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处理与下级的关系，总是从关心爱护、教育提高的角度来对待干部同志。不但对干部同志的生活细节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同时，还在思想上与他们进行真诚的交流，帮助他们寻找自身思想上的问题，查找原因，解决问题。“这就是给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
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无数的青年知识分子、部队官兵、文艺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者和党外民主人士，在纠正王明“左”倾错误，整风运动等一些重大政治思想运动中，通过******的细心指导和耐心教导，其思想日益成熟，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在延安召开**********时，******曾就当时文艺工作者中存在的轻视工农、轻视实践，用旧的世界观和旧的思想感情来对待群众等现象与大家进行过几次座谈，广泛听取他们的心声，生动形象，耐心细致地对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启发和辅导，使得大家在一种民主、认真、热烈而又愉快的氛围中完成了思想上的飞跃。著名作家丁玲后来回忆这段谈话时，深深地感慨道：“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悔，憬然而惭的感觉”，从此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的开端”。
在抗战初期，大批文艺工作者抱着满腔的热情，先后从敌占区和蒋管区奔向革命圣地延安，他们对国民党统治的专横腐败不满，对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崇高理念表示崇敬和热爱。他们追求光明追求进步，要求抗日，要求革命。但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长期生活在国统区，对中国革命的实际了解不多，对中国工农的状况了解不深，因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轻视工农、轻视实践的弱点。到了延安以后，许多人还没有转变原有的创作思维和艺术理念，仍然以旧的世界观和旧的思想情感对待群众，对待党的文艺事业。
在这种情况下，文艺究竟应该为谁服务，又应该如何服务，成了当时亟需解决的问题。******决定召集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讨论文艺工作中带根本性、原则性、政治性的问题，以统一大家的思想，纠正认识上的偏差。
在召开**********的过程中，******坚持从实际出发，主动了解文艺工作的思想状况和群众意见，细致询问他们在思想上、工作上的愿望和要求，与他们个别多次的谈心，像商量事情一样，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他很注意把正面批评教育与会后个别谈心教育相结合：在座谈会上，他认真倾听每一个人的发言，并亲自作笔录，对于发言人提出的错误，他也耐心地听，细心地记，总是让人把话说完，从不打断人家的发言。同时，******在与同志们个别座谈时又总是让大家敞开思想，同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一些似是而非的意见，恳切地进行批评引导。
在具体的座谈过程中，有些人提出文艺工作不是立场问题，认为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明了的，只是表现了不好的结果，而起了坏的作用。对这样的原则性问题，******当即就给予了批评教育。他说，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强调动机，忽视效果，只能使我们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而无助于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但如果完全扼杀差异那是不符合实际的，比如医生用药不当，病人死了，那和蓄意谋杀是很不相同的。但是用药不当，也总是犯了严重错误。应当承认错误，严肃对待，认真总结，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不能认为不是有心治死人，就不负什么责任，可以再犯同样的错误。接着他又说，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一个作家，不仅要看实践，也要看效果。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
同时，******还对如何认识文艺的“暴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以及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群众的缺点、落后现象不应当挂在人民群众的账上，应当挂在剥削阶级的账上，不能用“自我批评”这一类说法来为“暴露黑暗”论辩护。并详细阐明了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这个文艺的根本方针问题。
1942年5月30日，延安**********后不久，鲁迅艺术学院又请******为其全体学员讲话，亲自向学员讲解有关党的文艺方针以及党的文艺工作者的基本思想要求和业务水准。
******这次讲话主要讲到了工农兵的方向问题，也就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问题。他对鲁艺各系的同学们说：你们快毕业了，将要离开鲁艺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是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转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农民的脚踩过牛屎，但却比知识分子干净。******继续说：你们从小鲁艺到大鲁艺，就是外来干部。不要瞧不起本地的干部，不要以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土包子。知识分子不要摆知识架子。
除此之外，许多在******身边生活、工作的干部同志，更是得到了******个别的指导和教育。
1959年春季，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何其芳接到了一个光荣的任务：从中国过去的笔记中，选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以此作为载体来宣传******思想。在******为该书修改序文的过程中，何其芳就深切地感受到了是如何从******那里得到教导而帮助其成长的。
在认真审阅了何其芳送去的序文初稿后，******说：你的问题我现在才回答你（指请他审阅稿子）。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
何其芳以此看到了自己序言的片面性，看到了自身思想上对辩证法的缺乏。当何其芳第二次将修改后的稿子送给他审查时，******再次将他的思想通过文字的形式灌输到何其芳的心田。他在序文中加了两段文字，一段是：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吗？另一段是：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接着******对他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
何其芳很少写政论性文章，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篇序文也写得拘谨，也没有什么文采。他自己并不满意。******看出了他的为难之处。便从另一方面鼓励他，从政治性方面来加以肯定。这让何其芳深深地感到：“我们伟大的领袖对一个自己感到自己的弱点、缺乏信心的干部的鼓舞是异常感动人的。”
与其说******具有前世无以匹及的雄伟韬略，还不如说他具有将这种雄伟韬略运用于追求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事业之中的超凡领导艺术和才能。******不但具有出众的个人品质，同时，在领导行为方面，更是将自身爱民、宽仁、律己、助人的风格充分展示。******一直强调“要善于爱护干部”。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们促膝谈心，真诚交流，给他们讲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式；给鲁艺的学员讲要到大鲁艺去，到工农群众中去；为何其芳改序文稿，告诉他既要讲战略上藐视又要讲战术上重视等唯物辩证法思想，无不说明******爱才惜才，批评教导爱护干部的良苦用心。在干部同志的心中，******既是上级、领导，但更是长者、师者。
在我们现代的领导关系中，总是存在着一些急功近利，功利化色彩比较严重的现象，具体地说也就是没有给人才一个比较宽松的成长环境，对人才的爱护、培养不够。人们总是说在暴风雨中磨炼人，这句话固然没有错，但是不能概而用之，尤其在干部人才的培养教育上更不能笼统地讲经验主义、讲大道理。人才的成长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鼓励、批评、赞扬、激将都能够给人才以成长锻炼的机会，但一定要把握一个度，不能不切实际情况，不看对象的特定环境和个别差异而凭领导者的个人意志来行事，这终究只会贻误人才的成长，造成人才的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