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用容闳是曾国藩“不拘一格、惟才是举”用人原则的最佳体现。
容闳是位伟大的爱国者，对清朝的腐朽、反动统治极其不满，而对太平天国十分同情。他是位留美学生，毕业回国后，于1860年11月来到天京，拜见了洪仁玕，并向太平天国提出“建立一支良好军队、一个良好政府以及设立银行、学校”等7条建议。洪仁玕很感兴趣，但几天后却婉言拒绝了这些建议。容闳感到痛心，于12月24日离开天京，投身商贸活动。一日，收到安庆朋友的来信，邀他前去曾国藩在安庆的军营叙谈。紧接着，又收到几位朋友来信，受到同样的邀请。
容闳知道，自己曾投奔天京，曾国藩可能会因此加罪于他。因此，提心吊胆地来到曾国藩的军营。可令他出乎意料的是，曾国藩竟亲自接见他，非但没有加罪，反而以礼相待，并主动征询、虚心采纳他的兴国良策。容闳提出向国外采购机器设备、开办机器制造厂等建议，曾国藩欣然接受，并委托他主持操办。后来，他又提出派少年儿童到美国留学的建议，曾国藩对此也大力支持。
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容闳对曾国藩产生由衷的敬佩之情，称颂其“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才大而谦，气宏而疑，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等。
当时，清政府与太平军正在进行激烈的战争，曾国藩善于用人，虚心采纳手下人的意见；而洪秀全在知人用人方面与其截然相反。最终，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军起义，这与他的知人善任有很大关系。
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自古以来，凡成大器者都有一件共同的致胜法宝，那就是善于发现与网罗人才，并合理使用人才，也就是具备高强的驾驭他人的本领。正因如此，创业者才成就了一代霸业。其政绩彪炳史册，英名千古流芳，为后人所景仰与歌颂。同时，其在用人方面的优秀经验也成了后世宝贵的精神文化财产！
三国时期的曹操，是位胸怀霸气的政治家与军事家，被称为乱世之枭雄。其创建一代霸业的主要因素，是善于识人和用人。
刚刚收复关中时，政局尚不稳定，马腾、韩遂并未归心。曹操对这一情况了若指掌，便派司隶尉钟繇坐镇关中。因此，马、韩二人被迫把儿子交给曹操作人质。这样一来，关中便安定多了。
枣枫、任峻二人，做事极其认真，曹操就封其为屯田校尉。经过一番精心治理，成效颇大，国家繁荣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接着，他又任命卫凯镇抚关中，令其协助国家理财，尽收官盐，这一举措使国家的税收大大增加，国力大大增强。
孙权占领扬州时，九江尚归曹操所有。曹操分析当时政局形势，决定把九江交给刘赖治理，结果收效颇大。
盗贼经常侵扰闯诩（今陕西大荔），他就派郑浑出兵围剿，结果全歼草寇，维护了人民生活的安定。
三单于在代郡（今河北旦县）乌丸一带掠财敛资、骄横放纵，致使当地民不聊生。他令翡潜前去治理，终使单于俯首贴耳，惟命是从。
初得汉中（陕西汉中西），任命杜袭督抚，使得百姓安乐。
草寇在河东（今山西西南）一带占山为王，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他命杜畿出任太守，最终擒获草寇首领，消除当地祸患。
初平并州（今山西太原），命梁习为刺史，经苦心治理，使得边境安定。
马超军马刚刚归降又想叛变，曹操就派赵俨为护军，威慑各部，东迁两万多人，做出了合理恰当的安排。
由此可见，曹操的用人策略几乎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正因为每一位将领都得到了合理的安置，发挥了最大作用，曹操才在群雄争霸中连连获利。
张辽于合肥大败孙权；郭淮于阳平（陕西勉县西）抗拒蜀军；徐晃于襄樊扼住关羽……这些良将都是曹操慧眼辨识出的英才，他们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战役中占据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与曹操的用兵计策是分不开的，甚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古人云：为治以知人为先。也就是说，要想治理国家，首先必须能够了解和识别国内的人才。如果对人才结构状况不尽了解，就不能很好地使用人才，进而会影响到创业的进程以及成功的机率。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对一个人越了解，就越能将其安排到适当的位置，发挥最大的作用。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也就是说，帝王最英名之处，莫过于赏识人才。对于一国之君来说，如果国内有贤才却不知晓，虽知晓却不任用，虽任用而不重用，这便是该国君之过，同时也是一个国家不祥之兆的三种表现。因此，作为一个明君，若不善识人才，其国便很难强大昌盛。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创业者仅仅拥有一批优秀人才还不够，还必须将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只有这样，所谓的人才才能发挥最大作用，为创业做出最大贡献。在人事管理这方面，春秋时期的齐国宰相管仲很有一套。
一次，管仲与齐桓公共同谈论文武百官。
管仲曰：“升降揖让有礼，进退有节，言词刚柔有度，修好邻国邦交，吾不如隰朋，请封其为外交官。”
桓公曰：“可以！”
管仲曰：“开发荒地，建立城邑，以增人口、粮食，振兴国家农业，吾不如宁戚，请封其为大司田（官职，负责农业管理）。”
桓公曰：“可以！”
管仲曰：“疆场上，欲使战车不乱，兵士不退，鼓声一响而三军视死如归，统帅军队固若金汤，吾不如王子城父，请封其为大司马（官职，负责掌管军事）。”
桓公曰：“可以！”
管仲曰：“断案公平，既不伤及无辜，又不遗漏罪犯，使国家司法清明，吾不如宾胥无，请封其为大司理（官职，负责刑狱法律）。”
桓公曰：“可以！”
管仲曰：“敢于冒犯君主，忠言进谏而不怕死，不贪图富贵，忠心事主，吾不如东郭牙，请封其为大谏议（官职，负责进谏）。”
“可以！可以！”桓公笑道，“爱卿所言极是，建议十分合理。但是，既然你说这五个人都比你强，那么你认为自己还有何用呢？”
管仲看了看桓公，微笑道：“啊，我的能力确实比不上他们！但是，陛下要想治国强兵，缺少我管仲是万万不行的。”
桓公不解，便问：“既然你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为何还把自己抬得如此之高啊？”
管仲笑答：“吾之能力虽不及五人之一，但他们都不具备宏观调控之术，没有驭人之道，而这一点惟我管仲独有。因此，陛下要想成就一代霸业，仅靠这五个人是不行的，还须靠我管仲为您献计献策，用好人才。”
桓公听后，连连拍手叫好：“爱卿言之有理！你真是知人善任啊！”
选贤任能，惟才是举
自古以来，创业者无不注重人才的重要性。那些能够网罗人才，并善于使用人才者，往往可以创造事业上的成功，铸造千秋功业！
唐太宗李世民可称得上是位圣明君主。在选拔人才上，他始终抱着广开求贤之路，不可求全责备的态度。
一次，在与宰相魏征讨论人才时，他说：“为官择事，不可草率，须谨慎行事。任用一个好人，好人就会接踵而来；任用一个坏人，坏人则会蜂拥而至。”
魏征深表赞同，说道：“天下未定时，选拔人才主要注重其才能，对德行可不作过多考虑；天下大势确定后，在为百姓选拔父母官时，也要注重其才能，但更要注重其品德。惟有德才兼备者，才能造福一方。”
根据魏征的建议，唐太宗决定以“德才兼备”为原则，让吏部选拔任用官吏。
一日，唐太宗问右仆射封德彝：“为何长久没能举荐一位贤才？”
封德彝叹道：“微臣时刻在为国家举荐仁人志士而努力，可是当今国内确无奇才啊！”
太宗龙颜不悦，沉着脸色说道：“用人如用器物，重其所长，弃其所短。历代王朝兴盛时期所用贤才，皆从当时国内选取，并非从别的朝代借来的；若如你所说，举荐贤才岂不成了神话传说？难道要让姜尚这些人死而复生，等我们去请吗？你自己没有识人的本领，却推脱责任，诬蔑当代没有人才，这可是大错啊！”
封德彝深感惭愧，无言以对，匆忙鞠了一躬，便退了出去。
唐太宗用人不拘一格，惟才是举，从来不论门第资历。因此，四方贤士的才能都可以得到发挥，都能得到朝廷的重用。
他极其尊重人才，为此曾命人在凌烟阁画了24位功臣画像。在这些人中，有的出身极其低微，如农民出身的徐世勋、铁匠出身的尉迟敬德、士卒出身的秦叔宝等。
为使寒门庶族子弟的才能得以发挥，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唐太宗沿用隋朝的科举制度。采取这一措施后，普通人和官吏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参考人员一旦录用，原为官吏的可升迁，不是官吏的可由吏部授予官职。
一次，他登临端门，接见考中的士人。见一百多名进士聚集一堂，太宗龙颜大悦，不禁拍手笑道：“我大唐真乃人才济济，群英荟萃啊！从今以后，唐王朝将更加强大，繁荣昌盛！”
唐太宗由于善于纳谏，善于选人用人，因此使得全朝文武百官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终于在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出现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盛世局面，史称“贞观之治”。
在选用人才时一定要慎重，通过认真观察，仔细分析，发现人才的优势所在之后，再对其进行任用。如果人才是匹“千里马”，那么识别人才之人便是“伯乐”，宰相王旦可称得上是位“伯乐”。王旦不拘一格，慧眼识英才的故事，令当朝文武百官深深折服，也被后人大为称颂。
当时，镇守边陲的秦州知州曹玮多次上书朝廷，请求另选干才来代替自己的职务。然而，朝廷方面因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迟迟不予答复。曹玮在镇守秦州的第七年，又上书朝廷请求尽快办理此事，因为这关系到边境的稳定及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基于事态的严重性，朝廷只好答应，将此事交予王旦处理。
王旦经深思熟虑之后，推荐李及担任此职务。
为此，朝中不少大臣议论纷纷，都说李及不是镇守边关的那块料子。大臣杨亿一直都很敬佩王旦，长久以来，与其关系甚好，于是将朝臣们的议论转告于他。王旦坚持自己的决断，对群臣的反对意见没作任何表示。
后来，在王旦的保荐下，李及到秦州上任。可是，当地一些将领和属吏都不把他放在眼里，经常给他出难题。有一次，一个禁军士兵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妇女头上的银钗。官差把这个士兵抓了起来，随后将此事报告给李及。李及当时正在案头读书，接到报告后随即令人把那个士兵押到堂前，进行严厉审讯。最终，士兵无可抵赖，如实交待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李及当机立断，对士兵判以斩刑，没有经由下属部门通过复杂的程序进行定罪。作出判决之后，他继续看书，神情举止一如此前，就像根本没有发生过这回事似的。对这一举动，属下官吏们都很佩服。
不久，这件事传到了京师。杨亿听说后，去见王旦。他说：“宰相，当初您选用李及时，外界议论纷纷，都担心李及无法胜任这项工作。但现在大家才知道，原来李及的才能和气度竟然如此出众！”
王旦笑道：“有些人总喜欢信口开河，他们说什么都不加考虑，只凭主观臆测胡乱作出判断，那是对人的诬蔑！要想正确评价一个人，必须对其进行深入了解，不要人云亦云。朝廷禁军的职责是守卫边关，而一些违法乱纪者却置法律于不顾，贸然以身试法，欺侮良家妇女，抢夺银钗，按照法律定当处死。主将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事，何必大惊小怪呢！曹玮在秦州做了七年知州，当地的羌族人都很平静，他对边境各种事务也处理得十分得当，假如派遣别人前去任职，一定会耍些小聪明，对曹玮所处置的事情肆意更改，这样，曹玮在职期间创下的业绩便会前功尽弃。我之所以任用李及，主要是因为他人品端正、为人厚道，能使曹玮创立的规矩继续发扬光大。”
听了王旦的一席话，杨亿恍然大悟，方才明白宰相的用意。从此，对他的见识和气度更加佩服了。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成功要有霸气，有霸气才敢大胆起用人才，并能适当放权，而且对所用之人高度信任，毫不怀疑。自古以来，大凡有所作为的君主都有用人不疑的英雄气概。唐太宗李世民重用尉迟敬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尉迟敬德本来是刘武周手下一员偏将。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为了扩大地盘，刘武周命尉迟敬德与宋金刚南侵，最终，两人攻陷了晋州和浍州。
当时，唐朝大将吕祟茂在夏县造反，尉迟敬德等率军深入夏县接应吕崇茂，打败了永安王李孝基的军队，俘获了唐将独孤怀恩、唐险等人。
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令高祖李渊大为震惊。于是亲笔书写敕令：“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可弃河东，谨守关西。”李世民回表章谏道：“太原乃称霸之基，国家之根本；而河东富足，为京城物资之供应地。若尽弃二者，于国而言，实为巨损；于我个人而言，亦深感遗憾。因此，我愿带领三万人马前去交战，定灭刘武周，收复浍、晋二州。”
高祖见次子雄心勃勃，颇有必胜之信念，便把关中兵马全部调予李世民指挥，并亲自赴长春宫为其送行。武德二年十一月，李世民率军奔赴龙门关，大军踏过冰封的黄河，进驻柏壁，与宋金刚的军队展开激战。寻相、尉迟敬德接应吕崇茂之后，欲撤回浍州，驻守城池。李世民对此十分了解，便派殷开山、秦叔宝在尉迟敬德回浍州的必经之路美良川加以截击，最终击溃寻相、尉迟敬德的军队，随即复归柏壁。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介休一战，李世民率军击溃宋金刚军队，尉迟敬德率残部退守介休城。李世民军队将介休城围个水泄不通，最终，城内守军因粮草短缺，外无援兵，陷入困境。李世民派任城王李道过、宇文士及入城劝说尉迟敬德归降。后来，尉迟敬德与寻相率全城八千士兵来降，李世民异常高兴，大摆宴席，盛情款待，依然令尉迟敬德统领降军，且与唐军军营相隔很近。李世民部下行军元帅长史屈突通担心降军突然发动兵变，便提醒李世民采取措施，严加防范。
李世民却说：“光武帝刘秀对手下人极其信任，因此将士们对他忠心耿耿。现在我既然起用了尉迟敬德，就应该相信他。如果我对他持怀疑的态度，就不会授予他兵权。也许他本没有叛逆之心，但我们始终怀疑他，甚至让他知道我们竟然采取措施加以防范，这样反而能激发他产生叛逆之心。”
不久，寻相及其部下全部叛逃，众将怀疑尉迟敬德也将走上这条路，于是将其囚于军营。屈突通与殷开山对李世民说：“尉迟敬德投降不久，归心尚不稳定。而且，此人异常勇猛，我们如果把他拘禁时间长了，他必定心生疑虑，进而产生怨恨之情，很可能发动兵变，那时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麻烦。为了消除隐患，不如及早把他杀了！”
李世民冷静地说：“依尉迟敬德之性情，若有叛逆之心，其发动叛乱会在寻相之后吗？”说罢，立即下令将尉迟敬德释放，并命人将其请入自己的卧室，赐予金银珠宝，又道：“大丈夫顶天立地，彼此交往应以义气当先，不该相互猜疑。即使有小的猜疑，也应互谅互让。从始至终，我一直没有听信谗言而残害忠良，将军应该体察到这一点。如果将军执意要走，就把这些银两当作盘缠，以示我对你的情谊。”
当天，李世民与尉迟敬德一同去打猎，恰巧遇到王世充带领大军来犯。王世充部下的勇将单雄信直接向李世民杀来，尉迟敬德眼疾手快，拍马上前将单雄信刺下马。随后，尉迟敬德保护李世民突出重围，接着又率军返回与王世充军队交战，将王世充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并活捉王世充部将陈智略，同时俘获敌军六千多人。
事后，李世民对尉迟敬德说：“当初，众人都以为你会造反，但冥冥之中的神灵指引我排除众议，坚持主见，最终得到了你。人们说福和善是因果相验的，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了！”
从此以后，尉迟敬德对李世民更加忠心，而李世民对尉迟敬德也更加敬重。
抓大放小，张纲举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