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秋天里的事了。我扛着猎枪在野外晃了好几个小时，凄冷的霏霏细雨从一大早就下开了，这雨像个老处女似的喋喋不休地、冷酷地缠着我，看来，傍晚前是回不到库尔斯克大道旁的客栈了，那里，我的三套马车还等着我呢。我打算就近找一个哪怕可暂时躲雨的地方，正在想该朝哪个方向走，忽然看到豌豆地旁有一个低矮的草棚子。我走近草棚，往草棚下瞧瞧，看到一个瘦弱不堪的老头，那样子就像鲁滨孙漂流记里岛上洞穴里的那只奄奄一息的山羊。那老头蹲在地上，眯着昏沉沉的小眼睛，兔子似的慌忙而又小心地（这可怜的老头牙齿全掉光了）咀嚼着那颗又干又硬的豌豆粒，不断地让它在嘴里来回翻来倒去。他全神贯注地咀嚼着，没有发觉我的到来。
“大爷，喂，大爷啊！”我打着招呼。
他停止了咀嚼，高高扬起眉头，尽力睁开眼睛。“啥事啊？”他声音沙哑，含混不清地问道。
“这附近哪儿有村子啊？”我问。
老头又咀嚼起来，没听清我的话。我又大声地问了一遍。
“村子？有啥事啊？”
“我要去避避雨。”
“什么？”
“避雨。”
“哦！（他挠挠自己晒黑的后脑勺。）那你，就这样走，”他忽然话多起来，胡乱地挥着手，“这样吧……你就顺着林子边走，那边就有一条大路；你别走那条路，要一直往右走，一直走，一直走……那边有个阿纳尼耶沃村。要不然就去西托夫卡村。”
我勉强听懂了老头的话。他那胡子妨碍他说话，他那舌头也不大听使唤。
“你住哪儿啊？”我问他。
“什么？”
“住哪儿，你？”
“阿纳尼耶沃村的。”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什么？”
“你干什么呀，在这儿？”
“在这儿做看守。”
“你看守什么呀？”
“豌豆。”
我忍不住哈哈笑了。
“得了吧，你多大年纪啦？”
“上帝知道。”
“大概你眼神不好吧？”
“不好。常常啥也听不见。”
“请问，那怎么能让你做看守呢？”
“这事上面才知道。”
“上面的人！”我一边想着，一边心疼地看着这可怜的老头。他摸了摸，从怀里掏出一块硬邦邦的干面包，像小孩似的啃了起来，这使得那本来已凹陷的腮帮子显得更干瘪了。
我朝着林子那边走去，向右拐，照那老头的指点，一直走，一直往前走，终于来到了一个大村子，那里有一座新式的带圆柱的石砌教堂，还有一座宽敞的地主住宅，也有圆柱。透过密麻麻的雨丝，大老远便可看到一所盖着木板屋顶、耸着两个烟囱的房子，它比旁的房子高，想必是村长的屋子，我就向那个房子走去，但愿他家里有茶炊、茶、糖和不很酸的鲜奶油。我的狗哆嗦了一下，陪我登上了台阶，进入穿堂，推开门一看，里面不是摆着一般农家的陈设，而是摆有几张堆着文书的桌子、两个红色柜子、溅满墨水的墨水瓶、笨重的锡制吸水沙盒、长长的羽毛笔等。其中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他长着一张浮肿的病态的脸，一双小眼睛，额门肥胖，鬓毛浓密。他整齐地穿着一件灰色土布外套，衣领和衣襟上油光光的。
“您有啥事？”他一下抬起头问我，那样子就像一匹马被人猛地抓着头似的。
“是管家住在这里，还是……”
“这儿是主人的管理处。”他打断我的话说，“我是在这儿值班。难道您没看见那牌子吗？挂着牌子呢。”
“这儿可以烘干衣服吗？村子里哪家有茶炊啊？”
“怎么会没有茶炊呢，”穿灰外套的小伙子神气地回答说，“您到季莫费神甫那儿去，或者到仆人家去，要不，就去找纳扎尔·塔拉西奇，找看家禽的阿格拉菲娜也行。”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呢，蠢货？ 不让人睡怎么的，蠢货！”隔壁房间里有人说话了。
“进来了一位老爷，问哪儿可以烘干衣服？”
“哪位老爷？”
“我不认识。他带着狗和猎枪。”
隔壁房间里的床咯吱地响了下，门开了，进来一个五十来岁的人，矮矮胖胖的，脖子粗得像公牛，眼睛鼓鼓的，腮帮滚圆，满脸油光。
“您有何贵干？”他问我。
“想把衣服烘干一下。”
“这儿不是烘干衣服的地方。”
“我不知道这儿是管理处，不过，我会付钱的…”
“也许这儿也可以吧，”这胖子回答说，“那么请上这边来。（他带我去到另一房间，但不是他刚才从那儿出来的那一间。）您就在这儿，可以不？”
“好的……可以给我来杯奶茶吗？”
“行，马上给送来。您先把衣服脱了，休息一下，茶过一会儿就送来。”
“这是谁家的庄园呀？”
“是叶列娜·尼古拉耶夫娜·洛斯尼科娃太太的。”
他出去了。我往四周看了看：我在的这房间与办公室之间有一道板壁，紧挨着板壁放着一个很大的皮沙发，在朝马路的唯一的窗子两旁，还摆放着两个靠背很高的皮椅子。在糊有带粉红花纹的绿壁纸的墙上挂着三大幅油画。其中一幅画的是一条戴蓝脖套的猎狗，并题有几个字：“这是我的快乐”，在狗的脚边画有一条河，河的对岸有一棵松树，树下蹲着一只大得不成比例的兔子，竖着一只耳朵。另一幅画上画着两个老头在吃西瓜，西瓜后面远处显出一个希腊式柱廊，上题“逍遥宫”几个字。第三幅画上画有一个躺着的半裸女人，按透视法缩小了，有一对红红的膝盖和肥厚的脚后跟。我的狗赶紧尽力钻到沙发底下，显然在那里吸了不少灰尘，所以接连大打喷嚏。我走到窗前，看见从地主住宅到管理处的路上斜铺着木板：这种预防措施是顶管用的，因为我们这一带地方都是黑土，加上雨水连绵，到处泥泞不堪。这座背向马路的地主宅院附近的情况，也和一般地主宅院周围的情况差不多：穿着褪色花布衫的丫鬟们在跑前跑后，仆人们在泥泞地里艰难行走，不时停下脚步，无奈地挠挠脊背。甲长的一匹拴着的马懒洋洋地摇着尾巴，高高地抬起头去啃栅栏。母鸡咕咕地叫着，患了肺病似的火鸡不停地相互喊叫着。有一座大概像澡堂的昏暗破房子的台阶上坐着一个健壮的小伙子，手里拿着吉他，正满怀激情地唱着一首有名的情歌：
唉，我就要离开这美丽的地方，
前往荒僻的遥远他乡……
胖子走进我的房间。
“您的茶来了。”他微笑着对我说道。
那个穿灰色长袍的小伙子，管理处的值班员，把茶炊、茶壶、垫着破茶碟的茶杯、一小罐鲜奶油和一串硬如石头的波尔霍夫面包圈摆放在一张旧的牌桌上。胖子便出去了。
“这是什么人，”我问值班员，“是管家吗？”
“不是，他原先是主任出纳，现在升为管理处主任。”
“难道你们没有管家吗？”
“没有。有位庄园总管，叫米哈拉·维库洛夫，可没有管家。”
“那么有经理吗？”
“当然有啊：一个德国人，卡尔洛·卡尔雷奇·林德曼多尔，不过他不当家。”
“那你们这里谁在当家呢？”
“太太本人。”
“原来这样啊！那你们管理处里的人多吗？”
“六个人。”小伙子想了一下。
“都是些什么人呀？”
“有这样一些人：主任出纳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还有办事员彼得，彼得的兄弟伊万也是办事员，另外一个伊万也是办事员，科斯根金·纳尔基佐夫也是办事员，还有我——有点数不过来了。”
“你们太太家里仆人大概很多吧？”
“不，不算很多。”
“到底有多少呢？”
“大约一百五十个吧。”
我们两人都沉默了。
“你字写得很好，是吧？”我开了口。
小伙子咧开嘴笑了笑，点点头，到办公室里拿来一张写满字的纸。
“这是我写的。”他小声说道，一直带着微笑。
我看到一张浅灰色的四开纸上用漂亮而粗大的笔迹写着：
命 令
阿纳尼耶沃村地主家总管理处致总管米哈依·维库洛夫
（第209号）
兹令你接此令后立即从速查明，何人于昨夜醉酒并唱着下流小调，路过英国式花园惊扰法籍家庭教师恩热尼夫人的安眠？守夜人究竟在干些啥？守夜者系何人，竟让出现如此狂乱事件？命令你对上述情况详加侦查，并尽快呈报本处。
总管理处主任尼古拉·赫沃斯托夫 命令上盖着一个大印章，印上写的是：“阿纳尼耶沃村地主庄园总管理处印”。下方还有一个批示：“切实执行。叶列娜·洛斯尼亚科娃”。
“这是女主人亲批的吗？”我问。
“当然啦，她总是亲笔批阅文件，不然命令就不能生效。”
“怎么，这命令要由你们交给庄园总管吗？”
“不，他自己会来看的，就是说，由别人读给他听，因为他不识字。（值班的小伙子又沉默了一会儿。）老爷，您觉得咋样，”他微笑着又说，“写得还好？”
“写得很不错。”
“不过不是我起的稿子。科斯根金对这个很拿手。”
“咋啦？你们写个命令都要先起草稿？”
“咋能不起稿呢？直接写是写不整洁的。”
“你拿多少工钱？”我问。
“三十五卢布，外加五卢布鞋钱。”
“你满意吗？”
“当然满意。我们这个管理处可不是啥人都能进得来的。说实话，看在上帝分上：我叔叔在地主家当差啊。”
“你日子过得可好？”
“挺好的。不过说句实话，”他叹了口气继续说，“我们这种人，比如说，要是在生意人那里做事，日子会过得更好。我们这种人在生意人那里会过得更自在。昨晚有个从温纽夫来的生意人到了我们这儿，他们一名打工的就跟我这么说的：好着呢，没得说，好得很。”
“是不是生意人给的薪水要多些？”
“上帝啊！要是你向他讨薪水，他会拽住你的脖子把你赶走。不，在生意人那里你得诚实可靠，要小心谨慎。他供你吃，供你喝，供你穿，供你一切。要是你合他的意，他会给得还要多些……拿薪水干什么呀！完全用不着。再说啦，生意人生活也简单，是俄罗斯式的，跟我们一样：你跟他外出，他喝茶，你也喝茶；他吃什么，你也吃什么。生意人……怎么能比呢：生意人可不像地主老爷。生意人不胡来，比如他生气了，揍你几下就完事了。他不刁难人，不侮辱人。跟着地主老爷可就有罪受了！什么都不合他的意：这样不好，那样不满意。 你送他一杯水或者一些吃的，他会说，‘哎呀，水有臭味，哎呀，吃的东西有臭味！’你拿出去，在门外站一会儿，再送进去，他会说，哦，这回好了，哦，现在没有臭味了。’要是侍候太太呀，我跟你说，那可是贵妇人啊！还有那些小姐，就更不用提了！”
“费久什卡！”办公室里传来那胖子的喊声。
值班的小伙子快步走了出去。我喝了一杯茶，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睡了大约两小时。 醒来后，本想起身坐起来，然而还是疲惫得懒得动。我闭上眼睛，但没有再睡。隔壁办公室里有人在低声谈话。我不由得倾身细听起来。
“是呀，是这样的呀，尼古拉·叶烈梅伊奇，”一个声音说，“您说得对啊，这不能不考虑，不能不，确实……咳！”说话的人咳了一声。
“相信我吧，加夫里拉·安东内奇，”是胖子的声音在说，“难道我还不知道这里的规矩吗，您想想看。”
“您不知道还有谁知道呀，尼古拉·叶烈梅伊奇，您在这儿可以说是头号人物了。可这怎么办才好呢？”我不熟悉的声音继续说，“我们该怎么决定呢，尼古拉·叶烈梅伊奇？ 想听听您的意见。”
“怎么决定呀，加夫里拉·安东内奇？ 可以说，这件事全在于您呀。看来您不大乐意吧。”
“说啥呢，尼古拉·叶烈梅伊奇，您说什么呀？ 我们就是做生意、做买卖的呀，我们就是来买货的嘛。可以说，尼古拉·叶烈梅伊奇，我们就是靠这个的嘛。”
“八卢布。”胖子一字一顿地说，传来了叹息声。
“尼古拉·叶烈梅伊奇，您要价确实太高了。”
“加夫里拉·安东内奇，不能再让了，看在上帝分上，不能再让了。”
接着是一阵沉默。
我悄悄地抬起身子，透过壁缝看了看。胖子背朝我坐着。他的对面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生意人。此人有点干瘦，脸色苍白，像抹了一层植物油。他不断地摸着胡子，眼睛不停地眨巴着，嘴唇不时抽动。
“今年的青苗长势确实相当好，”他打破沉默，“我一路都在观赏。从沃罗涅日那边起，一路都长得不错哦，可说是一等品。”
“的确，青苗长得不错，”管理处主任回答说，“可是您要知道，加夫里拉·安东内奇，秋天长势好，春天收成未必见好。”
“这倒是，尼古拉· 叶烈梅伊奇，一切都得看上帝的安排，您说得完全对……你们那位客人大概醒了吧。”
胖子转过身来，仔细听了一下。
“没醒啊，还在睡呢。不过，也可能……”他走到门口来。
“没醒，还在睡。”他又说了一遍，又回到原位。
“喂，怎么样呀，尼古拉·叶烈梅伊奇？”生意人又开始说，“这个事总得有个了结吧……那就这样吧，”他继续说，不停地眨着眼睛，“这两张灰的和一张白的孝敬您大人，那边（他向主人庄园那边晃了下头）六个半卢布。击掌为定，咋样？”
“四张灰票。”管理处主任答道。
“唉。三张吧！”
“四张灰票，不要白票。”
“三张，尼古拉·叶烈梅伊奇。”
“三张半，一个子儿也不能少了。”
“三张，尼古拉·叶烈梅伊奇。”
“别再说了，加夫里拉·安东内奇。”
“您可真不太好说话。”生意人喃喃地说，“这样我还真不如直接跟太太去谈呢。”
“那就请便吧，”胖子回答，“早该如此。的确，您干吗自找麻烦呢？那样要好得多！”
“唉，好啦，好啦，尼古拉·叶烈梅伊奇。你还真生气了！我只是说说而已嘛。”
“不，其实……”
“就这样吧，我说……说着玩的嘛。好吧，就给三张半，真拿你没办法。”
“本该要四张的，我犯晕，性子急了点。”胖子埋怨地说。
“那么那边，太太那边，给六个半卢布，尼古拉·叶烈梅伊奇， 粮食给六个半卢布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