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热忱爱护干部，这是我们党的干部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宝贵的历史经验。民主革命时期，当“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和非正常的党内斗争，严重地摧残了党的干部队伍。
当******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确立以后，他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那种过火的党内斗争，保护了党的大批干部。1935年10月，******率中央红军进入陕北根据地，了解到在陕北有很高威信的******以及和他一起创建陕北根据地的许多战友被作为“反革命”抓了起来，有的甚至被杀害了。******敏锐地观察到这种错误的严重性，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杀”，迅速派干部控制了事态的发展，并亲自为******等人平反。
1931年开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几乎丧失殆尽。全国的红色根据地丧失了百分之九十之多。所剩下的唯一的一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区也深受其害。在党中央、******到达陕北之前的几个月里，王明路线当时在陕北的执行者把******等许多革命干部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搞得人人自危。加上******的重兵“围剿”和隐藏的阶级敌人乘机破坏，眼看这块根据地也有被葬送的危险。
1935年10月，******率领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正当他紧张部署直罗镇战役的时候，陕甘边区的许多干部和群众反映了一个严重情况：一个多月前，******等大批陕北根据地党、政、军负责同志被捕，有的甚至被杀害了。******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杀。他对反映情况的干部和群众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革命政权是巩固的。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党中央、******决定派当时在国家保卫局工作的王首道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稳定事态、接管工作，同时着手调查******等革命干部被捕的事情。出发前，******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当时，直接审理******等同志案件的陕甘边区后方军事委员会负责人手上，有许多将******等同志说成“****”、“反革命”的“证据”。但事实是怎样的呢？******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调查人员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彻底推翻了戴季英等人的谬误。
******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党派到广州黄埔军校学习，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他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领导了陕西渭南、华县武装暴动，后来又到陕甘边区开展游击战争。九一八事变后，******同志曾先后担任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和红26军的领导职务。他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在他和谢子长等同志的领导下，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使这块根据地迅速得到发展和巩固。1935年9月，原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与红26军、27军胜利会师，改编为红十五军团。******同志与徐海东等同志共同指挥作战，给“围剿”根据地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条件。从******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看，他是一个一贯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像这样一位同志，怎能说成是“****”、“反革命”呢？
同时，******与根据地当地的群众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他处处关心群众生活，不管战斗多么艰苦，总是教育干部和战士不要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他在陕北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人们亲切地称他“老刘”，千方百计地给“老刘”的部队以支持和掩护。正因为有了这种鱼水相依的关系，陕北根据地才能在艰难困苦中建立和巩固起来。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正月里，是新年，陕北出了个******。******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这首歌谣充分体现了陕北人民对******的高度信任和爱戴。
即使受了极大的委屈，受到了不合理的对待，******在与中央调查人员的谈话中，仍然表现出他在面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迫害下，丝毫不考虑个人得失和安全，一心为党的坚强党性和崇高品质。他说：“我承认在我们的工作中有错误，组织上进行审查是应该的。我们搞了这块根据地，建立了革命政权，由于没有经验，又缺少革命理论，与上级通讯联系也非常困难，得不到中央的直接领导，在工作中肯定会犯错误。但我是光明磊落的。”
事实终于被澄清了。在中央调查人员的调查研究工作中，他们发现，所谓******执行“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捎山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轻易冒险攻打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是指他在统战工作中团结争取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武装中的爱国人士和不反对革命的人，等等。显然这些“罪状”都只能证明******等同志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
直罗镇战役结束以后，******来到了瓦窑堡。他肯定了对******“事件”情况的分析，指出：逮捕******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对这些同志应予立即释放，恢复领导工作。******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的指示和******等同志被平反的消息传出以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出狱后，******、******等中央领导同志亲切地接见了他，询问了他的健康状况和工作情况。******对******说：“你受委屈了！不过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接着他又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
不久，党中央、毛主席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和红28军军长。1936年初，******同志奉党中央的命令；率军渡过黄河东征，取得了许多胜利。4月中旬，在山西三交镇的一次战斗中，他不幸中弹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对******的牺牲，党中央、******和广大军民深感悲痛。1943年，******同志牺牲七周年时，党和人民把他的遗骨送到志丹县（原保安县）修建陵墓。******亲笔题了“******将军墓”的墓碑，写了一块“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碑石，还作了题词：“我到陕北，和******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乎意料，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是永远留在党和人民中间，而不会磨灭的。”
******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仅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而且制定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这些路线和政策的核心也就是要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的实际出发，充分重视干部的培养，善于识别干部，善于采用“任人唯贤”的路线来使用干部，善于关心、爱护干部。******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及正确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在我党历史上的每次危急关头，都起到了力挽狂澜，使局势转危为安，使革命转败为胜的作用。
“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主意的正确优劣与否可以反映出领导者的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这也是领导者责任中最主要的部分。但仅有了好的主意还不够，领导者更多的实践是“用干部”。如何“用干部”以及是否能用好干部，将直接体现出领导者的实际领导水平和工作成效。******“用干部”强调的是既要有政治立场、原则问题上的坚定性，同时也要有具体对待时的灵活性，要能够善于发掘和培育好的干部苗子，善于指导教育干部，用一颗朋友般赤诚、平等的心与干部交流，把干部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处处关心、体恤干部，这样的上下级关系必定是融洽和谐的。在对待******的事情上，******坚持原则、科学判断，成功且果断地保护了******这位赤胆忠心的革命干部，这充分反映了******在对待干部、爱护干部上的英明决断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