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既不能听任从事劳动的人们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规定休息的概念，也不能听任从事思考的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辨来规定高尚化的概念，因为前者的概念肯定是过分物质的，配不上诗，而后者的概念肯定是过分超物质的，对于诗来说在感情上是过分夸张的。但是，正如经验所证明的，这两个概念支配了关于诗和诗作的一般的判断，所以为了恰当地解释这些概念，我们就不得不寻找这样一个阶级的人，他们不劳动，然而是积极的，他们不空想，然而能够理想化；他们在自己身上使生活的一切现实性和最少可能的生活限制结合在一起，他们随着事件的潮流前进，而不成为这些事件的俘虏。只有这样一个阶级才能保持人性的美的整体，而这个人性的美的整体，迅速地被一切劳动所破坏，并且连续不断地被劳动的生活所破坏。也只有这样一个阶级才能够凭借自己的感情在一切纯粹有关人的事情上提供普遍判断的法则。这样一个阶级是不是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类似的外在条件下存在的这样一个阶级是不是符合这个概念的内在现实，那是另一个问题，在这里与我毫无关系。如果这个阶级不符合这个概念，那么只能责备自己，因为对立的劳动阶级至少满足于把自己看做是自己职业的牺牲品。在这一人民的阶级（我在这里仅仅把它作为一种观念提出来，而决不是想把它作为一个事实来看待）中间，素朴的性格同感伤的性格可以这样地结合起来，以致任何一方都防止另一方走向极端，前者防止感情走到夸张的地步，后者防止感情走到松弛的地步。因为我们终究不得不承认，不论素朴的性格还是感伤的性格，单独来看，都不能完全详尽地阐明美的人性这个理想，这个理想只有在两者的紧密结合中才能出现。
诚然，只要这两种性格激发而成为诗的性格，正如我们一直对它们所作的考察那样，它们所特有的许多限制就会消失，它们的矛盾也就会越来越不明显，它们就会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成为诗的性格；因为诗的心境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一切差别和缺点都烟消云散了。但是，正是因为只有在诗的概念中这两种感受才能够相会合，所以当它们抛弃了诗的性格时，它们双方的差别和缺陷就会变得更加明显；而这就是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情况。它们越降低到这种境地，就越多地丧失那种使它们彼此接近的普遍的性质，直到最后在它们的漫画之中仅仅留下使它们彼此对立的特殊性质。
总论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
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对立主要是人类心理上的一种对抗
这种情况使我在优雅化时代的人们之中看到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心理上的对抗：因为这种对抗是激进的和以内在情感形式为根据的，就在人们当中造成一种病态的分离，所以总是有可能作为偶然的兴趣冲突表现出来；这种对抗使艺术家和诗人毫无希望达到普遍使人欢喜和使人感动，而这却是他们的任务；这种对抗也竭尽全力地使哲学家不可能普遍使人信服，而哲学概念就是要普遍使人信服；这种对抗最终从不让人在实际生活中看到自己的行为方式普遍使人赞同：简言之，这种对立是这样一种罪过，它使精神的活动和心灵的处理不可能在一个阶级那里得到一种决定性的成功，如果不在另一个阶级那里得到一种判罪裁决的话。这种对立无疑是与文化的开始一样古老的，而且在文化结束之前仅仅除了在个别罕见的主体之中很难会有别的情况，我们希望主体的对立过去始终存在并且将永远存在下去；但是，尽管它挫败任何调解它的企图，主体还是需要它的作用，因为单方面不可能产生对立，如果在它的这一方不承认现实性而在它的另一方承认现实性，那么无论如何都可以绰绰有余地追寻那样一种重要分离的最后根源，而且由此至少能把斗争的实际要点归入一个简单的公式。
如果有人像我刚才论述的那样，把两种诗人所有的东西既与素朴的性格又与感伤的性格分开，那他就会最好地达到这种对立的真实概念。然后，从理论上看，前者就只剩下客观冷静的观察方式和永远依恋感官的单一证明；从实践上看，它就只剩下对自然的必然性（但不是对盲目的强制）的听天由命服从，因而是对存在之物和必定之物的顺从。后者（在理论上）就只剩下不安宁的思辨精神，这种思辨精神坚决要求一切认识上绝对的东西；在实践上只剩下道德上的严肃主义，这种严肃主义坚决要求意志行为方面绝对的东西。谁把自己视为前一类中的一个，就可以叫做现实主义者，而谁把自己视为另一类中的一个，就可以叫做理想主义者；但是人们在这些名称那里既不可以想到好的含义也不可以想到坏的含义，这些含义是在形而上学中结合起来的[54]。
现实主义者：在知识和活动上依赖自然
因为现实主义者适宜于由自然的必然性规定，理想主义者适宜于由理性的必然性规定，所以在二者之间必定产生类似自然作用和理性活动之间遇到的那种关系。我们知道，自然虽然在总体上是一种无限的伟大，但在任何个别作用中却显得是依赖的和贫乏的，仅仅在它的现象世界中它才表现出独立伟大的特性。自然中的一切个体都只是为了某种别的个体而存在的；没有任何东西是从自身产生出来的，一切都只是来自于在先的因素，以便通向一种随后的因素。正是现象的这种相互关系使每一种现象彼此通过别的现象的存在而得以存在，而且现象的连续性和必然性是与它们作用的依赖性分不开的。在自然中没有什么是自由的，但是在自然中也没有什么是任意的。
现实主义者不仅在他的知识上而且在他的活动上恰恰就显得是那样的。他的知识范围和活动范围延伸到一切有条件地存在的事物之上，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带到比达到有限的认识更远的地方去，而且他从各种个别经验中形成的那些规则，就其总体严格性而言，甚至只适用一次。如果他把这瞬间的规则提高为一种普遍法则，那么他就必然会犯错误，因此，如果现实主义者想在他的知识中达到某种无条件的东西，那么他必须以前面提到过的方式去探求它，以那种方式自然成为一种无限的东西，也就是从整体上和在经验世界中去探求它。但是，因为经验的全部总和永远不会被封闭，所以现实主义者在他的知识中所达到的最高东西就是一种相对的普遍性。他使他的认识植根于类似情况的重复之中，因此在一切井然有序的事物中会作出正确的判断；反之，在一切头一次出现的东西中，他的智慧就从零开始。
适用于现实主义者的知识的，也适用于他的（道德的）活动。他的性格有道德，但是这种道德，按照其纯粹概念，不在各个个别活动之中，而只在他的生活的总和之中。在任何特殊情况下他都会被外在原因和外在目的所规定，除非那些原因不是偶然的，那些目的不是暂时的，而是从自然整体中主观地流涌出来并且客观地关连到自然整体。因此，他意志的动力虽然在严格意义上既不是充分自由的，在道德上又不是十分纯粹的，因为它不能有某种别的东西，而只能有只用于它的原因的意志，也只能有只用于它的对象的法则；但是，这决不是盲目的和唯物主义的冲动，因为这种不同的东西是自然的绝对整体，因而是某种独立的和必然的东西。所以，共同的人类理智，现实主义者的优秀的部分就在思想和行为中普遍地表现出来。他从各个个别情况中获得他的判断的规则，从一种内在的感受中获得他的活动的规则；但是，他懂得以幸运的直觉把一切暂时的东西和偶然的东西与两者分离开来。由于这种方法，他总体上进行得很出色，也会很难使自己抛弃一种明显的缺点；唯有对于伟大和尊严，他在任何特殊的情况下都不能提出要求。这只是独立性和自由的奖赏，而我们在他各个个别行为中对此几乎看不到痕迹。
理想主义者：在知识和活动中由自身规定
对于理想主义者情况就完全不同，他从自身和纯粹理性中取得他的认识和动机。如果自然在它的各种个别作用中显得永远是依赖的和局限的，那么理性把独立性和完善同样放入每一个别活动中。理性从自身之中获取一切，并使一切都关连到自身。由它所产生的东西，只为了它的缘故才失去，它所提出的每个概念和它所作出的每个决定，都是一种绝对的伟大。理想主义也正是这样出现的，一般说来在他的知识上像在他的活动上一样都理所当然地占有这个名称。他不满足于只在一定前提下才有效的知识，而坚持寻求真理，一直寻求到不再以任何事物为前提并首先是其他事物的前提的那种真理。只有使一切有限的知识追溯到一种无限的知识的哲学认识才使他满意，并把一切经验固定在人类精神中必然的东西之上。现实主义者使自己的思想服从于事物，而他自己必须使事物服从他的思维能力。而且在这方面他用充分权力来处理，因为，假如人类精神的法则不同时也是世界的法则，假如理性最终甚至处在经验之下，那么经验甚至就会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能够把事物一直带到绝对真理那里，而在他的知识中却不能借此得到很大促进。因为一切当然最后都处在必然的和普遍的法则之下，然而根据偶然的和特殊的规则，每一个别事物都会占上风；而且在自然中一切都是个别的。因此，他能够用他的哲学知识高耸于整体之上，而对于特殊来说，对于执行来说，借此什么也没有得到：的确，当他处处坚决要求使一切都成为可能的最高根据时，他就可能轻易错过使一切都成为可能的最近根据；当他处处把注意力集中于造成各种最不同情况的相互同一的一般时，他就可能轻易忽视它们借以相互区别的特殊。因此，他可能会以他的知识极多地去包围，也许正因为此就很少去捕捉，而且经常在审视时丧失他在概观时所获得的东西。因此就发生这样的情况：当思辨的理智为了平庸理智的局限性而轻视它时，平庸的理智就会为了思辨理智的空虚性而讥笑它；因为认识永远在内涵上丧失它在外延上获得的东西。
在作道德判断时，人们将在理想主义者那里发现一种个别中的道德一致，却很少发现整体中的道德一致。因为只要他从纯粹理性之中取得他的规定根据，他就叫做理想主义者，然而理性在它的任何表现中都证明自己是绝对的，所以一旦他的各种个别行为完全只是道德的，这些行为就已经带有道德的独立和自由的全部性质，而且如果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才存在一种始终在严肃主义判断之前的真正道德的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只能由理想主义者来完成。但是，他的各种个别行为的道德越是纯粹的，道德也就越是偶然的；因为连续性和必然性虽然是自然的性质，却不是自由的性质。而且不是理想主义似乎每次都能使自相矛盾的东西陷入与道德的斗争之中，而是因为坚持理想主义的人类天性完全没有能力。如果现实主义者甚至在他的道德活动中也冷静而单调地服从于物质的必然性，那么理想主义者必须取得一种热情，他必须一瞬间使他的天性激动，而且他除了当前是充满热情的以外就什么也不能做到。然后，无疑他也能够做得越来越多，而他的行为会显出一种高贵和伟大的性质，在现实主义者的行为中去寻找这种性质是白费气力。但是现实生活绝不是顺利进行的，他在自身之中唤起那种热情却还很少培育它。个别情况的绝对渺小对于绝对伟大形成过于突出的间断，而他每次都来源于绝对伟大，他会把绝对伟大运用到绝对渺小之中去。因为他的意志按照形式永远指向整体，所以按照质料他就不想让意志指向片断，然而这在许多方面还只是无足轻重的成就，可借此他就能够证明他的道德信念。那么，下面的情况毕竟并不罕见，即由于无限的理想他就忽视运用的有限的情况，并且从最高值上来实现，而忽视最小值，然而现实中的一切伟大的东西都只是从最小值中发展起来的。
评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
因此，如果人们想公正地对待现实主义者，那么就应该根据他的生活的全部关系来评判他；如果人们想对理想主义者表示公道，那么就应该求助于理想主义者的各种个别表现，不过应该首先把这些表现挑选出来。因此，那么喜欢根据个别作出的一般判断，会对现实主义者冷淡地保持沉默，因为他的个别生活记录同样很少提供赞扬和谴责的材料；反之，对理想主义者它就会总是站在某一边，并且在鄙弃和赞赏之间持平，因为他的缺点和他的优点都存在于个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