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山的梅花这几天一定开得很好了，月也快圆了，你如果想到西湖去玩，最好这几天去，我们也可以借此得以一叙……
1925年的正月十四日晚，郭沫若收到了一封字迹娟秀的信，开头就是这么几句，后面则是具体的回信和约会方式。写信人叫余猗筠小姐。
可以想见的，郭沫若收到此信后内心是如何的翻江倒海。此时他刚携日本妻子安娜及三个孩子回到上海，而且再过两个月，他的第四个孩子又将出生了。妻子不会讲一句中国话。当时郭沫若口袋里只有十五块钱，于是他便想去朋友家去借钱。
郭沫若给对方回了信，然后又把此事跟妻子讲了，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日本妻子竟然同意他去约会，因为她认为丈夫写不出好文章的原因是因为太没有这种激情了。对此，郭沫若自己倒非常忏悔，他本来是属于猎艳性质的，现在却要给猎艳以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后来有人说，安娜之所以同意丈夫跟别人去约会，那一定是穷得疯了，穷得把丈夫卖了都可以了。
当然，我们现在的所有依据，都是郭沫若自己说的话。
一番心理的挣扎之后，郭沫若去见余猗筠小姐了。约会地点是昭庆寺旁的钱塘旅馆。没想到这是个极其破旧的旅馆，旅馆的人对这个余猗筠则是一问三不知，郭先生只好狼狈而回，不过他后来的确是写了近万字的《孤山的梅花》，记录这次的心路历程。现在的杭州，昭庆寺早成了青少年宫，钱塘旅馆的字样怕是比比皆是的，只是在西湖边在少年宫边上，怕也早就没了这一家破旧的一层楼的饭店的。而且照郭沫若当年的推论，名叫余猗筠小姐的人是不可能住在这种旅馆里的。
八十多年过去了，是谁跟郭沫若开了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没有人知道！或许这不是个玩笑呢？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见报纸上有人著文考证这余猗筠小姐是谁，但好像也是不了了之，还是悬案一宗。但是这个“余猗筠”，倒是有三个特点是必须注意的，其一此人文笔甚好，其二此人字迹娟秀，其三此人颇知郭沫若的个性……当然还有不少细节也有可推敲之处。
我们现在要感慨的是，郭沫若会将此事公开化，把一桩未遂的艳遇公之于众，这也可见他的性格了，正如他在自传中披露的性启蒙事件一样。小小少年爬树杆睡条凳，让身体通过摩擦产生性快感，这后来我在西片韩片中都见过这样的镜头。
孤山的梅花其实年年都开，开早开迟也都是自然的事情。只是郭沫若先生的花事，似乎早已经是人们所熟知的。从他的个人自叙以及所谓公认的说法，他这把茶壶在生命的不同时期也配了好多只茶杯，这一点跟民国时期的诸多名人是颇为相似的。
郭沫若奉旨成婚的妻子名叫张琼华，这是一个和鲁迅的原配朱安有相似命运的人物，她几乎和郭沫若没有生活过，新婚后的第五天，郭沫若就离开了家乡，后来在他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期间回乡省亲过一次，当时丈夫向妻子表示歉意，张琼华说如果说当年他留住了丈夫，那么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日子了——文人说这是典型的精神麻木，但说的却是实在话，夫荣妻贵，就是这样的。朱安曾经说过，她也是鲁迅先生的遗物。而张华琼则一直生活在郭沫若的老家，解放后郭先生每月给他寄十五元生活费，后来逐年有所增加。而张氏呢则每年寄去一点咸菜等，1978年郭老去世后，家乡人开始要做他郭老的纪念馆，但又只能瞒着张氏，张氏于1980年去世，享年九十岁，她至死也不知道他的曾经法律上形式上的丈夫已经先他而去了。
换句比较诗意的话，她在郭家等了68年，无子，不改嫁，真是嫁鸡随鸡的一典范。
郭沫若的第二任妻子是他在日本时认识的，名叫佐藤富子，是世家子女，却不顾家庭反对跟郭私奔了，后改名为郭安娜，是郭沫若给取的名字，她为郭沫若生了五个孩子。她身上有着日本妇女含辛茹苦的精神，可以说她没有享过郭先生的一天福，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她在日本国内是受到歧视的，由于战乱的原因，由于郭沫若曾被反动派通缉，所以他们夫妻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分离，1948年，安娜携一儿一女万里寻夫从日本来到台湾然后又到香港，终于见到了宽别多年的丈夫，但这久别重逢对于安娜却是十分残酷且戏剧化的一幕——郭老的身边站在一位年青的少妇，少妇身边是五个高矮不一的孩子，这就是郭沫若的第三任妻子以及他们的五个孩子，刚好也是五个。
这位善良的日本妇女选择了离开，她是本着基督的精神，牺牲自己成全他人——这是很多版本的说法，这说法是没错，但离开不等于没有条件，这得容后面再来述说。
是安娜独立培养了五个孩子成才。大儿子学化工，次子学建筑，三子学的是水产，女儿学完数学后又去攻读建筑学，1948年时，小儿子也上中学了，而她和丈夫郭沫若的的分别已经有十一年了！
安娜想起了在大革命时期，她和先生分手时，先生也曾经有过一段情事，那是一个名叫安琳的女子的闯入，但那毕竟没有成婚也没有孩子，所以安娜并不计较，但是现在看到这个年青的少妇和五个孩子，她似乎明白了什么，她只好找组组来解决这一历史问题。换句话说只有组织来找她解决问题了。
给郭沫若生了五个孩子的女人年青的少妇名叫于立群，生于1916年，曾是上海滩的电影演员，艺名叫黎明健，跟黎明晖、黎莉莉等都是“黎家班”的，拍过《富春江上》、《健美运动》和《壮志凌云》等，特别是后一部较为出名，是左翼演员，大体跟蓝苹是一个档次的。郭沫若跟于立群的相识相恋是得益于另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于立忱，于立群的姐姐，是大公报驻日本的记者，在日期间跟郭沫若也有过一段恋情。在作家谢冰莹女士的笔下，于立忱是这样一个人——长得亭亭玉立，皮肤又白又嫩，两道柳眉、配着满口贝齿，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一见就给人亲切可爱的印象，这正是当记者的标准条件。
因为反日等因素，于立忱被日本政府驱逐，1937年5月回上海后不久便上吊自尽。关于这一桩公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定论。如果去搜索百度等，你会读到关于这段公案的诸多文字，有说于立忱身体有病，有说于立忱不忍报社老总张季鸾的纠缠等，其中尤以谢冰莹女士的观点最为激烈，她以当事人过来人的身份认为是郭沫若导致了于立忱的死因，而且于立忱曾为郭沫若打过胎……
从当初的一些言论看，郭沫若还曾把火烧向郁达夫，因为这有文证。郭沫若写过《断线风筝》一短文，仅四五百字吧，暗示在日本，在郁达夫回国的前一夜，于曾和郁同居了——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郁达夫离开东京的前夜，日本笔会招待他，并请我作陪。在散席后，我把达夫拉到涩谷的立忱寓里去，立忱当晚把一首七绝《咏风筝》写给了我们看。
我觉得诗还不错，达夫也说好。达夫当晚也为立忱写了一张斗方，但她没有和，只写了一首旧作，有“巴山夜雨”之句，全辞不能记忆了。
“我回千叶的时候，他们送我到涩谷驿，步行的途中也把轻丝断线一类的话头作过笑谑。
“在涩谷驿前一家快要闭店的饮食店里，达夫一个人还喝了两合日本酒，我和立忱喝着红茶陪他。
“我一个人回到乡下的寓居时，已经是一点钟过了。”
郭沫若和郁达夫，同为留日学生也同为创造社主将，郁达夫曾把自己和郭沫若、成仿吾这创造社的三员大将比作是《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关羽和张飞，可见也是自视甚高的，但在这个比喻中，我以为只是把成仿吾那张飞式的特点给说出来了。说郭沫若像关羽，那可能是郁达夫是太过天真，至于他自比刘备，也不知其何用义也，当然这可能这是一小团体中的比喻罢了，不能当真的。
于家姐妹也是名人之后，她们是清末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关于岑春煊，我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见过，这是一个对清帝颇为忠诚的人，长期做封疆大臣，民初任两广总督，性格刚烈，尤好弹劾他人，是个让老外害怕的官员。
这么说吧，是已逝的于立忱牵的线，让郭沫若和其妹妹相识了。当时于立群正在整理姐姐的遗物，她要把一些信件交给郭沫若，这只能说是冥冥中的一种安排吧。于立群比郭沫若小24岁，郭沫若见到她后就觉得“我有责任保护立群，但愿我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
于是她们先同居后结婚，婚礼是在重庆举行的，证婚人是******。所以后来政府出面处理郭安娜和郭沫若的事，******也出面了，只是收效甚微。于立群后来成了一著名书法家，她和郭沫若共生育了六个子女。在郭老去世的第二年，即在北京自缢身亡，这一点倒是跟她姐姐相似，但我们国家对名人，包括对红色名人的非正常死亡一直是秘而不宣的。像著名导演史东山，在1956年也是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的，但是对外的宣传却一概是因病逝世。
后来也有人说，于氏姐妹死于同一种方式，那是家族遗传。或者说，于立群至死都没有忘记姐姐于立忱，于是她选择了同一种方式。
郭沫若和于立群成家之后，安娜还在另一国度生活着，前面所说，她独自一人养大了五个孩子，且个个成材，这是何等的艰辛啊。现在人们把后来郭沫若对安娜的退避三舍归咎于于立群，我以为也是不公平的，于立群自然要维护妻子和孩子们的利益，但是这里对安娜的态度主要还是取决于郭老本身，晚年郭老曾和人说起过安娜，说她十分能干不怕吃苦又善于理家，但又是一个个性太强的人，宁折不屈。这一点可能正跟张华琼相反，张一生守候，就是抱着一个夫荣妻贵的观念。
现在再来说说郭安娜率子万里寻夫以及后来跟郭老的几次见面。1948年，安娜看到郭老身边有一个夫人和五个子女，她选择的是离开，所以有人说她识大体懂大局，但她还是为自己和子女力争了一些权益。
当初她在香港给郭沫若开出的条件是，第一，要负责供给一儿一女读完大学，第二是郭沫若要给她一笔相当数额的抚养金；第三是在得到前两条圆满解决后，双方再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这看似不复杂，但当时摆在地下党面前却是个难题。后来反复做工作，可以说是晓之以理吧，说造成他们夫妻分开的直接原因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但目前组织上有实际的困难，要考虑国内外的影响等等，所以只能答应第一条，供两个孩子上完大学，但后两条目前无法做到。安娜对这一方案自然是不满意的，后来郭老又提出把某些著作权归安娜所有，这算是暂时缓和了安娜的情绪，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1949年后，安娜几次去京找郭沫若，郭都是避而不见，安娜曾经直接上郭家候着，也有给她碰着的，但郭沫若又都借故走开了。倒是周总理出面接见了她，并欢迎她和五个孩子都到中国来工作。后来安娜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大连，跟儿子郭和夫住在一起。和夫是中科院大连物理化学所的副所长，后担任博导。
1969年，安娜来到北京看望刚放出牛棚的小儿子郭志鸿，同时也要求跟郭老谈事，郭老无法躲避，只得见面。据有关人员回忆说，当时他们见面时，老太太的话还是十分幽默的，安娜说——“你看来很年轻啊，我已经老了。”郭老说，你看样子也很健康啊！接下去话题切入正题，安娜问郭老，为什么他们不让郭和夫工作，说造反派说她是老特务，带了五个小特务回国……那个年代，像她这样身世的人肯定是不好过的，那个时候专家们都受到了冲击，于是郭老身边的工作人员又给她做工作，而且她还提出要回日本看她快百岁的母亲（看样子长寿是有遗传的），后来组织上也基本答应了她的要求，因为当时郭老的身份是国家领导人之一。安娜回大连时，组织上问她需要带些什么水果啊特产啊回去，安娜都谢辞了，最后说那就带五斤富强粉挂面吧。
国家领导人的前妻，带着五斤富强粉挂面回家，这里该有千言万语啊！
后来直到1974年，八十岁的安娜才得以回日本，此次回国她处理掉了跟郭沫若一起生活过的在市川的房子。第二年她又到北京看望了当时已住院的郭老，这一回郭老答应见她了。安娜见郭老的第一句话仍是十分幽默——“你变了，变得慈祥了，你是会进天堂的。”后来又拿出市川房子的照片给他看，那一瞬间，俩老又回到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岁月。
这自然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安娜的目的，是要把房产的事情跟郭老讲清楚，她觉得她有权处理那个房子，但处理掉之后她又得跟郭老来讲清楚，这表明了她的有礼有节。据说卖房子的钱，一部分是用来作回日本的旅费了，当时总理批示可以用公家的钱，但是她没有用；一部分是捐给了上海和大连的统战部门，因为她觉得是这两个部门在照顾她的生活。上海方面在她去世后把钱还给了她的子女，大连方面就没有下落了。
郭沫若跟安琳以及于氏姐妹的婚恋之事，除了可以看出郭诗人的性情之外，其实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也可略见一斑。五四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在知识女性中掀起了一股******运动。事过境迁可能会有恩恩怨怨，会成为历史公案，但是在当时，可能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比较多，同时也符合所谓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个或数个女人在背后的定律。如何评价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我以为不要以名人和现成的结论为框架。如果说历史是一幅老花眼的话，那么，我们把历史的实景放远一点看，是不是会更清晰一点呢？至于说名人婚恋，那个时代比起今天的新潮，似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北大校长蒋梦麟说过，民国时期男女关系，可概括为三种，一种是狗皮膏药，一种是橡皮膏药，还有一种就是氢气球。狗皮膏药贴时不容易，撕开时也痛苦，旧式婚姻之类是也。橡皮膏药贴时很方便，撕开也不难，普通婚姻之类是也。至于摩登青年，男女双方均得时时小心，稍有疏忽，即行分离，此非氢气球者何？
郭沫若的遗嘱是不要留骨灰，把骨灰酒到大寨，肥田。所以现在去过大寨的人还说，那里倒有高规格的郭沫若的墓。
安娜选择离开郭沫若，但没有选择离开中国。这位有着基督精神的日本妇女，后来加入了中国籍，也曾当选过全国政协委员，1996年，安娜去世，终年101岁，堪称高寿了。市面上曾有电视剧《郭沫若与安娜》，讲的就是这一段故事。不过将名人的故事拍成电视剧的，似乎成功的不多，鲁迅、郁达夫等的故事也都拍过影视剧的，影响也都不大。
现在去网上键入郭沫若三个字，那出来除了些名人传记外，还有一些负面的文字，让人颇多感慨。我之所以记得郭沫若，那是因为上学时如考中国现代文学，必然是要考到他的诗作，当时老师说，郭是极浪漫之人，说****来时，他会赤身裸体在雪地上打滚，于是才有《地球我的母亲》等诗，那是八十年代初，老师就这么说郭老了。还有更早一点，好像也是郭老说的——科学的春天来了！
我记得我上中学的那个年代里，能读到的新诗好像也只有郭沫若和贺敬之的。我记得郭老有一首诗写拜谒列宁墓，其中有一句大约是——轻些啊轻些，请不要打扰他的休息……当时印象深刻。还有一首好像是题毛主席在飞机上办公的，有两个太阳之句，外面一个太阳，里面一个太阳。如果不说其他，光从形象上说也还说得过去的。后来我们看到他的一些类似游记式的诗，那已经不像诗了，所以我们读书时老师就说过——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
郭老大概是那个年代里任何人都可以谈论，他也是那个时代里，文人当官的一个典型吧。
其实仔细想想，那一代文人有颇多的相似之点。比如同是留日的，郭沫若和郁达夫有相似点，他们的文字中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色彩也都是颇浓的。还有郭沫若和鲁迅有颇多相似点，皆留学日本，皆弃医从文，即都遵旨完婚，且他们的原配都为他们受着活寡，而且他们的地位，都曾是文化旗手。千古之后评价虽会有所不同，但如果放到百年和千年之后，评价又有多少价值？
郭沫若跟西湖是有情缘的，不仅仅因为他来杭州约会过却又失望而归，那个时候他还是挺自省的，所以才有《孤山的梅花》一文。1946年，他曾提议将西湖改名为“鲁迅湖”，这个提议自然没有被接受，还好没有被接受。只是西湖边的梅花是年年都开的，西湖边借看梅花的约会也一定是年年都会有的，只是郭老不会再来此了。如果现在从上海来，开私家车来，如果来之前打个手机或在网上联络一下，或许保险系数会大一起吧。只是杭州的孤山，已经不再是观梅的胜地了，如果借看梅花而拍拖一下，在杭州还是很不错的吧。即使像当年郭沫若那样的美美地想像一下，也还是有点诗意的吧——
梅花既然还没有开，孤山是可以不必去的……最初自然是要握手的。其次呢……月亮出得很迟了，或者我们在夜半的时候，再往孤山去赏月，那比看梅花是更有趣味的……假使她是能够弹四弦琴或者曼多琳，那是再好也没有。不消说我早要替她拿着琴去，请她在放鹤亭上对着月亮弹。她一定能够唱歌，不消说我也要请她唱……
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大师就是毛孩子（或：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
几年前杭州籍作家张抗抗写《作女》一书，从此作女一词就成了流行词，但是我们似乎又很不好给这个词下定义，我当时以为那些在情感上很作的知识女性，大约可以归入作女行列当中的。
那么作男呢？我以为可被称为国学大师的吴宓先生就是一个作男。他在婚恋上就显得很作。这种作，跟他的学问和为人似乎无关，只是他的感情生活似乎总是起着波澜。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女人就叫毛彦文。毛是浙江江山的大户人家，江山出所谓“三毛一戴”，16岁时毛逃婚，成为当时江山县城的一大奇事。后毛就读于杭州的女子师范，民国的不少名人婚恋的对象似乎都跟这个学校的女生有关，所以也可看作是名人配偶的黄埔基地，今人常诟高校门口停满小车，其实这在八九十年前就是这样，那时不是停满小车，而是停满眺望的眼睛。
爱上伴郎伴娘的故事实际上还是不少的，像胡适和曹珮声，那么吴的故事中也不乏这样的元素。吴的第一次婚姻，得益于他的留美同学陈烈勋，这位陈兄写信给吴，拼命介绍自己的姐姐陈心一，说她是如何崇拜吴，当时陈心一已经毕业于杭州女子师范（即跟毛彦文是同届不同班的），当时已经24岁了，在舟山定海教小学。吴收到信之后就在同学中广泛征集意见，有的说等你海归之后再挑吧；有的说这个方式也很好，如果陈小姐真的喜欢你，那可不要错过机会。
后来人们传陈寅恪先生在美国初识吴宓时，曾对他说过这样一番话：“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竟竞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参阅《吴宓日记》第2册P.35）
有人以为，吴是听了陈的忠言后来才与陈心一匆匆成婚的，这是一说。如果真的是听了陈的忠言之后才与陈心一结婚的，这对吴宓来说也没什么，但纵观吴宓的情史，他实在是非常非常在乎女人的，这倒不是说陈寅恪就不在乎女人，至少陈大师还是很在乎纸上的柳如是的。
经过一番的周折，吴宓托同学朱君毅去调查陈心一，而朱正是毛彦文的初恋情人，毛彦文当初逃婚就是为了朱，于是朱就写信给毛，而毛的回信则是把陈心一说得非常之好（一般介绍对象都是这样的），后来吴回国到杭州去见面陈心一，就是在陈家第一次见到了毛，从此便烙下了****的火种。
如果要复述他们之间的故事，那只能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了。吴和陈见面后的第十三天，他们就在上海结婚了。如此快的速度来解决婚姻问题，这是人们诟吴的一个话题，但其实吴也有自己的考虑，一方面是他的确想过家庭生活了，换言之，食色性也；另一方面是吴把学问和事业看得比什么都重，所以他想在婚姻上速战速决，然后一心来做学问，当时他执教于南京的东南大学。回国的最初几年，也的确是他最好的日子，包括后来他担任《学衡》杂志的总编，这是被认为是保守派的一杆旗帜的，其实历史总是阴差阳错的，吴在思想行为上非但不是保守派，且是十分新潮的人物，说他保守，只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学衡》有保守的倾向，但这不等于吴宓先生在婚恋上也是保守的。何况保守也并非就是一个贬义词。
另表一枝。现在要来说说毛彦文和朱君毅的故事了，这几乎是青梅竹马的翻版，一个痴痴的等，一个回来之后就就变心了。海归之后的朱兄，以表兄妹之间不能结婚、结婚生子有可能会痴呆的理由拒绝与毛成婚，这话看来也是蛮正确的，属于海归的口吻，然而这对毛彦文的打击无疑是天都要塌下来了。其实这位朱兄只是嘴巴说得漂亮罢了，其实最为真实的原因不是出在表兄妹问题，而是他的审美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留洋之后，朱兄喜欢上了丰乳肥臀式的女人，而毛基本属于骨感型的——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也无可厚非，青梅竹马时情的因素要大于肉的因素，而一旦长大特别是啃过牛排之后，对女人****的比重渐渐增多，不过这个海归海也知道，强调****会遭人责难，所以得拿出近亲不能结婚的招牌来挡架。
在****的纠纷中，吴宓又扮演了劝架的角色，劝的结果是他爱上了毛彦文。而且爱得无可救药。今天毛彦文的自传《往事》的大陆版也出版了，其中涉及吴的文字并不多。胡适之先生曾经提供人们要写自传，但是我看所谓的自传，特别是晚年写的自传，基本是在为自己辩解，这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人人都做卢梭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国人的自剖精神还是比较缺乏的，只是在一般的传记作家中，毛彦文的角色类似于一个交际花，我想这可能是男性的观点，其实男人的内心里是恨不得多一些这种交际花的；但另一方面，毛彦文实在是一个厉害的角色，她是中国第一个在海外获硕士学位的女性，她和吴的是是非非，到晚年在她的口里只是淡淡的一句：吴是个书呆子。
这个书呆子学了徐志摩的样子，先跟陈心一离婚，当时陈已经生了三个孩子，而毛彦文有一段日子就住在吴家，这两个同学的关系自然不是一般的，但当陈心一知道定时炸弹就曾经在自己身边时，那种惊谔是不亚于毛彦文盼来了朱兄，而朱兄却又要跟她解除婚约。从我们今天的理解来看，这两位杭师同学的婚姻都是不够圆满的。离婚之后的吴宓又去了国外游学，并且跟毛彦文说，愿意资助她去欧洲留学，他的如意算盘是在国外结婚，如此便可避人闲话了，即使不结婚，同居也行啊！毛彦文后来果然也出国留学了，只是他们后来的关系是，一个跑一个追，等到快追到之时，这个追的人却又不冲刺了。当时吴在英国，毛在美国，两个人像是赌气似的，毛彦文坚持要吴来美国跟成婚，而吴则要毛去英国，几经周折当毛愿意来妥协时，吴又像小孩子似的说话不算数了。如此的反复，出现在读书人身上这是极为正常的，我不知道吴宓的学生之一的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有没有半点吴的影子呢？
所以如果说毛彦文的情感轨迹还能让人看懂的话，那么吴宓的行为就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他在海外追毛彦文的时候，其实也不是专一的，他那时还还不时地爱上异国女子，由此看来他的确是个****旺盛之人。其实爱便也爱了，但吴宓的特点是喜欢说，喜欢“吹”，包括跟朋友跟同学，甚至还跟毛彦文说，我们知道吴宓有记日记的习惯，三联书店曾出版他的十几本日记，蔚为壮观。吴宓日记的不少内容，也是他的这些私情笔记，所以当后人说吴宓是个情痴时，主要是指对毛彦文的痴，这种痴，一是表现在进攻的强度上，二是表现在时间的跨度上，但从不表现在对毛彦文的专一上，当然我们也不能要求这位诗人气质的教授一定要这么专一，他的专一，只是表现在始终在追求着毛彦文。虽然后来他在毛这里不断碰壁时，也曾经想跟陈心一复婚，但陈心一却是铁定了心，不愿再回到吴宓的身边。如果说吴宓在女人面前的行为可以理解成是脚踩两只船的话，那么吴宓却总是两脚都踩空的。
也有人认为吴宓总是在好德与好色上面徘徊，其实我以为，他是德和色兼备之人，这两者如果硬要对立起来看是会有痛苦，这在吴宓身上是比较明显的，但吴宓自有他的排泄出口，包括跟朋友师长同学的不断倾述，就是出口的管道之一。如果吴是一个心机颇重的人，他在日记中大可不必记下那么多的私情。名人回忆录的一个不真实之处，就是回避私情。相对而言，吴宓则坦诚多了。比如在日记里，吴宓还吃过鲁迅的醋。他认为自己比鲁迅先生强多了，但就是得不到诸如许广平这种女生的爱情。他说“许广平（景宋）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伺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既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
可见吴宓也在女生中花过不少的心思，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请女学生吃饭，约女学生散步，给女学生写情书。为讨好女学生，吴宓还不惜帮着作弊，替女学生做枪手翻译文章，然后利用自己的关系将其发表出来。一介教授能做的他都做了！但最后却只能吃鲁迅先生的醋。
谁的醋不能吃呢，偏要吃鲁迅先生的醋，吴宓不知道，鲁迅先生也是多么不容易啊！
不过吃醋归吃醋，其直率倒是可见一斑的，只是吴宓是这种率性不要说毛彦文吃不消，就是他的朋友也吃不消。这里也有一个段子，当时吴宓把自己对毛示爱的诗都公开发表了，如这一首“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公共发表后，许多朋友就看不惯了，金岳霖就是其中一个。金岳霖于是就好心地去劝吴宓：你的诗，我不懂，但你不能写到毛彦文，这是私事。私事是不好随便发表的，就像我们每天都要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啊。吴宓听了很不开心，生气地说道：可是，密司脱金，你要知道，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
这位密司脱金当然是有资格说吴宓，因为他对林徽因保持了坐怀不乱的品性。我们现在从另一角度看，金先生等于也做了林和梁的保护神，因为他为林都发誓不娶人了，那么还有谁敢去扰林呢？另一方面，金的存在对梁思成也是一种威胁，你敢对林不好吗，外面有这么一个男人在候着呢！所以我觉得金也是一有趣之人，其有趣程度不亚于吴宓的。婚姻完全由自己作主，宁缺也不妥协，这金先生可以算上一个。
同时又因为吴宓的口无遮拦，他追毛彦文的事情，也是当时小报上的猛料，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任何时代都是有人看的。比如说俩人身在海外，而陈心一家乡的报纸，杭州的民国日报就专门登毛吴之恋的新动向，不少当然是杜撰的，结果毛后来看到之后就勃然大怒了。
然而女人一旦如果有趣起来，或者说出格起来，那是比男人更厉害的。毛彦文的厉害之处，是最终嫁给了湘西人熊希龄，这好比是今天的杨翁之恋。我去书店翻过砖头一样厚的《熊希龄传》，里面有熊毛的合影等，但具体涉及两人情感方面的文字，倒也不是很多。时年1935年，毛彦文嫁给了时年66岁，大自己29岁的熊希龄（当时说毛彦文33岁，只是为了跟熊的66岁相对称）。当时，报纸上曾出现过一千古名对：“熊希龄雄心不死，毛彦文茅塞顿开。”还有一则轶闻说，有一老朋友对熊说“你已经六十六岁，年纪不少了，何必多此一举呢”熊老笑而答曰：“就是要在此一‘举’呀！”两年之后，熊去世，毛则没有再嫁人，后来毕生从事慈善事业，其人品令人尊敬。一般名人之遗孀，在其夫君去世之后，做的都是慈善事业，我以为这比弄权做政治更好一些吧。想当年毛彦文曾是熊家的宾客，跟熊家上上下下都熟悉，后来入主之后承熊老之风气，毕生做慈善事业，所谓好人有好报，毛彦文一直活到了103岁。
等到毛彦文成了寡妇之后，吴宓又发起了一轮新的进攻，但都是无功而返。吴就像《小猫钓鱼》寓言中的那只小猫那样，对爱情一直充满好奇，但是总没有耐性。他的身边不乏女人，其中跟一个叫卢葆华的女作家也是轰轰烈烈。卢是贵州人，当时也在杭州工作，结过婚有孩子，才情兼佳，但是最后这两人也没有结果。吴宓毕生都在大学里任教，对女生也总是先礼后兵，但没有一个女生吃得消他的追求，除了其年龄越来越大之外，他行为的怪异也是一个原因。当然，他有不少美德，比如他跟女生过马路时，会主动去拦住前面的车辆，显得非常有绅士风度，但是这样的绅士作派，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绝对不是去维持交通秩序的，而一般的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吴宓的第二次婚姻在他六十岁的时候才姗姗来到。其情景当然是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只是其背后又有太多的苦涩。时年为1953年，当时吴宓是西南师大的教授，传说中当时是两女争一夫的局面——两位女的都完全是充着吴宓当时的地位和工资去的，这自然是一点也都不浪漫的，想想看当时跟一六十老翁还有什么浪漫可言呢？
两女，一是助教一是女生，后来那助教又跟别人有染，被指有生活作风问题，于是一个姓邹的女生争得先机，她当时是法律系的学生，但家境非常不好，父亲和两个哥哥都被镇压了，家里的田地房产也被没收了，无奈之中，她选中了吴宓作为靠山，她想如果能跟吴宓结婚，不仅自己政治上有靠山（吴宓是统战对象），经济上也有着落了（吴教授当时西南师大最高的工资）……当吴宓知道邹的家世后，他愿意资助邹包括她的侄儿们的生活，他并没有往婚姻这一方面去想，这说明他一开始对邹不是出于男女之情，而是真的是道义上的关心——“金钱名誉何足云”这也真的是吴宓的写照。看吴宓的传记，我们便知道他的这一生似乎更多是为情所困而不是为钱所困，而且他对人的资助一直是比较大方的。一个坚持要以身相许，一个也不是坐怀不乱之人，经过一番周折，吴宓从不愿意到愿意，最后终于成婚，两人年龄相差30多岁，本来这对于吴教授倒也是美事一桩，谁知邹小姐有严重的肺结核，婚后医生就告诉她这个病不能生孩子，但她为了报答吴宓，硬是怀孕并生下孩子。孩子几个月之后就夭折了，而邹也是一病不起，不久便告别了悲苦的人世。
对于这一段黄昏恋情，吴在日记中如此说道——“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不过他还是悉心照顾亡妻的亲戚的。晚年也曾有好友劝他跟陈心一复婚，但这一回却是他不肯了，他让人画了毛彦文的画像挂在自己的屋子里，当时的毛彦文远在台湾，只是到了晚年，毛彦文在接受采访时说到，她从来没有爱过吴。
呜呼哀哉！
吴宓后来曾在新华日报上撰文检讨自己在婚恋上的三个问题：第一是中国风花雪月的旧诗词中和才子佳人式的旧小说里的封建爱情观；第二个问题是西洋的浪漫主义文学如歌德、雪莱、缪塞等诗人之爱情观，加上中世纪文学所产生的堂吉诃德先生精神；第三是英美流行的男女交际及当时中国上流社会的所谓新家庭新人物之礼尚习俗，要求太太能说英语法语，能与外国人应酬……
综上所述，在婚恋问题上，大师就是毛孩子，这方面吴宓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他处理不好自己的婚恋，总是毛手毛脚，总是出错。当然也有处理得当的，像胡适之。
大师就是毛孩子，那么这一个毛孩子就是老顽童之形象。老顽童你看似顽劣，但其一言一行，又是十分当真的。说得再高远一点，这样的人其内心一定是十分痛苦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快乐好玩的一面。
大师就是毛孩子，这本来是一出悲剧，却以喜剧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不令人伤感吗？
你先走，我站在此地望着你，
放轻些脚步，别教灰土扬起，
我要认清你的远去的身影，
直到距离使我认你不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