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上，有三位名家在35岁时就谢世了。一位是浙江海宁人徐志摩，一位是杭州才子、鸳鸯蝴蝶派的大将毕倚虹，还有一位就是诗僧曼殊。
徐志摩其实26岁才写诗，他当时查过家谱，发现祖上没有一个通诗文的，而现在，其子徐积锴以下四代，皆是攻自然理工的，据说徐家的第四代第五代在海外已完全不识中文了。
而毕倚虹却颇有家学，他出身于官宦世家，父亲毕畏三是江苏仪征人，当时在杭州做官时家住候潮门外，系前清秀才，后外放浙江候补道，之前做过江苏南通的地方官，后来做了民国的官，当过浙江印花税局局长、烟酒专卖局局长。照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都是美差啊。同样是做官，能谋得美差的，当然要靠关系的。
这一点毕倚虹的好朋友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的第二部中讲得很多了，现在人们对毕才子的了解，大多源于此文。毕倚虹属于香火颇旺的那一种，现在从网上搜索“毕倚虹”三字，出来的可能还是毕朔望（毕庆杭）和毕季龙的名字为多，长子毕庆昌是地质学家，在台湾做教授。三子毕季龙是外交官，1979年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历时6年。四子毕朔望曾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的，上世纪七十年代还能读到他的诗歌。
现在人们谈论毕倚虹，他有多重身份的。早年家里面就给他买了个官当当，15岁就做小京官了，1911年，在他20岁时，本来是要出使新加坡去当官的，人刚到上海欲要出海，谁知武昌起义爆发，于是他就自行了断官场生涯，留在上海在中国公学读法律专业了，后开始舞文弄墨，走上了报界。其代表作是《人间地狱》和《黑暗上海》，当时都是在报纸上连载数年以上的；他的第二个身份是著名的报人，曾是《时报》的主笔，后又主持副刊《小时报》；第三他还是中国画报的创始人，1925年在上海创办《上海画报》，从此现代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画报，邵洵美和盛佩玉的结婚照就在上面登过。除了上海画报，他在中国出版史上还有几个记录的——主办《银灯》、《小時报》、《上海夜报》、《上海画报》等。《银灯》者，中国电影刊物之始，虽然只办了一期。而《上海夜报》者，又是中国晚报之始。
毕倚虹当时拳打脚踢，有一阵子同时开几家专栏，还挂起了律师事务所的招牌，因为他本身是学法律的，当时挂律师牌的也能赚钱，所以有人称他生财有道，殊不知他永远入不敷出，为何会这样呢，这还得从他的情感生活说起。
“倚虹的一生吃亏，就是因为‘****’两字所累，自古至今的才人，也都犯了此病，史不绝书，无可讳言。”这是包天笑对他的评价，可谓知根知底了。
毕倚虹原名毕振达，倚虹是他常用的笔名。当时鸳鸯蝴蝶派作家的笔名都甚为女性化，有代表性的是周瘦鹃、毕倚虹、陈蝶仙等，这跟今天的某些网名，诸如安妮宝贝一类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毕倚虹进入文坛，就是靠女性化的名字这一招的。关于这一点，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详细地写过了：“我与倚虹怎样认识的呢？说来也甚微妙。当我在编辑《妇女时报》的时候，有一位杨女士常来投稿，都属于诗词之类，什么给春词、饯秋词，我知道这都是她的床头捉刀人所作，一看笔迹便知道，无庸推敲其意义了”
包先生讲到的杨女士，其实就是毕的夫人杨芬若，当时毕才子借替杨女士来领稿费而拜访包天笑，于是两位才子有了交往。因为是包天笑又是引他进报馆这个门的，所以包先生回忆起这一些往事，并不带着伯乐之乐，反而有些愧疚，因为他觉得毕才子如果不进这一行，或许其命运要会好一些。如果一心做个官或者律师，也许不会这么惨了。“倚虹的一生吃亏，就是因为‘****’两字所累。”其实为****所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心多用。到了毕倚虹一边写专栏一边要去律师办公室上班时，可以想见，也不敢有人来找他打官司的，因为他的心思不在这上面。
包天笑说“上海在这个时候，正是吃花酒最盛行的时代，商业是吃花酒，宴友朋是吃花酒，甚而至谋革命的也是吃花酒，其他为所爱的人而捧场的，更不必说了。即使不吃花酒而在甚么西菜馆、中菜馆请客，也要‘叫局’，所谓叫局者就是名妓侑酒的通称。”
这有点像今天去歌厅唱卡拉0K，会朋友要唱，谈生意要唱，过生日也要唱，酒喝多了更要去唱。
我相信包天笑说的是实话。作家诗人，肯定不能无情，骨子里必然是个风流情种，但其言行如果一直放纵，则必然会影响其创作的力度和深度。有的时候，力必多的发泄靠的是写作，而其升华靠的也是写作，事实上也只有极个别的作家诗人能抵抗****和清贫，多数还是在流俗中生存的。有的时候，作家的体弱多病和****亢奋不只是一把双刃剑，再加上养家糊口，人事纷纭等，必然会折损一个作家的生命。
毕倚虹自然不能免俗，一旦进入花丛之后，竟不能自拔，当时经常跟曼殊等叫局，这在当时的文人墨客中也不算特别，因为大家彼此心照不宣，所谓****无情、戏子无义，但是毕才子竟对一位十五岁的名叫乐第的女孩产生了感情，此小女子“娇憨活泼之致”。凡事怕就怕认真二字，他们竟然认真地谈起恋爱来了，以至不是那种叫局的场面，就是中午随便吃个简餐，都会想到让乐第来陪一会。一来二往的，乐第也对他格外多情，让他晚上十二点以后去找她，因为那个时候她已经下班了，不用被公派出局了。
当时的毕倚虹已婚，杨芬若已为他生了三子四女，在文人的妻子中也可谓多产了。当时毕倚虹的情况是妻子在杭州，他是孤身一人在上海的报馆里工作，于是把感情寄托在一“娇憨活泼之致”的女孩身上也是正常的事情。后来毕倚虹在上海滩的名气越来越大。这名气一是文采之名，二是放浪之名。大约也总有些口风传到了其在杭州的父亲耳中，于是其父赶到上海。父亲本是去训诫儿子的，然而有人甚至也给其父亲叫了局——前面说过这是很普遍的事情，但所叫女子偏是乐第所在的那个场子，可能有人是想看父子不期而遇的好戏吧。其实父亲也是开明之人，只是觉得儿子在上海舞文弄墨的总不是个事情，做官总是比卖文要好，于是便把儿子叫回到了杭州家里，不久便为儿子谋了个浙江萧山沙田局局长之职，上班在萧山，又不在杭州城里。沙田局，莫非是管钱塘江里的黄沙的？不过可以肯定此乃闲职。文人做官，容易心不在焉。当时毕倚虹感到寂寞得很，于是包天笑给他推荐了个会计兼助理，负责他在萧山的吃住等日常事情。此人后来近“虹”者红了，也成了文章高手，此人名江红蕉，一听就是鸳鸯派的。于是过了不久，毕倚虹让江红蕉替他料理事情，自己则悄悄潜回上海滩，这连他在杭州的父亲和妻子都不知道的。而江红蕉也利用闲时一心写小说了，后天发表了著名的《交易所现形记》，可称是中国金融小说之父，他后来也真的帮人创办了华商实业银行，其生活体验更为厚实了。
回上海之后，毕倚虹发现那个名叫乐第的女子早已另有归属，想来这也正常，男女间没有义务死守一个约定，然而这却让他非常伤心，觉得感情受到了挫折，所以在吃花酒等方面表现得更为放浪形骸了。为此包天笑还是经常劝他，劝他要时常回杭州看看的，因为妻子毕竟还年轻，你也应该去尽一点责任和义务的，这样在一段时间里，毕倚虹沪杭两地跑，搞得来杭州火车站的黄包车夫都认识他了，一见他就要来拉生意，因为从火车站到他家两角车钱就够了，而他要付给人家四角，于是车夫要为抢他的生意而打架。而他的做派是，当两个车夫在为他打架时，他叫上第三个就上车走人了。
包天笑毕竟是过来人，知道毕才子的性情，同时也了解女人的性情。
然而毕倚虹的后院也终于起火，因为妻子知道丈夫的花心，所以也很轻易地红杏出墙了，说是跟一个小饭店的老板好上了，而且是妻子先向他提出离婚。这个叫杨芬若的女子，也是名门之女啊，其母乃是李鸿章之孙女。所以这桩婚事，本来是非常门当户对的。上海滩的那些名门，如张爱玲、邵洵美这些婚事，当时似乎都跟李鸿章扯得上关系，可见李家在近现代史上的地位。一个要离，不离也不行，因为杨女士此时已经离家出走跟别人跑了，毕倚虹只得负起养育七个孩子的重任，后来其父又吃官司，不仅家道中落，连房子都变卖了。而且还得父债子还。他自己的家也搬到了清波门外居住。
天雨偏逢屋漏。父亲吃官司之后，他替父还债遭软禁，虽然没有吃到皮肉之苦，但精神总是受到折磨了。一是没有钱，二是没有自由——做人还有什么比两者更重要的呢？后来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毕倚虹才获得自由，并且重回上海滩，重新回到时报上班，并开始写作《人间地狱》。
因诸多事变，毕倚虹才开始写作长篇《人间地狱》，从书名看，就有满腔的悲愤。小说中他把乐第、曼殊、包天笑和自己等都写了进去，所以有自传的性质。这样的作品，有人对号入座，倒也不会生出什么风波来。
1922年初，毕倚虹31岁，此年他再婚，夫人是汪风筝，恩恩爱爱，然而婚后不到10个月，夫人又因难产离开人世。两人结婚才二百三十九日，毕倚虹伤心欲绝，在《十月姻缘记》中深情写道：“朋挤中多谓我能达观，今兹琒睁之丧，余竟不能自持。盖棺之夜，余竟哭晕，冥然倒地不自觉，比延，益痛澈心脾。乃知悲来填膺，泪不择地而流，****夫妻，舍泪又无以相报。虽然热泪盈升，已不能回吾琒铮之魄，和泪写此，正不知将何以报睁。掷笔一叹，但有涕”。此后，毕氏亦病魔缠身，生活颇为潦倒，包天笑《钏影楼日记》1926年I月7日载：“访毕倚虹，人颇憔悴，医士谓其有肺病”。
不仅肺病，还兼患胃病。
其后毕倚虹又有第三次婚姻，夫人缪世珍，可惜好景不长，毕倚虹终因心力交瘁而一病不起。在毕倚虹弥留之际，夫人缪世珍服药欲自尽，所幸的是被抢救了过来。而毕倚虹却于1926年5月15日（一说是25日）去世。随后夫人为其生下遗腹子，是一女儿，所以说毕育有四男四女。未亡人缪夫人非常了得，把她生的女儿抚养长大，并且没有再嫁人。
关于毕倚虹的新婚与病患，包天笑认为这两者其实也是有关系的，一个体弱之人，总是得为新婚付出格外的代价。
不过更重要的是，毕倚虹心力交瘁，那是因为他有还不完的债，写不完的稿子。当时的稿费并不高，一开始还是以书票相抵的。另一方面，毕才子本来身体就有病，离婚，丧妻，再结婚，体力精力，一个精壮男人可能都吃不消，何况一个病恹恹的男人呢？
从1922年1月5日起到1924年5月10日，《人间地狱》连载于《申报·自由谈》，计60回，共53万字。
此小说“以海上倡家为背景，以三五名士为线索”串连起一个上海的广阔的社会，所以毕自己认为这是一部社会小说。
小说发表后，当时的名士之一、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对此书极为推崇。他在序文中写道：“今世为小说家言者众矣。坊肆之间，汗牛充栋。其能与古人相颉颃者，鲜有见焉！”他说“《人间地狱》，多述其经行事，间及交游嘉话，其结构衍叙，有《儒林外史》、《品花宝鉴》、《红楼梦》、《花月痕》四书之长。”
在《人间地狱》连载时，毕倚虹的另一部长篇《黑暗上海》亦在连载，袁公子认为它“是海上近时之罪恶史也。可与李伯元之《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并传。”
毕倚虹的小说，照后来学者的研究，认为主要还是属于“狭邪小说”范畴的，狭邪二字是鲁迅的发明，字面有狭路曲巷之意，这也正是娼妓之处所也，所以后来便把这一类小说叫作了狭邪小说。毕倚虹小说的素材一方面来自自己的经历，另一方面来自于他在替父还债遭囚禁时听来的故事，这些故事当时令包天笑非常惊诧的，因为这是坐在报馆中写不出来的。后来也有把狭邪小说称作为倡门小说的，倡乃娼也，而毕倚虹就是一个在地狱边缘写尽人间纯情的高手。
可惜的是《人间地狱》没有收尾，毕倚虹就逝世了。作者去世，报纸还要办下去，读者也还想看。于是《申报》就请包天笑续写小说，因为也只有包天笑才能做这个事情，于是他就续写了后20回，且获得读者的好请如潮，也算是完成了老友的一个夙愿吧。由此也可以看出，鸳鸯蝴蝶派也真是薪火相传的，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毕倚虹逝世将近70年之际，他的另一位好友，天虚我生陈蝶仙的儿子陈小蝶在台湾就写了一部长篇《黄金世界》，其情节的一枝也是从《人间地狱》这里嫁接过去的，主要是把女主人公秋波的情节又另起炉灶，也算是又将此书续写了下去。
一部长篇中的男女主人公，被毕倚虹、包天笑、陈小蝶这三位著名通俗小说家）用了几十年时间，才塑造完工。这也算是通俗文坛上的一则佳话。当然陈小蝶只是用了原著中的情节，基本应该还是一部独立的原创小说，不过因为有其鸳鸯蝴蝶之关系，所以《黄金世界》又跟《人间地狱》扯上了关系。
毕倚虹去世后，同人等组织‘倚虹遗孤教育扶助会’，有包天笑等发起，主要成员有：包天笑、周瘦鹃、陈蝶仙、陈小蝶、余大雄、常觉等。由包天笑抚育庆杭，一时成为美谈。张学良当时也捐了一千元钱。而杨夫人所生的三个女儿，基本是由其姨母们抚养了。他的前妻杨女士呢，后来跟毕朔望（庆杭）生活在一起。
只是在杭州，在候潮门还是清波门，已找不到毕倚虹当年生活的印痕了，一百年不到，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文字还留存着，所谓的文脉还在延续着。
郭沫若跟西湖是有情缘的，不仅仅因为他来杭州约会过却又失望而归，那个时候他还是挺自省的，所以才有《孤山的梅花》一文。1946年，他曾提议将西湖改名为“鲁迅湖”，这个提议自然没有被接受，还好没有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