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里读过一句诗，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诗人啊，诗人一生都在恋爱……
想想是有道理的。诗人一生都在恋爱，这里既有用文字恋爱之意，又有用生命去恋爱之意。其间的区别只是，大多数诗人少年轻狂，而到老则隐蔽得比较好，而有的诗人则“一有机会就要表现我们的力量”，作家无名氏就属于后者。
二十五年前，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小说，当时这一期的杂志非常有名，登了几篇有争议性的作品，我也是看了那些作品之后才读这篇小说的，看好后整个人就呆在阅览室了，好像脑袋被打了一棍子的感觉，晕晕乎乎的。后来我去买了那一本杂志，后来又买了以此小说为名的一本中篇小说集。当时买这些杂志和书，几乎是要花掉我一个月的零用钱啊。
这篇小说叫《北极风情画》，杂志叫《十月》，这篇小说的作者叫无名氏。当时是一个正在产生文学新星的时代，所以我便理所当然地以为这无名氏又是一个刘心武或张抗抗，否则为何叫无名氏呢，为何要匿名呢？那小说里的异国风情，那男女间炽热的爱恋，看了令人心动啊。那也是一个心动和行动兼备的年代，后来我又有点爱屋及乌，再后来，大概是十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个无名氏竟然就在杭州生活了几十年，并且知道了他原名就叫卜乃夫。他竟然就住在我当年经常去看电影的卖鱼桥一带，而我在《十月》上看到他这篇小说的时候，他也才“平反”不久，也还是一寂寂无名的老人。“杭州湖墅华光桥河下15号，一座老式的民居”这也是我最近才知道的他当时的住址。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无名氏的《在生命的光环跳舞》一书，书里他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大运河旁自己的这个家这个房子。说起来也还是很有来历的，这个房子还是钱武肃王后代的房子，后被杭州的一大富翁买下，解放后里面住进十三户人家，从无名氏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大有“七十二家房客“的味道。有邻居对他不好，也有的请他喝“龙井十八棵”皇帝的御茶，而当他“平反”之后，以前对他不好的人又对他刮目相看了。
公元两千年前后，有关他的书有关他的恋爱史的报道也多了起来。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作家，说他好的人，认为他的文学成就不说空前绝后，但至少超过了同时代的人，比如他自己就认为要比巴金厉害，而说他不好的人，比如他的第二任妻子、小他39岁的马福美，即使在他于2002年辞世之后，也绝不放过他，专门写作了一部长达五百页的《单独的新娘》，对他进行颠覆性的揭露，此书被认为是“鞭尸”之作。然而不管如何的评价，无名氏的狂放和浪漫、人如其文的风格，以及他一生都在恋爱的那种做派，这是毫无争议的。在1949年到1982年，当时的文坛没有人知道他还活着，而且就在杭州默默地写着《无名书》。没有工作，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那几十年里，有的作家不写了，有的作用都改用一种腔调写作，他却仍然以无名氏般的风格在进行写作，而且一如既往地书写着他的爱情传奇。
是的，在一些传记作家的笔下，无名氏是一位情痴，爱了一辈子，写了一辈子。他自称他小说里的爱情故事，百分之九十九是真人真事，且是自传性质的，如《绿色的回声》中，他写了他和中俄混血儿刘雅歌的爱情故事；在《抒情烟云》中，又把他跟大画家赵无极的妹妹赵无华的恋爱公布于世，此乃四十年代末，发生在杭州西湖边葛岭的一段故事，当时赵无极把他的别墅借给无名氏住。
关于这一段，无名氏曾在《旅杭二十载记》有过一段记述——
明年冬（1947年）乃迁葛岭赵宅，宋半闲堂遗址也。传贾相（贾似道）战蟋蟀于此，今环佩已不可闻。此宅二庙七分，花园占其过半，风物明媚，林木葱茂。凌霄耀宇，紫藤绕屋。春放玉兰，冬吐雪梅。后窗向翠峦，前轩临西子。湖山秀气，纷披室内，烟波浩渺，悉漾眼底，诚亘古绝色也。人世倥偬三十载，平生渐入佳境矣。
这倒也让我们看到了无名氏的另一种文字风格，中国的古典的，而非他小说中浪漫的西化的长句子式的。此文写于1966年，外面正轰轰烈烈，而他还能写出如此的文字，可见其心境的修炼。
住到葛岭赵宅之后，无名氏才有机会接近赵无华，但所谓天妒红颜，赵后来死于肺病。她在杭州也只住了三个多月。远在国外的赵无极看到无名氏的文字后，非常生气，就说妹妹从未与无名氏谈过恋爱。1998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无名氏散文》，曾收录《抒情烟云》的文字。
无名氏一生都在恋爱，他后来曾写《光棍自述》一文，说前半生打光棍是主观原因，因为怕结婚影响写作，后半生打光棍是客观原因，因为没人愿意嫁给他，这说得倒也基本符合情理。1954年，无名氏在杭州有了第一次婚姻，这是他跟一姓刘的女子结婚，结婚时他37岁，妻子小他十二岁。妻子是他母亲的养女，他对她一直是以表妹相称，当时她是上海的幼儿园的老师，所以他们也是聚少离多的。妻子的工资曾是他的生活来源之一。这段婚姻保持了十八年之久，直到1972年，他们才算正式分手。至于说离婚的原因，除了政治上的之外，也有聚少离多没有子女等原因，还有无名氏性格上的原因等。据说无名氏去上海看妻子时，也会因为去探访朋友而彻夜不归。几十年之后，无名氏曾著文怀念妻子，因为不管怎么说，那些岁月里，他基本就是一废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他是靠妻子微薄的工资，以及在香港的兄长的接济而生活的。他也把妻子跟他离婚的原因归咎为妻子那些小姐妹的怂恿，因为在1972年，是他最为落魄的日子，他也曾被打成“反革命”，去劳改农场劳动，时达十四个月。
离婚后，也就是说无名氏在五十五岁时重又成了孤家寡人。当时他住在大运河边，一直陪着他多病的老母。据说他被抓走的时候，老母曾追到街上去寻死，但没有死成。在老母生命的最后阶段，是无名氏陪伴在一旁的。老母过世之后，无名氏曾借小说中的人物写过这么一段——
那条长长运河就在大门外。浑浊的河水，黄滚滚的波动着。每一次兀立河边，他对它总凝视许久。但他并不想跳下去。他只是好奇，为什么这片河水流了一千多年，个人生活竟变得如此缓慢？
‘一切都是命’！这是他每一次凝望河水时的结论。他现在似乎有点相信宿命论了。
湖畔诗人汪静之曾经对无名氏开玩笑说，说无名氏一生享三大福，一享结婚而过单身生活，二享婚后断子绝孙，三享数十年不工作……现在看来，这于无名氏还可能真是福了，如果当时妻子在杭州工作，他就不能过他的“单身生活”，那么很显然生活中的磕磕碰碰可能早就磨灭了他的理想或幻想，或者说他有可能早就过正式地“单身生活”了。而如果我们从关心女性的角度来说，你跟一生都在恋爱的诗人谈谈恋爱是可以的，但如果谈婚论婚，却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而无名氏选择居杭州而写作，他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解放前夕，他的几乎所有的亲人都去了港台，他也完全有这个条件去那里，但当时他不走，不走的理由是他要陪他的母亲，但我以为这只是他的借口罢了。其实留在大陆，还是他内心的需求，因为他知道他正经历着时代的巨变，而大作家的大作品，无一不是写大时代的剧变的，他想经历并见证这一巨变，另一方面他以为杭州又是他写作的最好的居所。
时代的巨变，他的内心当然也是矛盾的，他是目击者和亲历者，但他却不想跳入这时代的大潮之中，他只是站在岸上静观其变，这是他的选择。他当时要竭力让自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所以拒绝参加文联作协的一切活动，不跟任何组织发生联系。当整个社会都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改造之时，他把自己改造成了一个无业人员，没有工作，户口关系只落在街道里。为了让人们不惦记他，他甚至不惜装病，且一装就是几十年。他在桌子上放着有关医学的书，他甚至让保姆替他穿衣服，目的就是为了给人一个假象，一个他已病入膏肓的假象。
这样的作家，在解放后那是绝无仅有的。
所以其实不是说社会有意忘却他，而是他故意要玩失踪和遁形，说起来这跟李叔同入佛门还有得一比。但是李叔同成为弘一之后，社会并没有忘记他，而无名氏呢，真的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从1946年无名氏迁居杭州起，他的小说就大多以杭州为背景了。我们知道他的小说大多是风花雪月才子佳人，所以他认为杭州是最好的恋爱故事的发生地，当初他要迁居杭州的最大的动因是因为要写一部叫《海艳》的长篇，他在此书的再版序言中提到过当时的创作状态——。
那时，我下榻杭州慧心斋，生活如古僧，禅室是书斋，窗明几净，空寂如簌……西湖虽距二十分钟路程，我却不时去采集湖光山色，青峰绿水遂由我的眼移入室内，白堤苏堤上的鸟语花香，更由我耳我鼻带进庵内。这是一片真正绝缘的植物性空间，每立方厘米全盈溢宇宙大化意，执笔写《海艳》爱情故事时，自然就流露出一脉空灵情，一片空灵境，一派空灵格调。
将身性与自然环境完全融为一体，这是无名氏的做法。他的作品，也就是一部杭州的导游地图，在西湖葛岭、在玉泉、在平湖秋月、在灵隐、在苏堤、在茅家埠，男女主人公的眼睛里，全是西湖的山水，全是空灵二字！
且看这一段《海艳》中的描写——
船在水中行走。塔在水中映。树在水中浮。山在水中弯。这是一个淡淡阳光的下午。湖像一大片蓝色裙子，在船上人眼里飘起来，是一个舞女探身下跪撑满舞裙如伞的静姿。
二十分钟后，船靠平湖秋月，泊下来，大家上岸，拣一扇柳树荫下，傍湖的座子，泡了茶。瞿太太从船上取下两只描红花的杭式竹篮子……
瞿太太笑道：“西子的特色，就在这点柔媚无骨，女人气，假如它后面是高山峻峰，西湖山水就不再是杏花烟雨江南了……
所以在无名氏的晚年，在他离开大陆十数年之后，他最想定居的已经不是台湾，而是杭州西湖了。
而当年在杭州的岁月，他跟一批艺术家打成了一片，包括艺术家身边的女性，自然是会让他心动的。赵无极的妹妹，林风眠的女儿，等等，但是后来赵无极为何要否定他呢？可能这跟无名氏的个性很有关系，他当时也是极为张扬之人，喜欢把自己的情事私秘公开化，这一点跟郁达夫有得一拼，郁达夫把毁家诗纪拿出去发表，有人说这是抢绿帽子戴。但于郁的个性而言，他必然是会那么做的。
爱情如过眼云烟，爱情只存在于文字中。在经历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沉寂之后，七十年代的后期，无名氏突然时来运转了，因为另一个时代开始了，他也终于结束了装病蛰居的岁月。
1982年，真的爱情又一次降临到无名氏的头上，就在我从《十月》杂志上看到无名氏的作品时，港台已经刮起了一股无名氏旋风。这一年他获准得以去香港探亲，在那里他收到了一名台湾女子的信，写信者叫马福美，公开地向他求爱。后来无名氏又去台湾探望兄长，并在台北定居了下来，于是便开始了他和马福美的忘年之恋。1985年俩人结婚，是年，无名氏68岁，马福美29岁，也算是一树梨花压海棠，据说婚礼上，无名氏曾高呼“结婚万岁”，一时传为佳话。但是好景不长，围城之内很快就是吵骂不断，这时我们才发现梨花有梨花的活法，海棠有海棠的习性，两者结合在一起，摆起甫士来倒是一景，但真要油盐酱醋茶，又是何其难也——这也是所谓诗人作家难食人间烟火的一种常态吧。很显然无名氏又想过“单身生活”了，他悄悄地来了个胜利大逃亡，偷偷地从家里面一箱一箱子地把东西搬出去，这些东西中包括一些书画等。
光环褪去了。然而妻子为什么还要不依不饶呢？即使在无名氏死后，还要到处张罗出版她的《单独的新娘》，并且声明放弃对无名氏遗产的继承权，这看来不会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名或者说为了出一口气吧。无名氏生前曾责怪妻子把他几十万美元的稿费拿去做生意，但最后却什么都做不好。而在马福美的笔下，丈夫甚至不愿意妻子外出去参加社交活动，晚上回来晚了他都不肯开门。而且在马福美的书中，还专门附了无名氏给杭州一位地下恋人的十来次电话录音的光盘……夫妻间的是是非非，那种翻脸之后的恶语相伤，其实是没什么可说的，这是言情世相小说的素材，而无名氏的文字似乎已经超越了这一点。
但是有一可以肯定，无名氏一生都在恋爱，他在27岁时，就已经写出了《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而在他八十高龄时，他曾经与山东的一名在校大学女生通信过很长一段时间，两人曾以兄妹相称，无名氏还给这女生寄过钱，每次寄都是一百美元，只是说因为无名氏的信中用语过于大胆火爆，后来这个女生把他的信给烧了。后来无名氏把他的部分书信也整理发表了。这女生现在也早过了而立之年，据说也尚未婚嫁。
正如黄昏恋就是初恋似的，诗人一生都在恋爱。更为希罕的是，我们现在读无名氏各个时期的文字，特别是他晚年的文字，觉得他八十岁写的文字跟二三十岁时写的文字没有什么区别，除了经常提醒自己已经垂垂老矣之外，他的抒情还是一如既往地汹涌澎湃，所以我以为读他的小说，最好是青春期去读，人到中年之后，他的文字就很难再看进去了，他的那种华丽恣意，他的浪漫气质，我不敢说空前，但似乎是绝后的了。比如他写过一文，曾经谈到两百年后杭州的生活。当时无名氏曾往返于海峡两岸，跟各地出版社谈出版事宜，而且他都已经打算在杭州买房定居了，因为他觉得杭州这个地方相对比较安静，适合他的写作生活。在他的想象中，两百年后的杭州一半都是花园，人都住在半空中的房子里，人们都过着一种带着电子芯片的生活……
这位一生都在恋爱的作家，与马福美结婚时除了高喊“结婚万岁”时，还曾当场赋诗——她是一条船，悠悠驶入我的港湾；这一刻，宇宙像一朵玫瑰，静静在我心园里开放；这一刹，幸福像一道闪电，悄悄亮在我身边……这至少是席慕蓉的水平吧。无名氏喜欢用“宇宙”一词，他写的爱情故事乍看之下带有浓重的言情色彩，如鸳鸯蝴蝶派一路的风格，然而他又确实不是鸳鸯蝴蝶派。深究他的整体风格和追求，那是有着浓重的思想家般的追寻和探索的，他的两百六十万字的《无名书》就是在探索他的宇宙观，只是笔者也没有完全能读完他的书，因为实在是读不下去的。他特立独行又自视甚高，在他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没有人能超过他的了。夏志清教授说“《无名书》是毛泽东时代单一作家完成的最辉煌的作品”，更有学者说这是新文学诞生以来最伟大的小说，也有说他的《无名书》可与但丁的《神曲》和歌德的《浮士德》媲美……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的作品看不下去是有道理了，因为我现在也还看不懂《浮士德》。
历史自会评说。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和他同时代的作家相比，他不拿国家一分钱，不管在什么时代和环境里，他都坚持写作，包括他曾在杭州的尼姑庵里苦行写作，1949年到1982年，他也曾在杭州坐牢和下放劳动，但都不放弃写作——从这一点上来说，无名氏比起那些体制内的作家要独立多了。据说他写《无名书》用了十五年的时间，其书稿也曾被抄家抄去过，但后来竟然奇迹般地被发还回来了。他当时曾经恳求来抄家的人，不要把那些“废纸”拿走，因为他是要用来发煤球炉子的。这些“废纸”就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写作的心血，然后又是不间断地偷偷寄给香港的兄长，据说曾经用过十几个不同的地址。如是这般，他的二百六十万字的《无名书》才得以陆续出版。
直到1981年，他被浙江省文史馆聘为馆员，每月工资六十元，但他还是不愿无功受禄。因为其兄弟等在港台等，他自然也成了统战对象，当有关方面负责人找他谈话时，他有过六点意见，第一他坚信自由创作；第二他认为过去并未且从未犯过错误；第三他不想做国家干部；第四他也不想拿政府的钱……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无名氏都是一个奇人。1949年后他自己没有经济收入，但是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有教幼儿园的妻子时，他用妻子的工资，然后他就靠海外兄弟的接济，虽然我们无法知道他的生活境况，但从他留下的文字中，家里仅一桌一凳一煤球炉子来看，生活还是如当时的普通居民般清贫的，但是在清贫的生活中，他保持着清洁的精神。
倒是后来，在他海外拿的稿费越来越多时，他的精神可能起了质的变化。至少他对钱的态度，发生了质的变化。
无名氏去世后，人们对这位一生都在恋爱的作家褒贬不一，包括他的好朋友也说他人生有三大悲剧的因子，一是好名，二是好利，三是好色，这似乎讲得都有道理，包括他为稿费的事情，后来都跟兄长反目；而针对龙应台等人对他作品的不佳评论他更是跳暴如雷。但是你仔细想想，我们普通的凡人能逃脱好名好利和好色这三项吗，而诗人作家更是在名利场中滚打的人，又岂能免乎？至少无名氏身上，他对名和利，对色的追求从来就没有放弃和掩饰过，当然，他的大半生都是落魄的，一代情圣的晚年有过幸福但也有过悲哀，只是他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自己的后事，就突然离世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他还在忙于跟各剧组联系，洽谈影视改编等事。其实早在几十年前，他的《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都被搬上过银幕，只是现在很难找到这些片子了，或许以后会在碟市上找到DVD的版本。
诗人一生都在恋爱，换句话说，可能诗人一生都没有长大，他的一生都是青春期——这是我对无名氏的最直观的印象。至于他的作品，既是他本人的罗曼史，又是人类罗曼史的一个章节吧。至于说人一宽脸就变，忍得住寂寞又忍不住荣华，在什么地方说什么话，或者说说话不算数，这大概也都是文人的毛病吧。环境宽松了，也就不当一回事情了；如果什么都拔高来看，那么无名氏盖棺也未必能安耽的。
而且一生都在恋爱，跟一生都在创作，其中肯定有着必然的关系。好多评论者说，中国作家的成名作一般也都是初女作，一般作家过了三十岁之后就难出好作品了，且不要说到六七十岁还创作长篇小说的，评论者也说到了体制等问题，但是我想，这跟一个作家体内荷尔蒙是否有关呢？一生都在恋爱，说明其荷尔蒙的活跃和蓬勃，反之只靠写写回忆录和工作报告那是不需要激情的。创作是需要欲望的需要动力的，恋爱就是其中的一大动力。所以一生都在恋爱的人，也等于说一生都在创作，无名氏就是这样一个作家，这样一个男人。
在汉奸悖时的当口，张爱玲嫁给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在资本主义的国度，她嫁给了一个曾经的共产主义信徒。实际上，她的两次婚姻，都只是嫁给了两个文人，而且汉奸在任何时代都是不耻于人类的，至于说信仰之类的，于人家老外可能并不是终身制的。所以我的结论是：文人不可靠，一个女文人嫁一个男文人，尤为不可靠；而老男人则更不可靠，虽然老男人很可爱，但是你得准备好，他会随时抽身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