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有啥好怕的？”他高声叫起来。“是这样的：学会，是一切独创发展的毁灭；学会，是社交、女性、生活的丑恶的代用品；学会……唉，且慢，让我来告诉你，什么叫作‘学会’！‘学会’，就是懒惰和萎靡的生活，并且人们给它蒙上合理事业的名义和外衣；‘学会’用议论来代替谈话，使你习惯于毫无成果的闲谈，使你不得独自做有益的工作，在你身上染上文学的疥癣，最后剥下你清新而纯洁的灵魂。学会，常常是外表博爱、亲情，内里却无聊而庸俗不堪，是以‘学会’的名义用坦诚的无休止的辩论来达到个人目的；在‘学会’里，仗着每个朋友的权势，无论何时何刻，都可以把自己的污秽的手指一直插进同伴的内心深处，无论何人的心灵上，都没有一处纯洁无瑕的地方；在学会里，人们都膜拜空谈家、自命不凡的才子、少年老人，爱戴平庸无才而有‘隐秘’思想的诗人；在学会里，十七岁的年轻小伙子狡猾、深奥地谈论起女人和爱情，可是在女人面前却呆若木鸡，或者对她们谈话像对书本一样，谈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啊！学会里崇尚巧舌如簧，在学会里互相监视不亚于警察局的官僚……啊，学会！你不是学会，你就是一个大染缸，在这圈子里毁灭了不少正派的人！”
“啊，我看您是有点夸大其词了。”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的邻床默默地看着我。
“大概是这样吧，上帝了解我，也许吧。可是我们这种人就只剩下一种乐趣，那就是夸大其词。于是，我就这样在莫斯科住了四年。尊敬的老爷，我可没法描述给您听，这一段时光荏苒，快得不得了，回想起来，简直让我懊恼神伤。往往早晨起来，就像乘了雪橇滑下山去一样，眼睛一眨，已经飞到了山脚下，黄昏到了；于是一个睡眼惺忪的仆人给你穿上一件紧绷绷的常礼服。你穿好衣服，不慌不忙地去到朋友那里，抽几筒烟，喝几杯淡茶，谈谈德国哲学、爱情、精神的永恒阳光，以及其他不着边际的话题。但是在那里我也碰到过奇特而有创意的人：有的人无论怎样摧毁自己，压迫自己，可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本性；只有我这个不幸的人，像柔软的蜡一般被捏来捏去，我那可怜渺小的自我却一丁点儿也没反抗！这时候我已经满二十一岁了。我继承了一笔遗产，或者，更准确地说，继承了我的遗产中我的保护人认为可以留给我的那部分，我把全部世袭领地托付给一个已经赎身了的家仆瓦西里·库德略舍夫照管，便出国去了柏林。我在国外，我已经对您说过了，住了三年。可是怎么样呢？在那边，在国外，我依旧是一个没啥个性的人。首先，自不必说，我对于欧洲本身，对欧洲的生活，丝毫也没有搞懂；我不过是在德国教授和德国书的诞生地点听德国教授讲课和读德国书罢了，所不同的就是这一点。我过着孤独的生活，像修道士一般；我和几个退职的俄罗斯陆军中尉们鬼混着，这些人像我一样为渴望求知而苦闷，然而理解力极其迟钝，而且不善于辞令；我又结交一些从奔萨和其他产粮省份来的愚钝的家族；有时我上咖啡店去坐坐，有时读读杂志，晚上去看看戏。我和当地人很少交往，同他们谈起话来似乎很紧张，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来访问我，除了两三个纠缠不清的犹太籍的骗子，他们时常跑到我这里来，向我借钱，以为der Russe 容易受骗。最后，一个奇妙的机会偶然把我带到了我的一个教授家里。事情是这样的：我到他那里去登记听讲，但是他忽然邀请我参加他家的晚会。这教授有两个女儿，年纪都在二十七岁左右，身体矮矮壮壮的——天晓得——鼻子那么伟岸，头发卷曲，眼睛淡蓝色，红润润的手，淡白色的指甲。一个叫林亨，另一个叫明亨。以后我就常常到这教授家里去。我必须告诉您：这教授并不笨，可是好像有些萎靡，他在讲坛上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但是在家里说话却吐词不清，而且老是把眼镜戴在额上；他还是一个博学的人。于是怎么样呢？忽然我觉得我爱上了林亨，这种感觉整整持续了六个月。我跟她谈话的时候实在太少，老是对着她看；可是我把各种动人的作品朗诵给她听，偷偷地握她的手，到了晚上就和她一块儿幻想着什么，常常看着月亮，而不只是抬头看着天空。而且她煮咖啡煮得好极了！这样看来，那还等待什么呢？只是有一点弄得我很尴尬：在所谓不可名状的幸福的瞬间，不知怎的，我的心窝里老是隐隐作痛，我的胃里掠过一阵苦闷而寒冷的颤抖。我终于忍受不了这种幸福，就逃走了。此后我又在外国过了整整两年：我到过意大利，曾经在罗马的《基督变容》面前站一会，又在佛罗伦萨的维纳斯面前站过一会；我突然陷入了过分的狂欢中，仿佛着了魔一般；晚上我做做诗，而且开始写起日记来；总之，那时候我的生活也和大家一样。可是您瞧，做怪人是多么容易。譬如我对于绘画和雕塑是毫无知识的。这一点我照理可以堂皇地说，可是不，那怎么可以！还是得找个向导，跑去看看壁画。”
他又低下了头，再次摘下了睡帽。
“我终于回到了祖国，”他疲惫地继续说，“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我有了惊人的变化。在国外，我大部分时候是少言寡语的，可是到了这里，忽然出人意料地高谈阔论起来，同时，也许上帝知道，我为什么变得自命不凡起来。碰到一些豁达的人，差点都把我看作天才，太太小姐们专心地倾听我的高谈阔论。但是我不善于保持我的荣耀。有一天早晨，传出了关于我的谣言（谁造出来的，我不知道，一定是某个男性的老处女，这种老处女在莫斯科多得很），发生之后，就像草莓一样生芽抽须，我被缠住，想跳出来，切断这些黏缠不清的线，可是不行，我就离开了。在这一点上也表明了我是一个荒谬的人，我应该静静地等候这袭击的过去，像等候荨麻疹的痊愈一样，那么这班谦虚的人会重新欢迎我，这些太太小姐会重新带着笑容听我讲话……但是糟糕的就在这里：我并不是个怪人，您知道，我的良心忽然苏醒了，我觉得不好意思再夸夸其谈，喋喋不休地夸夸其谈，夸夸其谈——昨天在阿尔巴特，今天在特卢罢，明天在西夫则维·符拉瑞克，讲的老是这一套……但是别人要听这一套可又怎么办呢？请看这方面的真正的战士：他们对于这个满不在乎；相反的，他们就需要这种生活；有的人二十年靠舌头吃饭，而且老是这一套……这就是自信心和自尊心！我也有这种自尊心，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熄灭……但是坏就坏在这里：因为我，再说一遍，并不是怪人，我停留在中庸之道上；上苍应该赋予我更多的自尊心，或者索性完全不给我。但是在最初的时期，我的确弄得走投无路；加之旅居国外，彻底耗尽了我的财产，而要我娶一个年纪还轻而身体已经弱得像果子冻一般松软了的商家女，我又不干，我就退隐到自己的村子里去。” 接着我的邻床又斜瞄了我一眼，继续说，“关于乡村生活的最初印象、大自然的美、独居生活的宁静雅致等等，我可以忽略不谈了吧。”
“可以，可以。”我答道。
“况且，”谈话者继续说，“这些都是扯淡，至少我所接触到的是如此。我在乡村里很寂寞，就像一只被关起来的小狗；虽然，老实说，我春天第一次在归途上经过熟悉的白桦树林的时候，我的头就晕了，我的心由于一种模糊而甜蜜的期望而怦怦地跳了。但是这种模糊的期望，您知道，是永远不会实现的；相反的，却实现了完全不期望的别的情形，例如，兽疫啦，欠租啦，拍卖啦，诸如此类。我有总管雅可夫帮助，一天天地勉强混日子；这总管是代替以前的管家的，到后来就变成了比前者即使不更大至少也可以相提并论的掠夺者，外加用他那涂柏油的长筒靴的气味来破坏我的安静生活；有一次，我想起了邻近一家相识的人家——一个退职陆军上校的夫人和两个女儿，便吩咐套马车，去访问这邻家。这一天应该是我永志不忘的纪念日，因为过了六个月，我就娶了这位上校夫人的第二个女儿！”
讲话的人低下了头，把双手举向上面。
“不过，”他热心地继续说，“我不想让您对这个死去的女人产生不好的看法。这绝对不行！这是一个极其高尚、非常善良的人，一个慈爱的、能忍受一切牺牲的人；尽管如此，我还是应当在您我之间说句实话：要是我没有遭遇到丧妻之痛，我大概不可能今天跟您谈话了，因为我家棚子里的梁木至今还在，我曾不止一次打算悬梁自尽呢！”
“有些梨子，”他稍稍沉默了一下又开始说，“要放在地窖里过一些时候，然后它们那所谓的真滋味才出得来，我的已故的妻子看来也是属于这一类自然生物。只是到了现在，我才能为她说句完全公道的话。只有到了现在，譬如说，我回想起结婚前同她在一起度过的几个黄昏，非但没引起我一点苦楚，反而使我感动得差点落下眼泪来。她们的家境并不富裕，她们的房子很老式，是木结构的，但是很舒适，建在山上，在一个荒芜了的花园和一个草木丛生的院子之间。山下有一条河，通过茂密的树叶，隐约地望得见河水。一个大凉台从屋子里通向花园，凉台前面有一个长满蔷薇花的椭圆形的花坛鲜艳夺目；花坛的每一端都长着两棵相思树，已故的主人当它们还嫩的时候就把它们绕成螺旋形。稍远的地方，在荒芜了的野生的树莓丛中，有一个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