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由于这种饲料质量好、价格低，销售量终于超过了泰国与四川合资的正大牌饲料，跃居四川省第一。在这一年，他们还根据中国农村运输不畅、资金少、农副产品及青杂饲料种类繁多的情况，研制成功科技含量很高的浓缩型饲料“希望精”，当年投产产值就达2000多万元。
面对这一大好局面，刘永好乘胜追击，迅速扩大自己的生产能力。到1990年元月，饲料的月销量达到了创纪录的4000多吨，大大地超过了成都正大有限公司。1990年3月底，“希望”月产饲料4500吨，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饲料厂，确立了“希望饲料公司”在西南三省的饲料主导地位。
1991年，仅有100多名员工的新津希望饲料厂产值突破亿元大关，实现利税1000多万元。此后，“希望饲料研究开发”项目被列入国家星火科研计划，获得国家级星火计划评比二等奖。
作为希望集团发祥地的古家村彻底翻了身，成为了四川省首批的亿元村。村里70%的农民参与了希望集团的各项事业，1993年全村工农业产值达2.65亿元，户年均收入2万元，跃居四川省的首位。千年未有的大变化的古家村，一改贫穷落后状况，在私营企业家刘永好兄弟的努力下实现了。经四川省政府批准，新津县古家村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以私营企业为依托的私营经济开发试验区——希望城。
1.推广“希望模式”
希望的迅速崛起，靠的不是运气，而是抓住了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吃肉”市场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大市场，而在“造肉”的价值链条中，饲料正好是最适应于企业经营的产品。
“到现在，仍然很难想象经过那么多风风雨雨之后，我终于见到民营企业得到这么广泛的认同，而我的企业拥有今天的成果，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我很感激。”刘永好简短朴实的话语并不能掩盖创业的各种辛酸，人们常说“江湖险恶”，在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里，市场经济这个急流险滩让这个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经历了“真实的江湖”。
1992年对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是有巨大意义的一年。邓小平“南方会谈”强调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切不可丧失机遇。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当时的形势下，被称为“国家队”的国有企业，允许同外资企业进行“嫁接”，小的国有工厂还可以公开租赁、拍卖给私人，转为私有制。
看起来，这种政策化的变化，正显示着公私两种企业“杂交”的社会条件已经开始成熟。邓小平提出的市场经济理论，对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开拓了更加宽广的道路。刘永好心里猛然掠过一种预感：新一轮的发展机会，已向希望集团走来。
刘永好兄弟经过一番讨论后，把公私合资的企业叫“杂交组合”，推出了他们的“希望模式”。并总结当时国内经济体制的利弊，提出了“国有私营，优势互补，共求发展”的思路，发展股份制，并开始新的试验。
杂交一词，在《辞海》上的解释是指，遗传性不同的生物体通过交配，使优良性状结合于新个体的过程。杂交育种在农业上广泛应用，杂交水稻、杂交猪都显示出比母体、父体更为突出的优势。接受过高等教育，并深知育种学的刘氏兄弟，把杂交的意义从生物学引到社会学、经济学领域，那就是是将国有企业雄厚的固定资产、购销渠道、人缘关系及技术管理人才，同私人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经验、机制、商标和资金，组合进新的企业里。
刘永好说：“这姓公的三大优势同姓私的四大优势‘杂交’在一体，就不是叠加效应，而是惊人的指数效应了。”希望集团以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和资金入股，国有企业以厂房、设备等有形资产入股，双方合资组建新的企业，由希望集团派员工按照私营企业运营机制和管理模式实施组织管理。
通过合资、兼并国有企业变为混合经济企业之后，企业的活力增加了。新的企业制度从一开始便发挥出了它的优越性，在一般情况下，合营企业从建立的两到三个月就可以赢利，两年左右就可以赚回一个新厂。
“希望模式”的提出，刘永好兄弟就开始了他们的“杂交”之路，为希望集团的发展到来了新的突破。1992年5月14日，刘永好和二哥刘永行乘飞机路经湖南到江西。他们刚刚在长沙下了飞机，就见朝他们走来了一些领导人物。还没弄明白来由，就有一个人上前介绍说：“我就是汨罗市粮食局局长，打听到你们将路经湖南，特地等候在机场找他们协商合资的事宜。”
原来，汨罗市创办的两家国有饲料厂，正希望同“希望”杂交。两兄弟知道了局长的来意后，马上连夜赶到汨罗市考察，翌日就签定了合资协议。15日晚，两兄弟又赶到了邵东县，出钱买下了另一个已经连续亏损五年的饲料大厂。直到第四天，才赶往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江西南昌，签完拟议中的合资合同。到了第七天，他们又在武汉签约后，带着沉甸甸的收获打道回府了，两兄弟已与湘、赣、鄂三省四地签下四个合资协议。
刘永好的眼睛又注视到了长江流域。他预料到这条“东方之龙”肯定会有腾空之日。此时，并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处于“龙头”位置的华东地区。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学者曾预言，比起中国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对全国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要大要强得多。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内，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也说：上海人素质好，条件优越。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开发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流域就大不一样了。
当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作出开发浦东的决策之际，希望集团就顺应了这个政策“大气环流”的变化，迅速调兵遣将，将“杂交工程”推进到大上海。在上海和浦东两个“希望公司”的建成。
希望落户上海以后，上海市政府于1993年7月在上海嘉定希望公司所在地建立了中国第二座希望城——上海希望私营经济城，并聘请了刘永好为上海希望私营经济城名誉董事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邦国听取了为“希望”落户上海的刘永好的汇报，并为“希望城”题写城名。二十多家媒体，争相采访刘永好。上海电视台主办的王牌节目“三色呼拉圈”的主持人连打七个电话邀请，破例用一个小时的黄金时间播放他的专题节目。
1993年3月份投产的上海希望饲料公司当年产销希望饲料25000吨，产值3000多万元，实现利税300多万元。在当年5月签约、6月投产的南昌希望饲料公司，产量比原来增加了三倍。仅南昌一方，1993年12月一个月获得的利润，竟超过了合资前一年的总利润。
1993年，希望饲料在中国西部饲料市场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并且在长江沿岸十几个城市打开了销路。所有这一切，对长江沿岸私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希望饲料的生产基地，已经形成沪、赣、湘、鄂、渝几个“杂交”公司的对接之势，使希望集团实现“东西联动”、“龙头龙尾相连”，在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带上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沿着在历史的走过的脚印，刘永好兄弟的命运也在变化。希望的不断发展，让我们看到中国私营经济在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上，实现了大的突破。“这其实不是一个经济奇迹，而是一个政治上的创造，”刘永行说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就像一把重锤将一块大石头砸碎，而希望集团就如同碎石下的一粒种子，迎着渗入石缝的雨水成长。”
希望集团十一年前那一千元“原始积累”已经发生“热核聚变”，资产已经达到了一亿多元，增值了三十万倍。刘永好兄弟和他们的企业大红大紫，犹如点火的火箭，直刺苍穹。有人认为希望集团的腾飞是个谜。早在十多年前，刘永好就心揣做老板的美梦，但好梦难圆。当专业户的十一个年头里，前八九年只有七个企业，资产不到一亿，而短短的最近两年，
对于这个问题，从客观上来讲，都是“杂交”战略起了关键的作用。刘永好“杂交”工程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杂交理论并不在于杂交从生物学界到企业界的引伸，而在于他“风起于青萍之末”时就观测到了时代气候的晴雨冷暖，他了解了国家政策的变化动向。对政治的敏感，使他一次次从中国的经济大潮中乘风破浪，百战百胜。这样，他才能在众人尚未顿悟之日，运用他长期积蓄的优势，将“杂交”理论迅速付诸实施。这便是杂交之妙绝处，便是刘永好能够知人之所知，为人之所未为的奥秘所在。
机遇并不偏爱于刘永好，只会对基础好实力强的人情有独钟。只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历史已经让公有制经济同私营经济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刘永好把握捕捉了稍纵即逝的最好的发展机遇，也得益于他发展积累的的经济技术实力。“希望”开始的前八九年，尽管并不出众，但它的根基已经深深地扎进了中国大地：脚踏实地地办工厂，搞科研，创品牌；养殖业和饲养业连接着中国的八亿农民，同时同三亿城里人的菜篮子息息相关，“希望”装在了用户的心中，市场有属于它自己的领地。唯其如此，“希望”才能在国家经济调整改革的阶段，开足马力发展生产，积累集聚资本，一有新的发展机遇，便会立即振翅扑腾过去。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希望集团在全国各地共建立了12家独资、合资企业，年生产饲料能力达到100万吨，产值高达15亿元，产品销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并出口到俄罗斯、越南、韩国等地。希望集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饲料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