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中古近古东北亚文学主要是指日本和朝鲜的文学。
日本列岛大约在纪元前后开始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公元8世纪初，定都奈良，史称奈良时期。日本原来没有文字，文学创作依靠口耳相传。5世纪中叶，开始采用汉字记载日语。8世纪初叶，出现了两部比较完整的著作：《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古事记》（712）是以汉字表意和注音的方法写成的，内容分帝纪和本辞两部分，帝纪记载历代天皇的概况，本辞则是神话、传说、故事和歌谣的汇编。天皇下令编纂这部书的目的，本是为了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绝对权威；而作为一部神话、传说、故事和歌谣集，它又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日本书纪》（720）具有正史性质，历史价值较高，但文学价值却不如《古事记》。
8世纪中叶先后编成的汉诗集《怀风藻》（751）与和歌集《万叶集》（详见本章第二节）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两部诗集。前者固然不乏优秀作品，但是由于主要表现君臣行幸、从驾、应召一类的生活，所以多数作品现实性不强，格调也不很高。后者反映社会生活深广，风格比较质朴、清新，充分显示了古代日本民族的艺术创造力，因而足以代表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水平。
平安时期（8世纪末—12世纪末）日本文学发展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假名文字的创造。假名由汉字改造而成，可以自由地、准确地记录日本语音。假名的作用在诗歌领域首先发挥出来，即汉诗的正统地位渐渐动摇，和歌重新抬起头来。虽然这时仍有天皇敕撰汉诗集问世，但是引人注目的却在和歌方面。913年，第一部天皇敕撰和歌集——《古今集》编成。全书20卷，收入自《万叶集》以后至当代的作品。其后，敕撰和歌集日趋隆盛。《古今集》和它的续集《后撰集》（951）、《拾遗集》（1006）合称“三代集”；“三代集”又和以后的《后拾遗集》（1086）、《金叶集》（1127）、《词花集》（1151）、《千载集》（1188）、《新古今集》（1205）合称“八代集”。从形式上看，和歌确实夺得了宫廷正统文学的宝座；但从实质上说，和歌反而从此逐渐丧失了生命力。
平安时期文学的主要成就不在诗歌方面而在散文方面，物语、日记、随笔等新的散文文学得到飞速发展。
物语起初是在神话传说、故事、童话等民间口头创作的基础上产生的，以后又不断从这些民间口头创作中吸取素材和营养，成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物语文学初期存在两个不同流派：一是传奇物语，即富有传奇色彩的物语；二是和歌物语，即以和歌为中心的物语。传奇物语的早期代表是《竹取物语》，和歌物语的早期代表是《伊势物语》。其后，传奇物语与和歌物语逐渐合流，10世纪后期产生的《宇津保物语》可以说是合流的过渡作品，而出现在11世纪初的紫式部的《源氏物语》（详见本章第三节）则是一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统一的杰作，足以代表这一时期物语文学的最高成就。《源氏物语》之后，又出现了一系列物语作品，但唯有说话集《今昔物语集》（约1120）具有较高价值。
第一部用假名文字写成的日记文学作品是纪贯之（872—945）的《土佐日记》（935）。此后的日记文学作品，几乎都出于贵族妇女之手。这些作品通过作者的亲身体验，表现她们的生活状况，反映她们对于男尊女卑观念和一夫多妻制度的不满，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主要有《蜻蛉日记》（约794）、《和泉式部日记》（约1008）、《紫式部日记》（约1010）和《更级日记》（1060）等。
随笔文学的代表作品是清少纳言（966—1025）的《枕草子》（996）。全书共约三百段，可以分为类聚、日记、随想三部分，描绘自然景物，回忆后宫生活，抒发个人感受，笔调明快，感觉敏锐。
12世纪末，得到全国武士支持的新政权机构——镰仓幕府成立，中经南北朝对立，直到室町幕府灭亡，前后共四百余年。在这期间，表现皇家贵族生活、适应皇家贵族需要的贵族文学被表现武士生活、适应武士需要的武士文学取代，此外平民文学也逐渐抬起头来。
这个时期文学的特色之一是战记物语的兴盛。镰仓时期是在激烈的战乱中开始的，武士们是通过激烈的战斗登上政治舞台的，所以反映战争生活的战记物语活跃起来，并且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最初的战记物语作品是《保元物语》和《平家物语》。战记物语的代表《平家物语》（1201—1221），记述1156年至1185年间源氏和平氏两大武士集团在中央和地方争夺权力的兴衰始末，反映从平安时期向镰仓时期过渡、从贵族掌权向武士掌权转化的历史进程。这部作品在文体方面也有所创新，日文汉文交织，韵文散文并列，雅语俗语杂陈，读来音节铿锵，朗朗上口。《平家物语》之后，战记物语继续出现，其中以《太平记》（1372）较为出色。
随笔和日记文学也有一些佳作产生。为了躲避乱世，不少人移居山林，成为隐者，随笔文学应运而生。鸭长明（1155—1216）的《方丈记》（1212）和吉田兼好（1283—1350）的《徒然草》（1330—1331）最为有名。前者描述居于乱世之苦和隐遁山林之乐；后者表述关于自然、人生、趣味之类的随想。日记文学应当举出《十六夜日记》（1280）。作者阿佛尼（？—1283）为了解决家产继承问题，从京城到镰仓，这部作品便是她的旅行日记。
戏剧文学的出现是这个时期文学发展的新因素。日本过去没有戏剧，这时受到中国戏剧的刺激，开始产生“能”和“狂言”，构成初期的戏剧。观阿弥（1333—1384）和世阿弥（1363—1443）父子被认为是能乐之集大成者。
进入江户时期（17世纪初—19世纪后期）以后，随着商人和市民的增多，商人市民文学也就在诗歌、小说和戏剧方面逐步成为主流。不过，这时的商人市民文学一面呈现出群芳吐艳的景象，一面也孕育着颓废腐化的危机。
占据这时诗坛中心地位的是俳句。俳句由和歌变化而来，最初作为余兴吟诵，以后独立出来成为一种新的诗体。松永贞德（1570—1653）首先倡导俳句，使之推广于世，被称为贞门。西山宗因（1605—1682）继之而起，创立了谈林派。随后，松尾芭蕉（1644—1694）在继承贞门和谈林两派的基础上形成独自的风格——蕉风，把俳句推上了更高的境界，因而荣获“俳圣”之美称。芭蕉以后，有名的诗人是与谢芜村（1716—1783）和小林一茶（1763—1827）等。
小说方面的主要形式是浮世草子。浮世草子是以表现现实生活为内容的小说。井原西鹤（1642—1693）是它的代表作家。西鹤本身是个商人，所以他不大看到商人生活的消极面，对商人抱肯定态度，对生活持乐观态度。他的作品很多，主要有两类：属于商人小说的，有《日本永代藏》、《世间费心机》等，描写商人发家致富、破产衰败的故事；属于色情小说的，有《一代好色男》、《五个好色女》、《一代好色女》等，描写以妓院为中心的放荡生活，肯定商人旺盛的生活欲望。
净琉璃和歌舞伎是这时戏剧方面的主要形式。净琉璃本是由说唱艺术发展起来的木偶戏，歌舞伎则是由舞蹈演变而来的歌舞剧。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5）的作品标志着当时戏剧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他一生写过一百多种净琉璃剧本，二十余种歌舞伎剧本。净琉璃方面又可以分为历史剧和社会剧两类。历史剧如《景清出家》和《国姓爷会战》，前者取材于《平家物语》，描写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复仇故事，表现武士的英勇精神；后者写的是我国民族英雄郑成功恢复明朝的斗争。社会剧直接反映现实社会的商人生活，表现社会上的金钱统治与人们争取自由幸福生活愿望的矛盾，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代表作有《曾根崎殉情》和《天网岛殉情》等。
朝鲜进入阶级社会大约是在公元1世纪前后，当时形成了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的局面。朝鲜文学史的开端可以上溯到公元1世纪以前，主要形式是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祷词、歌谣等。进入三国时期（约1世纪—9世纪）以后，汉字传入朝鲜，书面文学随之产生，有的直接采用汉文形式，有的则用汉字记载朝语。汉文文学方面以崔致远（857—？）取得的成就最大，但他的作品散失很多，只有《桂苑笔耕》20卷和收在《东文选》等书中的少量诗歌保存下来。在一系列诗歌中，他对社会的黑暗和丑恶加以讽刺，对被压迫者表示同情，表现了鲜明的爱憎和高洁的人格。他被公认为汉文文学的奠基者。国语文学的发端是一系列新罗乡歌的创作。这类作品据说数量很多，但是目前仅存25首。其中有的是民间创作，有的是文人创作；有的描写世俗生活和风土人情，有的赞美佛法。
高丽时期（10世纪初—14世纪末）文坛的主流是汉文文学，尤其是汉诗。其中以李奎报和李齐贤最负盛名，二人被誉为高丽文学的双璧。李奎报（1169—1241）一生写过近万首诗，可是保存下来的只有2 000余首，名篇有《东明王篇》、《代农夫吟》等，前者描述高丽始祖东明王的开国业绩，后者诉说农村的贫困和农民的苦难。李齐贤（1288—1367）也写有大量诗词，并在写景诗（如《蜀道》、《金刚山二绝》）方面自成一格，备受后代诗人推崇。与此同时，国语文学的形式则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民间歌谣（高丽歌谣）、文人诗歌（翰林别曲、时调）、传记文学（如金富轼的《三国史记》）、传说（如一然的《三国遗事》）、小品文、杂录和诗话等都取得了一定成果。
1444年朝鲜文字“训民正音”的创制，是李朝时期（14—20世纪）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国语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首先是国语诗歌获得了蓬勃发展。国语诗歌的主要形式有时调和歌辞。时调最初产生于高丽末期，李朝时期逐渐构成一种定型诗体。尹善道（1587—1671）堪称时调名家。他的名篇《山中新曲》和《渔夫四时词》等，都是出色的风景诗，感情饱满，笔法细腻，生动地再现了四时景物的变化。歌辞受到时调影响，形式较为自由，长短可随内容而定。郑澈（1536—1598）是歌辞初期的代表。他的代表作《关东别曲》和《思美人曲》等，写景细致，抒情大胆，语言生动，形式优美。朴仁老（1561—1642）继续从事歌辞创作。他的作品往往与战争有关，充满爱国精神。主要作品有《太平词》和《船上叹》等。
其次是国语小说取得了重大成就。许筠（1569—1618）是国语小说的第一位重要作家，其代表作《洪吉童传》写的是农民起义领袖洪吉童组织活贫党惩办贪官，劫富济贫，并在海岛建立理想国的故事。金万重（1637—1692）进而将国语小说推向成熟，他的《谢氏南征记》和《九云梦》对后世小说产生了很大影响。18世纪以后，国语小说更加繁荣兴旺，《兴夫传》、《沈清传》和《春香传》（详见本章第四节）等都是在民间创作基础之上加工而成的。《春香传》位于三传之首，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不愧为国语小说的代表作。
李朝时期的汉文文学仍然为文人所重视。汉诗的内容结合现实更加紧密，反映现实更加深刻。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8世纪前后进步文学流派——实学派兴起，实学派的代表作家朴趾源和丁若镛在汉文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朴趾源（1737—1805）在小说和散文领域成绩卓著。他留传下来的小说共有九篇，数量不多，篇幅不长，但篇篇均为佳作，思想深邃，言简意赅，耐人寻味。他的散文集《热河日记》被誉为朝鲜古典文学中最优秀的旅行记。丁若镛（1762—1836）一生写有2 500余首汉诗，其中有的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如《述志》），有的描述百姓所受的苦难（如《奉旨廉察到积城村舍作》、《饥民诗》），有的揭露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如《猎虎行》、《狸奴行》、《龙山吏》），有的提出改革社会的理想（如《夏日对酒》）等。
由于地理环境、民族性格以及其他种种因素的关系，自古以来日本、朝鲜的文化文学同当时历史比较悠久的中国的文化文学有着密切的交往，受到中国文化文学的深远影响，因而也就使得日本、朝鲜的文化文学之间形成了一定的联系，产生了某些共同性。
在语言和文字上，日本和朝鲜起初都没有自己的文字，以后都采用汉字注音、表义，最后都借助汉字创立民族文字；与此同时，大量的汉语词语融入日语和朝语之中，成为日语和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在日本和朝鲜文学史上，都曾长期存在汉文文学和国语文学并立的现象。
在文学创作的内容和形式上，日本和朝鲜的作家常以中国文学为规范，在思想、题材、体裁、格律、语言、典故等方面向中国文学学习，从中吸取营养。当然，那些优秀的作家都是既善于学习外国的长处，又善于保持本民族的传统的，所以他们所写出的作品仍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在作家的世界观和作品的思想性上，日本和朝鲜文学都受到中国的儒家思想和从中国传过去的佛教思想的深远影响。自然，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所起的作用也有变化。
第二节 《万叶集》
《万叶集》是日本第一部和歌总集，它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些类似于《诗经》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关于“万叶”一词，日本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或说“万语”之意，表示内容丰富多彩；或说“万世”之意，表示生命万古长新。至今没有定论。全书共收入和歌4 500余首（由于根据的本子不同，对相近作品看做一首还是两首的计算方法不同等原因，所以统计出来的数字有出入，相差200余首），分为20卷。关于本书的编者和编辑年代，缺乏确切资料。从各卷体例极不一致的情况来看，可以确定本书各卷并非经由一人之手编成。全书编者到底是谁，历来众说纷纭；但多数学者认为，大伴家持参与其事是无可怀疑的。760年前后可能已经大体编成，后来有人又作了修订。
《万叶集》原来完全是用汉字写的，以汉字记述日语的音或义，用法十分复杂，被称为“万叶假名”。这种假名后人很难读懂，于是历代许多学者不断注音、注释，逐步改为现代汉字和现代假名混合的文体，完全使用汉字的本子已经湮没不传。
《万叶集》中的和歌，就内容来说，大体上可分为相闻、挽歌、杂歌三类。相闻是互相闻问的意思，是表示男女相爱、长幼相亲等的作品。挽歌是哀悼死者的作品。杂歌包括范围很广，凡不属于上述两类的作品都属此类。就形式来说，分为短歌、长歌、旋头歌、佛足石体歌四类。短歌每首31个音节，分五句，各句分别为五、七、五、七、七。长歌句数不限，可以看做是短歌的复合；长歌后面往往附有反歌，用以概括长歌大意，或者补充长歌未尽之意。旋头歌和佛足石体歌与短歌差别不大，旋头歌为五、七、七、五、七、七，佛足石体歌为五、七、五、七、七、七。
《万叶集》中最早的作品大约写于4世纪上半期，最晚的作品则作于759年，上下经过400余年；不过其中年代分明的作品，多数产生于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的130年间。这时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已经建立，贵族充任各级官吏，全国划分为国、郡、里；经济上实行班田制，按年龄、性别分配土地，课以租、庸、调。这些制度和政策在开始阶段对于生产发展曾经起过促进作用。但是，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并且日趋尖锐。这表现在皇室贵族生活奢侈腐化，不断迁都，大兴土木，加之战乱频繁，人民受到沉重压迫和剥削，大批逃亡，造成班田制的破坏和庄园制的发展；随着班田制的没落和庄园制的兴起，天皇势力渐次衰落，贵族势力渐次增强，双方夺权斗争愈演愈烈。《万叶集》对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面貌有所反映。
《万叶集》诗歌的作者，上有天皇、皇族、贵族、官吏以及专业歌人（以上一般是署名作家），下有士兵、农民、渔民、妓女、乞丐以及行吟艺人（以上一般是无名作家），几乎包括了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的人。
署名作家的创作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初期、中期和末期。
万叶初期一般是指7世纪末叶以前的300余年间，为日本古代抒情诗开始确立的时期。这个时期虽然很长，可是保存下来的作品不多。尽管如此，其中颇有一些内容充实、气魄雄大、感情明朗、风格典雅而又朴素的佳作。舒明天皇、天智天皇、有间皇子、天武天皇、额田王、高市皇子、但马皇女等是这时有代表性的歌人。这些歌人虽然大多是天皇和皇族，但是由于他们当时尚处于创业阶段，所以显示出一定的艺术创造力。
万叶中期包括7世纪末叶至8世纪初期的40余年，是名家辈出、名作迭起的时期。大津皇子、柿本人麻吕、高市黑人、川岛皇子、圣武天皇、大伴旅人、山上忆良、山部赤人、高桥虫麻吕和坂上郎女等是这时比较重要的歌人，其中柿本人麻吕、大伴旅人、山上忆良和山部赤人都能各自代表一个方面。
柿本人麻吕（？——约708）是《万叶集》中最早出现的专业歌人。他大概是宫廷歌人，所以很多作品都与天皇、皇子、皇女有关；最后似乎任石见国地方官，并且死于该地。他通晓日、汉文学，信仰佛教，敬畏神灵。他在诗歌方面造诣很高，既长于长歌，也长于短歌，尤其善于自由运用枕词、序词、对句等修辞手法，感情深厚，格调高亢，颇有动人力量。他的作品大多含有悲剧色彩，悲叹生离死别是他经常表现的主题。他一生写有长歌20首，短歌75首；其中以《从石见国别妻上京时歌二首并短歌》和《高市皇子尊城上殡宫之时作歌一首并短歌》最有名气。
大伴旅人（665—731）出身名门贵族，官位很高，死时67岁。他一生官运亨通，但也不得不陷入大伴氏和藤原氏的纠葛之中，不能不感到自己家族的没落，因而产生无限的哀愁。他长于短歌，特别是抒情短歌，如《赞酒歌十三首》，以平易的风格和轻快的韵律抒发自己内心深处哀怨和苦闷的感情，不过缺乏柿本人麻吕作品那种激动人心的力量。他的作品有长歌1首，短歌70首。
山部赤人（？—736）是圣武天皇朝廷的下级官吏。他擅长写短歌，擅长描绘自然景物。《望不尽山歌一首并短歌》是他的名作，其中以清新、雄浑的笔调描写富士山的风光，表达热爱乡土、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他并未直接抒发主观感受，仿佛自己已经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之中。他共写有长歌13首，短歌37首。
万叶末期是指8世纪中叶约20余年的时间。这时的万叶歌风已经渐趋没落，作品在内容上大多逐渐脱离现实，吟风弄月；在表现上过度注重形式，偏于纤巧。这些弱点不仅在汤原王、笠女郎、阿部女郎等人身上有所表现，而且就连名气最大的大伴家持也未能幸免。
大伴家持（718—785）是大伴旅人的儿子。他一生浮游于宦海，作品普遍带有感伤情调。他的和歌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其他歌人，计有长歌46首，短歌431首，旋头歌1首，连歌1首，不过其中大多数是对前人作品的模拟，并且极力在艺术技巧上下工夫。他的3首《依兴作歌》历来为人称道，被认为是登峰造极之作，其实格调并不很高，而且给人以纤弱之感。他为防人所作的歌，倒有一读之价值。他的诗风，日后为《古今集》的歌人们所继承和发扬。
在所有这些署名歌人之中，山上忆良（660—733）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一生写有长歌11首，短歌65首，旋头歌1首，汉诗2首，汉文序若干。他以“社会诗人”著称，作品大多富有思想性和社会性。这是由于他生活经历坎坷，加上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所以不满现状，并且能够推己及人，同情贫苦人民。他似乎没有歌咏自然和恋爱的诗歌，他的作品几乎都离不开老、贫、病、死之苦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万叶集》中独放异彩的歌人。《贫穷问答歌一首并短歌》是他的代表作。这首歌通过两个穷人的互相问答，诉说饥寒交迫的可怜处境，哀叹充满忧患的人生之苦。长歌的第一节是问。在一个“风兼雨”、“雨夹雪”的凄寒夜晚，一个贫苦的文士无法抵御寒冷，只好边嚼黑盐粒，边饮糟汤酒。可贵的是，他不独感到自身的痛苦，而且能够想到比自己更为穷苦的人们：
较我更贫者，
父母饥且寒，
妻儿求且泣，
试问此时节，
如何维生计？
第二节是答。这个贫苦文士尚有黑盐粒和糟汤酒聊以充饥御寒，比他更加贫苦的劳动者就简直难以维持了，不但穿得褴褛不堪，住所低矮狭窄，而且早已灭火断炊，饥饿难当：
灶上无火气，
甑中蛛网牢。
炊事似已忘，
呻吟如哀鸟。
然而，祸不单行，在这样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又有里长前来讨租派差，逼得这个劳动者走投无路，终于发出了“无术竟如斯/此系何世道”的惨痛呼声。总之，《贫穷问答歌》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处于当时社会底层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情景，从而在题材和思想方面开拓了万叶其他署名作家的作品从未涉足的新境地，达到了他们从未攀登的新高度。
民谣是《万叶集》诗歌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属于这方面的有第14卷的东歌、第20卷的防人歌，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散见于各卷的民间歌谣。这类作品不但在数量上相当多，而且代表万叶和歌的一个方面，体现万叶和歌的某些特点。民谣一般不是纯粹个人的创作，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有的恐怕是在民众兴奋的集会过程中产生的。此外，日常生活和劳动过程以及从军、服役等异常境遇，也能够进行民谣的创作和传布。在收入《万叶集》之前，这些作品一般不是像署名歌人作品那样用文字记载着，而是在口头流传着。在编入《万叶集》的过程中，又有一大部分被编者当做“劣作”删掉，保留下来的也大都经过加工修改，所以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常常不是真正的民谣，只能说是经文人删削加工过的民谣作品。
民谣中有一大部分是爱情歌谣。这类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当时人民大众的爱情生活，表达他们要求从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下解放出来和追求幸福的愿望。大约由于编者的删削，劳动歌谣极其少见，直接表现劳动人民的穷困和痛苦的歌谣更加难得。尽管如此，在爱情歌谣中用作比兴的生活素材，却包括种田、开荒、狩猎、捕鱼、种麻、养蚕、织布、制铁、畜牧、造船等各式各样的生产劳动。不言而喻，这些歌谣的风格是与皇家、贵族笔下的爱情诗迥然不同的，它的特点是健康、奔放、淳朴、直率。
防人歌在民谣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具有独特性质。防人制度（让农民服兵役、戍守国家的制度）是664年开始实行的，到757年由于百姓不堪其苦，难以维持下去，朝廷才不得不下令废止。《万叶集》里的防人歌大部分作于755年。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描写了防人的痛苦境遇，表现了他们对沉重负担的苦恼和对骨肉亲人的思念，属于防人和亲人的别离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防人歌里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不仅表达这种离愁别恨，而且还把矛头指向强制百姓戍边的人，甚至指向最高统治者——天皇，公然表示对于他们的不满。就思想的大胆和尖锐而言，这类防人歌在万叶民谣中也是不多见的。这可能是因为防人制度最不得人心，最损害庶民百姓利益的缘故吧。
《万叶集》中的民谣在思想内容上是丰富多样的，在艺术表现上也有自己的特色。虽然它们在语言上可能不如署名歌人作品那样洗练，在构思上也有类型化的地方，但是它们所显示出来的健康明朗的情调和质朴清新的风格，却自有一种魅力，非署名歌人作品所能比的。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许多署名歌人都与民间创作有着紧密的联系，不断从它们中间吸取营养，从而使自己的创作获得新的生命。
在日本古代的许多和歌集中，《万叶集》无疑是其中最出色的一部。它汇集了当时存在的各种歌体，显示了日本民族的艺术创造力，并且形成了日本和歌的独特风格。万叶风格的特色，虽然因不同的时期、地区和作者而有所差异，但是与后来的一系列和歌集比较起来，总的来说是清新、真挚、明快的。
《万叶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是研究日本古代社会的历史、风俗、习惯、思想、制度等的重要资料之一，尤其是为研究当时的语言（如文字、语法、词汇等）和文学（如长歌的衰亡、短歌的兴起等）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万叶集》对于日本的后来文学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歌集的编辑方法和分类方法等外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和歌创作的精神实质方面。历史事实一再证明，每当新的和歌运动开始兴起时，《万叶集》往往成为推动的力量。自古至今，提倡继承和发扬《万叶集》传统的歌人络绎不绝。
最后应当提到，《万叶集》也是中日友好交往最早结出的硕果之一。用汉字做记录符号，编入部分汉诗，使用中国文学的题材，仿照中国文学的分类法，受到儒家和老庄思想影响，以及收入一些直接表现遣唐使情况的作品等，都是生动有力的证明。
第三节 紫式部
紫式部（约978—1015）是日本平安时期的著名女作家，长篇小说《源氏物语》的作者。
不过，紫式部并非她的真实姓名。据说可能由于她是“紫物语”（即《源氏物语》）的作者，她父亲官居式部丞，所以人们这样称呼她。紫式部出身于藤原氏，但祖上已经降为中等贵族。她父亲擅长汉诗文，曾做过两任地方官。她22岁时，和一个做过地方官的中等贵族结婚（但她并非她丈夫的正妻），婚后两年，她的丈夫就死去了。1006年，她入宫做了一条天皇皇后藤原彰子（藤原道长的女儿）的女官。
紫式部对文学的理解也有独到之处。在《源氏物语》中，她借作品人物之口，表明了如下见解：“《日本书纪》不过是记录事实的一面而已。只有这种物语，才精细地记录了许许多多有用的事实。”她又说：“物语虽说是写某个人，但并非将那个人的事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好事也罢，坏事也罢，都是从世上实有的人的行动当中，将那些百看不厌、百听不烦的事，将那些希望传之于后世的情节，通过作者有动于衷、情不获己的感受，把它写出来的。”从这些见解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态度是非常严肃的，她认为物语担负着正史所不能担负的使命。在创作方法上，她认为不能原封不动地写真事，而是应该将那些足以引起作者创作激情的典型事例写下来，这样才能达到艺术上的真实。
紫式部的作品有三部，即《紫式部集》、《紫式部日记》和《源氏物语》。《紫式部集》是她创作的和歌集，共收各个时期和歌128首，据说是作者为了总结自己的一生而编辑的。《紫式部日记》记述1008年7月至1010年1月间，一条天皇的第二皇子和第三皇子诞生前后藤原道长家的盛况，其中有对后宫生活的详细描写，也有对人物性格和心理活动的敏锐观察。不过，紫式部的主要创作成果还不是上述两部作品，而是长篇小说《源氏物语》。
紫式部所生活和创作的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正是日本古代贵族阶级开始走向没落的时期。当时的摄政藤原道长，拥有从全国各地的庄园搜刮来的巨大财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历史上称之为“藤原氏荣华绝顶”时期。而究其实际，贵族内部却矛盾重重，天皇一族与藤原氏的矛盾，藤原氏内部各支派为取得摄关地位进行的争斗，中下层贵族对藤原氏****的不满，以及地方豪族势力的抬头，如此等等，说明整个贵族阶级正面临着危机四伏的局面。在这样的局面下，藤原氏这些大贵族及成为藤原氏傀儡的、以天皇为首的宫廷贵族，却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除了热衷于搞宫廷阴谋、争夺皇位与摄关的权柄之外，便是尽情享乐。特别是掌握政治实权的藤原氏（严格地说，应说是“藤原北家”这一支派）为了巩固他们的摄关地位，形成了一种惯例：将他们的女儿送给天皇做后妃，一旦生下皇子，就迫使天皇退位，以便挟持幼小的天皇，由自己来独揽大权。在藤原氏内部，为了使自己的女儿能获得君宠，早日生下皇子，各支派之间相互竞争，竞相招纳有才艺的中层贵族妇女做他们女儿的侍从女官，随同入宫，协助击败其他妃嫔以固恩邀宠。这种风气促使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贵族阶级有才华的女作者。
《源氏物语》共分54卷，80余万字。各卷都有卷名，如“桐壶”、“帚木”、“空蝉”、“夕颜”、“末摘花”等。各卷的命名，根据不一，有的以作品中人物居住的地方而得名，有的利用该卷中主要人物所咏的和歌中某一词语而得名，有的根据贵族的行乐内容而得名。如“空蝉”、“夕颜”、“末摘花”等，既是卷名，同时又作为作品中妇女的代称。这是因为当时妇女地位低下，一般都没有名字的缘故。
这部作品虽然篇幅很长，但实际上类似于短篇集锦，而以源氏和薰大将贯穿全篇。作品前40卷写源氏50余年的一生；第41卷只有卷名，而无本文，暗示源氏之死；第42卷至第44卷写源氏死后的一些事，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最后10卷写源氏之子薰大将的****生活造成的悲剧性事件，由于这些事件主要发生在宇治地方，所以又称“宇治10卷”。
这部作品以男主人公光源氏为中心，围绕他的生平遭际，出现相关联的男女各色人物不下400个，随着情节的展开最后到结局，不论地位尊卑，许多人都归于毁灭的命运。
《源氏物语》通过光源氏一生政治上的浮沉及他一生渔色生活的描绘，展示了宫廷贵族错综复杂的权势之争，各贵族门第之间的聚合离散，特别是整个宫廷贵族紊乱的男女关系，细致地、真实地反映了他们腐朽的精神面貌。
这一时期的男贵族们利用一夫多妻制这种落后的婚姻制度，利用这种婚姻中非常松散的男女关系（男女结合后，女方仍留在女家，并无家庭这种形式来维系男女双方的关系），以妇女为工具进行政治交易，或把妇女作为渔色生活的享乐对象。尽管这些贵族妇女被养在深闺，锦衣玉食，珠帘绣幕，由侍女、乳母围绕侍奉，自幼被教以种种贵族必备的技艺；但她们所处的地位，不过是一种高等的女奴隶而已。《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正是由于本身是个中层贵族妇女，出于自身的生活感受，出于对众多贵族妇女的同情，真实生动地描写了贵族妇女在一夫多妻制下遭受的种种不幸与痛苦。《源氏物语》通过对这些妇女的悲惨处境的描绘，有力地反映出贵族们行为上荒淫无耻、精神上空虚委靡的真实面貌。
这部作品描写的贵族妇女不下数十人，她们的命运都充满痛苦，甚至是非常悲惨的。她们自身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有的作为政治结婚的工具，由她们的父母来摆布；有的在一夫多妻制下，一任男贵族朝秦暮楚，肆意加以玩弄与凌辱。在作品中，每当这些妇女遭受种种不幸时，她们总要发出“宿世罪业”的叹息；也就是说，当她们无法解释妇女为什么总是被置于这种悲惨处境时，她们只能用“前世罪业造成今世生为妇女”的宿命论来麻痹自己。当她们痛苦达于极点，或无法摆脱悲惨处境时，摆在她们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落发为尼。《源氏物语》中有好几个妇女，最后都逃脱不了这样的结局。在最后的“宇治10卷”中，女主人公浮舟在两个贵公子都去占有她的情况下，无法摆脱自己的痛苦处境，被迫投河自尽，得救以后还是落发为尼。《源氏物语》最后以这样一个结尾来做54卷长篇故事的收场，绝不是偶然的。它象征着整个贵族妇女群体已经陷入绝望的境地，也象征着整个贵族阶级已经腐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即以源氏一生所结识的妇女来看。空蝉是个有夫之妇，她嫁给了一个老地方官，不幸可知。源氏追求她，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偷情”的好奇心；但这却引起了空蝉理智与感情的矛盾，平白给她增添了无限痛苦。幸而她理智战胜了感情，没有落入源氏的圈套。可是在她年老的丈夫死后，她丈夫前妻的儿子又来纠缠她，终于迫使她落发为尼。
末摘花的身世则更为可怜。她虽然是亲王的女儿，门第高贵，但她成人时父母已经双亡，家道已经中落。她作为一个孤女，又容貌丑陋，才艺全无。她是没落贵族妇女的典型。源氏与她结识，发现她是个丑女人后，对她仍给予经济上的照顾，完全是出于怜悯。尽管源氏没有抛弃她，但却在和她进行和歌赠答中不断嘲笑她的丑陋。源氏谪居须磨期间，她饱尝艰辛，屡遭不幸。后来虽然受到源氏的照料，可是仍然被当做取笑的玩物。
作者还在书中塑造了一个以忍从为美德的妇女形象，这就是源氏的正妻紫姬。紫姬是源氏按照自己的“理想”教育出来的妇女，是所谓“永远的理想女性”。紫姬作为一个贵妇人，不但才貌出众，而且具备男贵族所要求的忍从的“美德”。即使如此，源氏还是认为她的为人虽近于完美无缺，但还有一个缺点——嫉妒。在三公主嫁过来后，源氏贪恋新欢，紫姬表面上没有吐露一句怨言，但背地里却珠泪暗弹，把痛苦深深埋藏在心里。由于源氏一生放纵，因而紫姬心力交瘁，身体逐渐衰弱，终于在中年就死去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她几次要求源氏允许她出家，源氏不许。这说明紫姬绝不是什么幸福的正夫人，她也不过是贵族阶级纵欲生活的另一种形式的牺牲者罢了。
以上只是《源氏物语》中着重刻画的几个贵族妇女形象，其他次要一些的妇女形象还有很多。不管书中出现的妇女遭遇和结局多么不同，但她们都是男贵族的渔色对象，都是被损害者。这是毫无疑问的。
本书对于贵族政治的担当者，即那些男贵族的描写，却不像对贵族妇女的描写那样深刻。在写男贵族时，既有暴露、批判他们的一面，也有美化他们的一面；而在塑造源氏这个形象时，则批判少而美化多。
总的说来，作者在写源氏及包括天皇一族在内的其他大贵族时，除了写他们一无例外的穷奢极欲的物质享受外，还写了他们****的纵欲生活，以及他们空虚、委靡、纤弱、颓废的内心世界。书中所塑造的这些男贵族形象，一方面追求感官的刺激，拼命享乐；另一方面又总想到人世的无常，“厌离秽土”，动辄就要出家。他们在男女关系上十分混乱，但在表面上又显出一副温文尔雅的嘴脸，时常临风洒泪，对月伤怀；对妇女则柔情蜜语，如醉如痴。一遇到爱欲生活不如意时，则长吁短叹，涕泪涟涟。他们十分迷信，经常请神官、僧官、阴阳师做祈祷、诵咒。这些都说明贵族阶级的精神世界已完全处于腐朽状态之中。
作者在塑造源氏这个形象时，在很多地方加以美化。这不但表现在对源氏的仪容、才艺等方面的赞美上，更主要的表现在把源氏写成一个放荡不羁的渔色家的同时，又把他描绘为一个有始有终的人，一个博爱主义者。对源氏所结识的众多妇女的种种痛苦遭遇与处境，作者只是从“宿世罪业”的角度发出叹息，而很少对源氏有所讥评。在“玉鬟”卷的开头，作者通过一个侍女之口来评论源氏说：“他即便对那些不是他所深爱的妇女，也绝不轻易遗弃，而总要给予照顾。”为了把源氏写成这样一个人，作者描写了源氏兴建六条院这所大宅邸，并把它分成春夏秋冬四个区划，各区划中广植奇花异树，筑成假山泉水，把他一生中结识的许多妇女都收养在里边。这恐怕是作者对男贵族所抱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当然，作者在虚构这种调和世界的同时，并未掩盖隐藏在一夫多妻制下贵族家庭内部的种种矛盾与冲突。
本书虽然着重写上层贵族的权势之争以及他们的渔色生活，但它塑造的男贵族形象却并未局限在宫廷及大贵族这一狭隘的圈子内，还包括若干中下层贵族。如明石姬的父亲明石道人，就是一个利用女儿巴结上层的典型人物。源氏谪居明石以后，明石道人认为时机已到，不顾妻子和女儿明石姬的强烈反对，想方设法诱使源氏与女儿结合。后来，当得知源氏和明石姬所生的女儿生下皇子，并被立为东宫太子时，明石道人欣喜若狂，以为自己现世的希望完全得到满足，剩下的唯一愿望就是死后进入西方极乐世界了。小说通过明石道人这个形象，活画出“摄关政治”时期贵族的丑恶灵魂，他们以女儿为奇货，利用女儿向上巴结，以便满足自己对地位、权势和财富的欲望。他们不但执拗地追求现世的欲望，还想死后继续过享乐的生活，这正说明他们作为剥削者的极端贪婪和自私。
《源氏物语》不但真实而具体地展示了平安贵族奢靡生活的长幅画卷，给后世提供了一般史书所不能提供的贵族阶级内面史；而且在艺术成就上也独放异彩，灿然屹立在日本古典文学的群峰之上。
这首先表现在对作品人物性格的精细刻画上，表现在对隐微的爱欲心理的描绘上。作为主人公的源氏，在他的爱欲经历当中，充分显示出他那内向的性格。作为处于由盛转衰的平安贵族的典型，源氏这种思前想后、多情善感、柔弱纤靡的性格特征，恰恰反映了当时贵族阶级已经失去前一时期（奈良时期）处于古代国家上升阶段那种进取有为的精神境界，已经变成一群柔弱无力的、动辄陷于冥想或低回瞻顾的人物。这种性格特征，必然给他们带来种种纤细隐微的内心世界的起伏。比如在描写源氏将夕颜带往一所废邸的那段描写里，源氏一方面陶醉在与夕颜的爱欲旋涡里，一方面内心里想的却是父帝如寻他不着，将会如何惊慌；同时又想到他所新结识的另一个妇女——六条妃子，如果得知他与夕颜的缱绻，将会如何嫉妒得发狂；最后则又想及六条妃子的嫉妒，也是理所当然。作者始终使用这种细微的心理描写来刻画源氏思前想后的性格特征，这就难怪人们认为《源氏物语》在描写男女爱欲的隐微心理方面，已摩近代心理小说的壁垒了。
作者在描写众多贵族妇女时，极力赋予每个人物以鲜明的性格特征。伊豫介的后妻空蝉之明敏而富于自我克制的性格，没落亲王的女儿末摘花之古板及执一而终的性格，以及明石姬之稳重、紫姬之贤淑、葵姬之偏执等等，所有这些性格特征都写得鲜明而可信，都与她们各自的不同身世、处境相吻合。即使写那些在某些方面处境相似的人，作者也善于突出她们各自的鲜明性格来说明她们最终导致的不同结局。如在“夕颜”卷中，作者同时写了两个与源氏情交的妇女——夕颜与六条妃子，前者是个弃妇，后者是个寡妇。她们在结识源氏之前，都已有过男女关系的不幸遭遇，都抚育着一个幼女，都度着凄凉的岁月。但当她们与源氏结识后，却由于性格各异，形成了两个迥然不同的形象。夕颜的婉转依人、婉约温顺的性格与六条妃子将热情压抑在内心，一旦爆发出来立即化为火焰的性格，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而这两种迥异的性格，恰恰说明为什么她们与源氏结识后走向了两种不同的结局。动辄依人摆布的弱女子夕颜，最后在源氏轻率的举动中暴亡；身份高贵、性格执拗的六条妃子，在痛恨源氏薄情之余，毅然割断情缘，随女儿离京南下。这说明作者在描写同是贵族妇女所遭受的悲惨命运时，总是在她们身上赋予鲜明的性格特征。
作品另一个很重要的艺术特色，在于利用环境描写来渲染情节所需要的气氛。在描写源氏执拗地追逐夕颜时，作者着意渲染了源氏以高贵的身份，微行到夕颜的家中时，侍女、乳娘众目睽睽的气氛，并在这种气氛中突出了源氏那种急于偷情而不可得的焦急心理。在描写夕颜暴亡时，作者着力渲染了废邸中阴森怪异的气氛。在描写末摘花失去源氏这个经济靠山之后的处境时，则着力渲染了末摘花那座破宅邸的颓垣断瓦和草木凋零的冷落气氛。在描写源氏失意远谪、退居须磨海滨时，又着力渲染了严酷的大自然的肆虐，以此来衬托源氏失意寡欢的心情。这类渲染气氛的描写，在这部作品中是随处可见的，它形成了“王朝物语”所独有的人事与自然交融的浓郁的抒情性，而这部作品正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巨著。如在开头的“桐壶”卷中，在描写桐壶帝派遣宫中女官——禁卫命妇去吊问死去的桐壶更衣的娘家时，作者是这样描写的：
刮着凄风的傍晚，突然使人感到一阵侵入肌肤的寒意。帝触物添悲，思念更衣不已，乃使禁卫命妇去探更衣的母亲。当此良宵月夜，帝遣走命妇后，独自凭栏眺月。过去每值此良宵，游宴取乐，更衣时常调弄丝竹，弹出一曲情意缠绵的琴音，或低吟一首和歌，以显示其过人的才艺。死去的更衣形影和容貌，仿佛紧偎在身旁。然而幻影毕竟比不上现实。
通过以上的描写，可以看出作者是如何善于驱使情景交融的手法来渲染气氛的。而这种凄清怅惋、情意缠绵、凄楚动人的抒情主调，正是这部反映王朝贵族没落命运的作品所不可缺少的。
这部作品的艺术特点还表现在日本民族语言之中。如作品中大量插入贵族男女在爱欲生活中相互赠答的和歌，在叙事行文中也每每融进古代的名歌或汉诗。这些抒情的诗歌，为这部作品的整个情调增加了无比感人的力量。这部作品所使用的文体可称“连绵体”，与描写这些贵族男女复杂隐微的心理活动相适应，形成了婉约多姿、缠绵悱恻、典雅艳丽的独特风格。
总之，《源氏物语》是日本王朝文化臻于烂熟阶段开出的一朵妖艳之花，它的艺术形式恰恰适应了它的主题的需要，达到了它独自的和谐的境地，后世许多追随者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第四节 《春香传》
《春香传》是朝鲜于18世纪形成的一部著名古典小说。早在16世纪前后，有关春香故事的多种传说就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包括一些烈女传说、申冤传说和御使传说。
李氏封建王朝濒于衰败的英、正时期，有关春香的传说从口传文学发展成为小说，原因是多方面的：18世纪末，朝鲜资本主义在封建体制内开始萌芽，市民阶层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地主、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更为残酷，贵族阶级骄奢淫逸，两班政权黑暗腐朽，社会矛盾尖锐；在思想领域，先进的实学思想家在创作中首开批判现实文学之先河，从而促进了后来朝鲜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口传文学在这种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上臻于完善并定型为小说，于是平民文学出现于朝鲜文坛上。
在朝鲜，《春香传》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它分上、下两卷。上卷写退籍艺妓月梅之女成春香清明游春于广寒楼，巧遇两班翰林之子李梦龙，二人相互倾慕，私自结为夫妇。李翰林不久调任京师，命梦龙先行，春香、梦龙不得不依依惜别。下卷写新任南原使道卞学道到任后强迫春香为守厅，即作侍妾。春香不从，被迫下狱，命在旦夕。梦龙在京应试中举，任全罗御使，暗察南原。他查明卞学道作恶真相，微服亲赴卞学道寿宴，丢下讽刺诗一首予以抨击，事后将卞学道革职惩处。春香、梦龙重获团圆，共赴京师。
《春香传》情节曲折，人物众多，作品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三个人物。
小说主人公是退籍艺妓月梅之女成春香，作者对她的刻画具有强烈的感情倾向：同情她的不幸，赞颂她的超群美质、刚强性格和纯洁高尚的爱情。她是李朝末年争取爱情婚姻自由的妇女代表。
小说写成春香“国色天香、针黹超群、文才出众”，虽是退籍艺妓之女，但“自幼刚强有志，气量过人”。她对自己的终身大事早有主张，“从不喜那儇薄之辈”，而梦想着“共结同心”的爱情。就是说，她认定婚姻应该是爱情的结合。广寒楼巧遇两班翰林之子李梦龙，春香突破了身份等级思想的束缚，毅然与梦龙结为夫妻。但婚姻问题毕竟是社会问题，摇摇欲坠的李朝统治者仍继续维护森严的等级身份制度来延续其黑暗统治。所以在梦龙不得不随父进京离开南原之际，他们自由结合的婚姻愈益显出身份和等级的高低差别。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人格，春香起而与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展开了正面的冲突与斗争。
春香与社会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春香与梦龙之间，属于两种思想的矛盾。一方面，春香始终对爱情坚贞不渝。她选择梦龙绝非为了攀附名门，在热恋中她曾提醒梦龙两家之间有“贵介”与“****”之别，直待梦龙“意决情真”方才结合。另一方面，贵公子梦龙在即将离别南原的关键时刻，竟相信封建家训，“娶艺妓之女做妾，不但败坏门庭，而且……一定要断送前程”，并向他曾热恋过的春香表示“我二人就不能不分手了”。这无疑是梦龙对封建传统观念屈服的表现。矛盾虽然发生在春香、梦龙之间，实际却是具有民主倾向的自由婚姻和“尊卑贵贱”身份等级制度的冲突。当时，春香就向梦龙指出：“你休以为春香是个贱女，因而任意抛弃！”进而斥责不合理的等级制度：“贵族两班，个个狠毒！恨哉！恨哉！尊卑贵贱，委实可恨！谁都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不曾想世界上竟有这等狠毒的两班！”这是春香出自肺腑要求爱情自由的呼声，也是对身份等级制度的悲愤抗议和严肃批判。
春香与社会的第二次冲突发生在春香与卞学道之间，这是春香对两班贵族、封建制度直接的、尖锐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压迫者与反抗者之间的阶级冲突。这场冲突的起因是春香不从卞学道为守厅，卞学道先以杖刑逼其屈从，春香唱出“十杖歌”表现不畏强暴的态度和对爱情的忠贞；继而卞学道又以特权将春香囚入死牢。春香是封建****的受害者，同时又是它的揭露者。公堂之上，春香当面斥责卞学道：“那劫夺有夫之妇的人，为何无罪？”“你是临此治民还是专用酷刑来把人薅恼？”接着又进一步揭露：“使道士大夫，不把四政司，不知四十八方南原百姓的苦，但知枉法去徇私。”她公开提出，要“申冤雪恨”，“愿得七尺剑，刺杀贼谗奸”。她相信，“无罪之人总有翻身日”，“使道必然没有好下场”。这里，春香从争取个人爱情自由到维护自己人格尊严逐步展开的反对官僚****的斗争，正表达了当时朝鲜人民对封建制度久积的愤懑和仇恨，这场冲突和揭露大大增强了春香形象的社会意义。
李梦龙是封建末期出身于两班阶级但具有一定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早期，他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要求婚姻自主的贵公子。他写给春香的“爱歌”就是他纯真爱情的表白；科试及第任全罗御使后的梦龙，则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与卞学道相对立的“清官”形象。他与当时社会腐朽的两班不同之处在于，他和人民群众有一定的联系。他暗察南原，注意倾听下层群众的呼声。他曾说过：“要知城里事，须问种田人。”他还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按照民意惩处贪官污吏。他在卞学道的生辰寿宴上丢下讽刺诗一首：
金樽美酒千人血，
玉盘佳肴万姓膏，
烛泪落时民泪落，
歌声高处怨声高。
诗歌无情地揭露了卞学道一伙花天酒地残酷剥削人民的罪行，集中表达了广大群众对道德腐败、行为丑恶的封建官僚的愤懑与抗议。事后，他及时免掉卞学道的官职，清理狱犯，与春香团圆，一同返京。在封建制度败落、人民斗争高涨的年代，出现李梦龙这样的“清官”是可能的；但要彻底解决李朝封建制度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尖锐矛盾，靠个别“清官”是不可能做到的。梦龙的形象在于表明当时的朝鲜人民需要借理想“清官”的形象来表达自己反对社会丑恶、要求改变社会现状的强烈愿望。
卞学道是李朝末年封建官僚的典型。骄奢淫逸、枉法徇私是他的特征。小说中他与春香、梦龙及广大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他本来就是一个“刁钻乖僻”的“失德小人”，却被官僚统治集团任命为南原使道。他身负重任却不理政事，反依仗权势迫害百姓，甚至欲置春香于死地。卞学道的贪婪、横暴，正说明李朝封建社会腐朽败落，已接近灭亡的边缘。
成春香、李梦龙、卞学道是代表当时朝鲜社会不同阶级人物的典型形象。此外，书中还刻画了侍女、书童、艺妓等人物形象，丰富了作品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对下层人民的同情。
从《春香传》小说情节展开和人物形象塑造来看，作品犹如一首对纯洁、坚贞爱情的赞歌；但它又不是那种单纯的恋爱小说，它以爱情故事为线索，重点描述了春香勇斗卞学道这个中心事件，将歌颂爱情和抨击官僚封建统治始终联系在一起。
在艺术上，《春香传》是一部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和民间风格的中篇小说。
《春香传》取材于乡土传说，描写了民情民俗。小说依据全罗道南原地方的烈女传说、申冤传说再糅合御使传说组成情节，广泛描绘了端阳节荡秋千、拜神、占卜、服饰、房屋结构、庭院布局、书画陈设等民情风习、生活场景；在此基础上，相对立的两组人物一一登场演出了一幕幕时代的悲喜剧，从而真实地再现了18世纪末朝鲜社会生活的时空画面。
《春香传》主要是在全州土版本《烈女春香守节歌》说唱台本的基础上发展为中篇小说的，所以作品在结构上具有戏剧的特点：情节在矛盾中展开、发展乃至高潮、结局。小说上卷男女主人公从“结缘”开端，以“离别”告终；下卷春香与卞学道的斗争步步升级，又以卞学道被撤职、罢官作喜剧结局。小说情节紧凑、简洁、统一、和谐，具有古典艺术的情趣。作品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也是让他们在相互联系、相互矛盾冲突中显现各自的性格特征。此外，小说还结合情节的发展对人物外形进行描写、刻画，对人物心理作深入剖析，对生活环境作真实描写，从而使作品完成了从戏剧台本到小说形式的过渡。
《春香传》的文体和语言具有朝鲜民族民间文学的特点，“说”“唱”结合。“说”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则用韵文。散文通俗易懂，用于叙事；韵文优美典雅，用于描写和抒情。人物的语言也用散文、韵文写成。春香的语言散、韵相间，时而高亢激越，时而低沉婉转，表现了她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高尚的品质；梦龙的语言多用韵文，反映了他的教养和身份；卞学道的语言皆用散文，显得矫揉、粗暴、武断；农夫的歌词朴实而又和谐，表现了劳动者的本色。
《春香传》引用了许多民歌、童谣、成语、警句、俚语和小故事，更增加了作品的民族、民间文学特色。书中还提到不少中国古代作家的诗歌典故，这些和具有朝鲜民族特色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浑然一体，相映成趣，更体现了小说的古典风格。
当然，《春香传》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也受到了一些封建意识的渗透，然而瑕不掩瑜。它一直是朝鲜人民十分钟爱的一部著名的古典小说。
思考题
1.请简述中古近古日本和朝鲜文学的发展概况。
2.《万叶集》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源氏物语》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是什么？
4.请分析《春香传》中春香的形象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