自己的门下，只要白朗同意，可以立刻开往张仁奎的防区，那样，部队就可以安全了。可白朗坚决地拒绝了，这是白朗失去的最后一次机会。张仁奎再一次为白朗的固执而感到惋惜，可他又没什么办法。白朗军队一路上焚毁衙署、监狱和天主教堂，不断吸纳各地饥民加入，人数不久便达到了历史上最盛时期的两万人左右，旋又将段祺瑞的围歼计划打败。2月中旬，白朗又折回河南，突破官军围剿后进入湖北商务重镇老河口。3月中旬，白朗军从老河口出发，经荆紫关进入陕西境内，4月下旬又进入甘肃境内。可谓所向披靡，势如破竹。
在进军过程中，白朗军改称“中原扶汉军”，有时也用“公民讨贼军”的名义。他们在沿途张贴的布告中，斥责袁世凯政府是“神奸主政，群凶盈庭”，“虽托共和，实厉行****”，声称自己要“纠合豪杰，为民请命”，“一俟兵精粮足，便当雄踞北方，席卷东南”，最后“设立完美之政府”。
其实，如果白朗不采取打一城、丢一城的流动作战，而是建立属于自己的根据地，扩军备战，再与附近的几支起义军联合；如果与河南嵩山人王天纵取得联系，相互支援作战，而不是逞一时之能；如果像王天纵那样的高站位，放远眼光，就会走得更远一些了。在那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的时刻，说话的资本是实力，所谓拥兵自重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尽量给自己一个“身份”，在一个“身份”的掩护下，才能做自己更喜欢做的事儿，也就是说更方便做事了。
其实，白朗已经具备了革命军的一切条件，只是当时革命的高潮还未到来，这也叫作机不逢时，所以，“天时”不足，“地利”不利，“人和”欠缺，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中起事，岂能成功！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做大事者必有远大胸怀和目标，才能为此而奋斗，不仅仅是“打富济贫”那么简单。如果白朗能够非常注重外界形势，如果白朗也能读《申报》，如果白朗也能真去找孙文谈谈，如果白朗能听张仁奎的劝告和建议，也许会走出另一条道路。当时，这也都是后来的设想，历史其实没有设想，历史就是历史。过来之人只能在历史中接受教训，提醒自己别犯历史性的错误。
在白朗军的早期行动中，绑架传教士、攻击教堂成为其表达政见的一种方式。有关记载最早可上溯到1912年，在豫东南部的行动中，白朗军的类似行为更加激烈、频繁。这从它的敌手、北洋政府的档案中收藏的雪片般飞向北京的告急电报可管窥蠡测。
白朗的这一行为完全源于其反对袁世凯北洋政府统治的政见，而依他看来，无论传教士，还是教堂，无不是可恶的洋人支持袁世凯统治的具体表现。该绑！该杀！该焚！就是不该放过！
焚毁教堂、绑架传教士使北洋政府在国际上大丢脸面。“焚教堂、戕教士，酿成交涉”，是北洋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情景，而白朗硬是逼着袁世凯看到了这些最不愿意看到的情景：列强或强烈抗议，或电令北洋政府速速派兵保护其侨民，或要求赔偿损失，或“剿匪建议”不断，或派员亲赴河南“观战”。
1913年10月间，北洋军吴庆桐部在进攻白朗军、“正图设计炮攻”时，突然接到副总统黎元洪的命令，称只有在被白朗绑去的“教士大小八口”获释后，“方准攻击”云云。
吴庆桐在复电袁世凯时，对此深表忧虑：“窃恐该匪必以外人为要挟地步，为缓兵之计，一日不释放，一日不敢攻。”
由于白朗军声势日趋强大，故而其军所过州县，往往“武则逃避，文则开城迎降”。白朗的政策也有所变化，每攻下一地，除对那些敢于顽抗的官绅和地主予以打击外，对于开城投降的官绅不再杀戮。白朗有时还下令要部队“住在城外”或“封刀入城”。和那些淫掠烧杀无恶不作的官军对比，群众自然欢迎白朗这样的“土匪”，连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民众“视兵如仇雠，视匪如家人”。
白朗军纵横驰骋于中原大地及西北诸省，使统治者惊慌失措。驻北京的各国公使馆、北洋国会和中外舆论都对主持剿匪的河南都督张镇芳的无能大加指责，迫使袁世凯“换帅”，改派其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河南都督，指挥北洋陆军的精锐部队四面包围，“严密防堵”。然而，技高一筹的白朗军忽东忽西的流动作战，岂是段祺瑞之辈所能抵挡的。
袁世凯在给段祺瑞的电报中哀叹不已：“白匪久未平，各国报纸谓政府力弱，不足以保治安，乱党（指国民党）又从中鼓吹，殊损威信。因而中国债票跌到百分之十二三，续借款愈难办，关系全局甚重”，“部长（指段祺瑞）久在外，各国注视白狼更重，且久不平，尤损声威”。
对此段祺瑞在回电中甚感“惭愧”地承认，“劳师糜饷，贻笑中外”，“久劳师旅，未靖匪氛，殊深愧悚”！这些无可奈何的言辞，说明白朗军给北洋政府确实带来了极大的“麻烦”。随后袁世凯又调回段祺瑞，走马灯似的改任田文烈为河南都督，加派了陆建章、赵倜、张敬尧等师负责督剿，甚至杀一儆百地枪毙过弃城而逃的“失职”县长。
然而，这一切都无法阻挡白朗军滚滚向前的前进步伐。
相传当时在陕西、甘肃和河南等省境内流传过一幅民间艺人创作的版画，题为《白狼（朗）过秦川》，极为形象地描绘了白朗持枪跃马杀贼的英雄气概，而这不正是袁世凯最害怕看到的吗！
白朗军深入甘肃之后，由于部队已过于疲劳，而且当地人烟稀少，粮食缺乏，甚至连正常的饮水也很难保证，再加上时疫流行，少数民族地主武装的顽抗，更有各路官兵尾追攻击不已，起义军遭到了很大的损失。
虽然从1911年至1914年，张仁奎一直疲于作战，但他也对白朗的英雄壮举敬佩不已。能在鄂、豫、皖、陕、甘五省纵横驰骋，所向披靡，势如破竹，白朗也是一员猛将，只是环境险恶，外无友军支持，内无大政方针，只是杀杀打打，终不能成大气。如果能改变策略，换一种方式，待羽翼丰满，再图大业可成矣。张仁奎如当初能把白朗收在自己的麾下，那可真是如虎添翼，可惜，几年前与白朗初次见面时，没能把白朗留在帐下。
当然，张仁奎也有前去“征剿”白朗的想法，其征剿是假，收降是真，可这种想法只是在脑中一闪而已，张仁奎没有权力请战，也不能去请战，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白朗孤军作战，因为太远，想暗中帮助都力所不及，只能为英雄惋惜了。
惋惜归惋惜，无能为力还是无能为力。张仁奎只能对天长叹。
孤军作战的疲惫之师，只能避实就虚而战，既影响了情绪，又削弱了战斗力。
白朗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力挽狂澜。当部队开进临潭时，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
在临潭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白朗军的许多重要将领都表示应放弃原先入川的计划，立即返回豫、鄂休整。白朗原打算往江浙一带突击，进入张仁奎的防区，他想即使是招降改编，也应降在张仁奎的麾下，这样，这支部队或许还能保存下来。否则，若败则会一败涂地。现在想，当时张仁奎派人来招降时，就应该应允才是。现在的确很后悔，但是，事已至此，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了，白朗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白朗见众志难违，遂决定回师东归。
1914年5月下旬，白朗军退出临潭，由清水长驱直入陕西，曾一日夜行一百六七十里，把追赶的敌人远远抛在后面。他们一路“如入无人之境”般地通过了凤翔、扶风、西安郊外，于6月下旬抵达了陕、豫交界的荆紫关。白朗最初打算回到河南故乡后，取得喘息时间补充兵力东山再起。为避免被官兵集中包围，他决定化整为零，分为四路活动。
然而不料一入河南境内，其士兵们便纷纷自动离队回家，沿途星散而不复成军，再加上官军的重兵围剿和“清乡严洗”，白朗军很快就被各个击破。
1914年8月中旬，白朗及其最后的数十名追随者通过官军的重重封锁，到达宝丰、临汝分界处的虎狼爬岭时，遭到了数千敌人的包围。白朗当时已身染重病，但仍与敌血战两昼夜，最后因弹尽粮绝，在黑夜突围中壮烈战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