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93年和1996年协定的签订
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对中国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这次访问恢复了中印两国领导人的互访，成为中印关系的重大转折点。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双方同意通过和平友好方式解决问题，建立关于边界问题的联合工作小组；在寻求边界问题解决办法的同时，积极发展其他方面的关系，努力创造有利于合情合理解决边界问题的气氛和条件。
从1989年到现在，由双方副部级官员为首的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小组已举行了14轮会谈。双方除就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办法交换意见外，着重就双方在边境地区建立信任措施等问题进行了会谈。此外，双方每次还就推动中印双方关系、地区和国际问题等进行了磋商。
由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还需要时间，而维护两国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却不容等待，两国领导人以高度的智慧和灵活性，决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采取分两步走的新方针：第一步是通过签订有关协定，保持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和平与安宁；第二步是在条件成熟时最终解决边界问题。
为了实现第一步，1993年9月在印度总理拉奥访华期间，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1996年11月在江****主席访问印度期间，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
根据这两项协定，双方认为，中印边界问题应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双方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任何一方都不将其军事能力用来针对另一方；在两国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双方严格尊重和遵守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必要时，双方将在对实际控制线有不同认识的局部地区共同核定实际控制线的走向；双方同意，协定所提及的实际控制线不损及各自对边界问题的立场。
两项协定并规定了在实际控制线地区的一些信任措施：双方同意，根据相互同等安全原则的要求，按双方商定的最高限额裁减在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军事力量；任何一方都不在实际控制线附近地区进行超过一个师（约15000人）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双方在实际控制线附近地区进行超过一个加强旅（5000人）的重大军事演习，应事先通知对方；双方同意，采取充分措施以确保不发生军用飞行器飞越实际控制线的侵犯事件；此外，双方就加强实际控制线地区双方军事人员和机构之间的交往与合作规定了一系列措施。协定规定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各方指定外交和军事专家，共同协商两项协定的实施办法。
这两项协定是很好的协定，关键在于落实和执行。从过去几年的情况看，落实和执行的情况基本上也是好的，从而保证了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对于两国来说，都是在各自对外关系上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当然，为了进一步避免实控线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双方共同核定实控线的走向是十分必要的。两国有关部门已积极开展工作，并取得了初步进展。
三、关于最终解决框架的探索
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取得了重大成果。双方不仅在联合宣言中明确了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从而为不断增进相互信任和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而且在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如西藏、锡金问题等方面也迈出了较大的步伐，从而增强了两国人民对进一步改善中印关系的信心。中印关系步入了一个全面，稳定发展的新阶段。
关于中印边界问题，中印双方也有新的思路。联合宣言除重申在最终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并澄清实控线外，并指出：“双方同意各自任命特别代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发，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这表明，双方已决心在两国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已经进行的大量工作的基础上，就实现中印边界问题的政治解决进行新的探索，从而加快中印边界问题最终解决的进程。这确实是可喜的发展。
2003年10月23至24日，中方特别代表、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在新德里同印方特别代表、总理首席秘书兼国家安全顾问B．米什拉进行了首次会晤。印度外交部在会晤后发表声明称：“会晤是在友好、建设性和合作的气氛中进行的。”10月29日，瓦杰帕伊表示：“事情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进展。”
11月1日，瓦杰帕伊在印度军方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印度将做出一些“实际性的决定”，解决同中国的边界纠纷；中印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将释放出可观的军力和财力，以用于其他意义的活动。以上情况表明，两国特别代表的会晤已有良好的开端。在这之后，中印双方特别代表又进行了三轮会谈。双方已就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进行了商谈。
从目前形势看，最终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具备一些有利的条件。中印关系改善的步伐较快，使双方能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探讨最终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途径。1993年和1996年两国政府签订的有关协定又使两国边境地区多年来一直保持了和平与稳定，使双方能在不感受到压力的情况下对最终解决边界问题进行冷静的探索。就中方来说，中国同几乎所有邻国都已解决了边界问题，对最终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持积极态度，可以集中精力来处理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中方同其他国家解决边界问题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也是可供借鉴的。
但是，最终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还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重大障碍，有相当的难度。就中方来说，同意将所谓麦克马洪线（大体上为东段实控线）作为最终的东段边界是很困难的。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既然在过去中华民族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而受到巨大屈辱的年代，中国历届政府尚且都始终坚持原则，拒绝承认这一条由英帝国主义炮制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那么在今天已经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并正在实现民族振兴的中国，任何政府如果同意将麦克马洪线作为边界，是很难向人民做出交代，获得各方认可的。
当然，人们也看到，中国从中印友好的大局出发，对麦克马洪线一向又采取了比较现实的态度。1959年1月23日，******总理在给尼赫鲁总理的信中表示：“如你所知，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曾经引起过中国人民的很大愤慨，从法律上讲，它也不能认为是合法的。我曾经告诉过你，它从来未为中国中央政府承认。当时中国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虽然在有关文件上签了字，但是西藏地方当局对这条片面划定的界线实际上是不满的，他们的这种不满，我也正式告诉过你。当然，也不能不看到另一些令人鼓舞的重大变化：这条线所关系到的印度、缅甸已经相继独立，成为同中国友好相处的国家。由于以上种种复杂原因，中国政府一方面感到有必要对‘麦克马洪线’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不能不审慎从事，而且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这都是我几次同你说过了的。但是我们相信，基于中印友好关系，对这段边界总可以找到友好解决的办法。”根据上述立场，中国一直不越过麦克马洪线。1962年11月15日，******总理在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中说：“中国政府不承认印度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事实，但是，中国政府主张中印边界问题应该通过和平谈判，求得友好解决；在解决以前，应该维持边界现状。中国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为了争取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也不越过这条线。”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后，同年11月21日中国政府在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的声明中说：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虽然至今是在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国领土上进行自卫反击，但仍准备从目前的驻地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并且从这条线再后撤20公里。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印关系的显著改善，两国在1993年与1996年签订了上述两项协定。根据协定，中国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前严格尊重和遵守实控线但又不损及中国对边界问题的立场，这是中国过去对麦克马洪线立场的继续。
从以上可以看到，中方认为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是双方在最终解决东段边界时必须认真考虑的，而中方对麦克马洪线所采取的比较现实的态度又为双方最终解决这段边界提供了充分的谈判余地。关键在于印方能否以中印友好的大局为重，充分考虑到中国人民在麦克马洪线问题上的民族感情，参照历史和现实情况，做出必要的调整。
就印方来说，上述1993年与1996年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印方对西段阿克赛钦问题也采取了比较现实的态度。但印方同意将西段实控线作为最终的西段边界可能也会遇到某些困难。
作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在1988年印度已故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时，中印双方确定了互谅互让、相互调整的原则。这对目前双方着手从政治上最终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双方能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调整，既照顾过去的历史背景，又照顾已经形成的实际情况，应该可以找到使双方满意的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
总的来看，人们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可以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如果中印双方领导人能就具体落实互谅互让、相互调整的框架做出果断的决策，中印边界问题将能较快地获得最终解决，从而为中印友好关系开辟新的更加广阔的前景。这是双方应该尽力争取的。然而，如果由于种种原因，双方在决策方面还存在困难，最终解决还一时不能实现，这也不会成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两国边境实控线地区将继续保持和平与安宁，两国友好关系也将继续蓬勃发展，为今后最终解决创造更好的条件。
作者简介：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驻印使馆政务参赞、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驻缅甸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干事、中央外办国际问题咨询小组成员。现任中国南亚学会副会长、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等。
中印关系的成熟
程瑞声
1993年9月6日至9日，拉奥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9月7日，拉奥在一天内会见了****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中的5位；江****、胡****、****、****、李瑞环。
江****主席在会见拉奥时表示，中印都是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十分重要，强调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并介绍了中国国内情况。拉奥表示，不能再用老一套办法来对付世界巨大的变化，印中两国人口占世界人口40%，应紧密合作。拉奥表示，希望******尽早访印，******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访印。
拉奥在同****总理会谈时说：“自1988年前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以来，印中两国走上了睦邻友好的道路。可以说，现在印中关系成熟了，双方没有让一些分歧妨碍两国互利合作的发展。”拉奥对中印关系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中印关系走向成熟，是双方对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行反思后逐步实现的。在我担任大使期间，印度记者曾尖锐地问我对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的看法。我的答复是，当时中印两国建国都还不久，在各方面都缺少经验，外交政策不够成熟，因而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时在不同阶段都出现了情绪化的倾向，终于导致了1962年边境冲突，使中印关系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在我担任大使期间，我感觉到，尽管时隔30年，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的阴影仍然深深地留在印度人民的心里。
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1992年，中国举办了印度著名演员拉兹？卡普尔的电影周。拉兹？卡普尔因主演印度电影《流浪者》在中国有很高的知名度。就在电影节举行前，卡普尔的女儿来使馆会见我，送给我一本关于他父亲生平画册的中文版，我很高兴地收下。事后，我看到其中有一张照片，是在中印边境冲突后拉兹？卡普尔去前方鼓舞印度军人的镜头。
还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印度上层人士和驻印使节的集会。席间，银幕上开始放映一个介绍印度旅游风光的影片。突然，屏幕上出现了“1962年，印度受到侵略”的字样，虽然只是很短的一瞬间，仍然给了我很深的震撼。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后，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印边界问题一直是中印关系的重大障碍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驻印度使馆担任参赞期间，就曾经历中印两国因边界问题产生的摩擦。
1982年12月9日是柯棣华大夫逝世40周年的纪念日，中国政府决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来纪念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们邀请了印度政府代表团到中国参加纪念大会等活动。但是到了当年的12月4日，一个偶发事件却使这一本来可以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安排受挫。
那天，在新德里举行了第九届亚洲运动会的闭幕式。我和驻印使馆的其他一些同志那天下午都聚集在电视机前收看印度当地电视台的直播。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印方竟然安排了两个来自“阿鲁那恰尔邦”的民族舞蹈―雪狮舞和孔雀舞。而“阿鲁那恰尔邦”是“麦克马洪线”以南被印度侵占的中国领土。
印度在每年的国庆日游行都安排花车队伍，有时也有“阿鲁那恰尔邦”的花车参加，我们一般并不就此向印方交涉。这毕竟只是印度本国的活动。但亚运会闭幕式是一个国际场合，发生这样的事，性质比较严重。于是，我们立即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国内。
当时，国内决定由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对印度政府的这种做法进行了批评，指出“这是不得人心的动作”。随后，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联合秘书就约见中国驻印度大使申健，递交了印度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对中方发表的评论表示遗憾。而东亚司司长则约见了我，宣布印度政府将不再派代表团参加纪念柯棣华的活动。
由此可见，在1988年拉吉夫总理访华期间，中印双方达成的关于不让边界问题成为发展两国关系障碍的共识是多么重要，它使中印关系进入了显著改善的新阶段。在我担任大使后，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小组又着重就双方在边境地区建立信任措施等问题进行了会谈。中印两国领导人以高度的智慧和灵活性，决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采取分两步走的新方针：第一步是通过签订有关协定，保持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和平与安宁；第二步是在条件成熟时最终解决边界问题。
为了实现第一步，在拉奥访华期间，中印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根据协定，中印边界问题应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双方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两国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双方严格尊重和遵守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协定所提及的实际控制线不损及各自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协定并规定了在实际控制线地区的一些信任措施。总的来看，协定体现了互谅互让的精神，为中印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协定所规定的各项信任措施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的长期和平与安宁，大大减少在这些地区发生偶发事件的可能。因此，这一协定的签订是我任期内中印关系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之一。在协定签订后，也有一些印度记者和学者问我，现在中印关系很好，中印边界问题为什么不能最终解决。我说，中印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争议面积确实很大，最终解决这一问题将涉及一系列政治上和法律上的问题，目前看来时机还不成熟，但只要双方抱有诚意和耐心，边界问题最终是会得到妥善解决的。
西藏问题是中印之间存在分歧的另一重大问题。20世纪90年代，****集团在包括印度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加强了反对祖国的活动。在我到任不久，我就经历了一次不愉快的事件。1991年10月21日晚，我们到新德里玛瓦兰卡剧场观看四川省歌舞团首场演出，节目中有一些西藏歌舞。演出进行约一半时，三四十名西藏青年从后台闯入登上舞台，高呼反华口号，演出不得不中断，观众也纷纷离去。经交涉，印方增派警察来保护。西藏青年又闹了一阵才离开。我随即上台向歌舞团表示慰问，并亲自陪同他们回饭店。
其后，在****总理访印期间，****集团也曾组织藏民进行示威等破坏活动，印度政府采取了逮捕等措施。在****访印结束时发表的中印联合公报中，中方对一些西藏人继续在印度从事反对祖国的活动表示关切，并重申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分裂中国、制造“********”的企图和行为；印方重申印度政府长期和一贯的政策，即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印方不允许这些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
根据印方的承诺，我馆在西藏人进行示威等活动时，都向印方进行了严正的交涉，印方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我印象较深的是，1992年3月11日中午，约10名藏民分乘两辆出租汽车到我馆门前，向我馆大门投掷几个******，并投石砸坏大门传达室的玻璃窗。这一事件在我馆经历的类似事件中是最严重的。当天下午，我馆派参赞到印度外交部进行交涉，印方表示歉意。从此，印方派了约一个班的武装警察到我馆大门外一侧安营扎寨，实施经常性的保护。无论是严寒的冬天或酷暑的夏天，他们都在帐篷中坚守岗位，生活十分艰苦。我馆也经常给他们送一些汽水、啤酒等表示慰问。
此外，中印两国在锡金、中国同印度邻国特别是巴基斯坦的军品贸易、南亚核不扩散等问题上也存在一些分歧，但这些也没有妨碍中印友好关系的大局。
通过我任期内中印关系的发展，我深刻地体会到：一般来说，两个邻国在有很多共同利益的同时，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分歧，正确处理这些分歧对维护双方的友好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关键在于双方能否以两国友好的大局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不为一时一事上的民族感情和利益所左右，而以务实的态度通过友好协商达成必要的协议或妥协。中印两国能冷静而稳妥地处理两国之间有时出现的某些分歧，是中印关系成熟的表现。中印两国这种比较成熟的关系既区别于20世纪50年代两国友好时期受意识形态较大影响的关系，又同20世纪60年代因中印边界问题而形成的富于感情色彩的关系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印关系趋向成熟是中印关系能全面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
本文摘自即将出版的《睦邻关系40年》中《幸运大使》内的一小节。
作者简介见作者前文。
亲历中印关系的冷暖
郑瑞祥
中国和印度是两个亚洲文明古国，两国人民有着2000多年的传统友好关系。在近代，中印两国又有同样的遭遇，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直到20世纪中叶，印度和中国先后于1947年和1949年获得独立和解放。1950年4月1日，中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今年是建交55周年。在这50多年里，中印关系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坎坷曲折中发展的。作为一名曾经两度在印度工作的外交官和长期研究印度的学者，我亲身经历了中印关系的冷暖变化，深刻感受到两国关系有今天友好合作的局面来之不易。
1963 年我大学毕业后参加外交工作。第二年我就被派往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工作。从此，我就与印度结下了不解之缘。当然，我与印度的缘分还因为我学习过印度的语言和文化，我早就对印度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不幸的是，我到印度工作的时候，正是中印关系僵冷的时候，大家戏称为“坐冷板凳”。实际上，中印建交后，两国关系的第一阶段不是“冷”而是“热”。1954年，中印两国总理实现了互访，******和尼赫鲁共同倡导了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在1955年亚非会议（万隆会议）上又得到了发扬光大，后来逐渐成为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那一时期，“印地―秦尼帕伊帕伊”（中印人民是兄弟）和“潘查希拉”（五项原则）家喻户晓，中印关系处于热烈友好的黄金时期。对我来说，这些情况只是在学校（中学）通过看报和听广播得知的。当时只知中印友好，对“潘查希拉”的政治意义不甚了解。我参加工作后，也曾听前辈们对上述两国关系的“蜜月”时期的美好回忆，以及中印关系从热变冷的原因（主要是西藏问题和边界冲突）。
我要面对的现实是从“冷”开始，而且是冷到了极点。1962年中印边界武装冲突虽然没有导致两国断交，但印中双方在边界冲突前就撤回了大使（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拉蒂于1961年7月20日离任回国，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于1962年7月18日离任回国，双方未派新大使）。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临时代办级。边界冲突之后，印度又关闭了在上海和拉萨的总领事馆，并且要求中国也关闭在加尔各答和孟买的总领事馆。两国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包括边境贸易基本中断，中国银行加尔各答分行和孟买经理处被印度政府封闭和强行接管（这个案子至今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文化、体育及其他民间团体的往来和交流都无法进行。中国大使馆的商务处因无商可务而关门走人，其他部门也减少了工作人员，特别是妇女，全馆只剩下20来人，最少时只有10来个人。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和工作人员的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和监视。我们在节假日去外地游览观光，要事先向印度外交部申请，并获得他们的同意。即使在新德里，我们一出使馆大门，立即有印度秘密警察尾随跟踪，我们到书店买书订报，甚至到公园散步都发现有人盯梢。中国使馆无法开展对外活动，除了和几个友好国家的大使馆进行一些联谊活动外，和印度各界友好人士的来往基本中断。印度朋友不敢到中国使馆来做客，因为凡是到过中国使馆的印度人都要受到印度警方的盘问。我曾经请了一位当地人教我印度的语言，后来也不敢来了。但是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印中友好协会的创始人，协会终身主席潘迪特？森德拉尔先生。他是圣雄甘地的信徒，与尼赫鲁总理也有交往。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仍继续为中印友好做工作。他像平时一样，到中国大使馆做客，毫无畏惧。对这样一位老甘地主义者，印度警方当然不敢轻举妄动。森德拉尔先生一生为中印友好奔走呼号，功勋卓著。1981年5月9日不幸逝世，在他临终前还背诵圣雄甘地的话：“我盼望那一天，印度和中国携起手来一道为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努力；当这一天实现之时，将是世界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当然，坚持中印友好的远不止森德拉尔一人。
中国使馆与当地华人华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印关系恶化后，特别是1962年边界冲突后，旅居印度的华人华侨遭到印度政府的迫害。1962年10月30日印度总统颁布了针对华侨的“外国人法（实施和补充）条例”，数百名华侨被关押多年，他们的财产被当作“敌产”没收，包括新德里一家有名的中餐馆叫“金龙饭店”。直到现在，他们谈起当年被关在“集中营”的苦难生活，依然心有余悸。
1962年的边界武装冲突打了1个月左右，但是中印双方围绕着边界问题的“照会战”却打了许多年。在边界冲突前照会战就开始了，冲突结束后，照会战仍延续了很长时间。中方照会的内容大都是关于抗议印方入侵中国领土或领空以及挑起武装冲突。其他还有关于印度利用****及西藏叛乱分子干涉中国内政，迫害华侨等。印方照会大都是辩解或反抗议之类。最激烈的时候，每天连续发照会，甚至一天发2个照会。后来慢慢减少。中方对印方入侵领空领土事件，先是一事一抗议，后来变成一季度，再后来变成半年算一笔账，提出抗议。对印方来照的答复，也由一照一答变成收到几个照会后一并答复。我到印度工作后的第二年，1965年印巴战争爆发，中印关系又遇到了新的复杂因素，照会战在新的条件下又激烈起来。
在冷战时期，巴基斯坦因素对中印关系有着重大的影响。1965年9月，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9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印度侵略巴基斯坦，支持巴基斯坦反侵略斗争，并表示中国政府密切注视着印度侵略行动的发展，加强自己边防的警戒。中印之间的“照会战”也十分激烈。例如，7月29日（印巴战争爆发前）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就印度军队在上半年内26次侵略中国边境提出强烈抗议。9月8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强烈抗议印度军队最近连续侵犯中国领土和主权，并严正警告印度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9月16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要求印度政府在文到之日起3天内拆除它在中国锡金边界中国一侧和跨中锡边界上的所有侵略工事（9月19日中国照会把期限延至9月22日午夜以前），并立即停止在中印边界和中锡边界的一切入侵活动。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迫于无奈，印度政府按照中方照会的要求，拆除了上述地段的56个侵略工事，但心里对中国支持巴基斯坦的做法产生强烈不满是不言而喻的。当年9月24日，印度投票赞成将所谓“西藏问题”列入第20届联大议程，改变了过去的立场。与此同时，印度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也有倒退，允许台湾的所谓“部长级”官员到印度活动，也允许印度国会议员访问台湾。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门前，反华的示威活动也时有发生，他们呼喊反对或侮辱中国领导人的口号。我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位同事想把示威活动的情况拍照留存，作为历史见证，但没有想到，连照相机都被示威的群众抢走了。这些示威活动是印度政府组织和纵容的，而且有时还有政府官员和执政党（国大党）领导人参加和指挥。对此类反华的示威活动中方不止一次发照会表示抗议。根据“敌人的朋友也就是敌人”这样的逻辑，中国和巴基斯坦都成了印度的敌人。从而中巴友好合作关系就成了中印关系正常化的巨大障碍。
1966年底，我从印度回到北京。那时，国内的“**********”正进入高潮，到了上海“一月风暴”的前夜。在外事部门，对“帝、修、反”的大批判如火如荼，所谓“帝、修、反”，就是“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印度反动派”的简称。“****”对外交工作的影响是十分严重的，当然对已经处在紧张和僵冷状态的中印关系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了。1967年6月发生了中印互相驱逐外交官的事件。6月4日，印度驻华使馆二等秘书鲁冠南和三等秘书维杰驾车到北京西郊某地，对军事禁区偷拍照片，被当场抓获。12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就上述事件向印度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1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鲁冠南犯间谍罪，驱逐出境，立即执行。据说，鲁冠南在离境时，遭到了“红卫兵”的殴打。作为报复措施，印度政府也宣布中国使馆一等秘书陈鲁直和三等秘书谢承浩限期离印，并且对中国使馆采取限制措施。没有想到，陈、谢离印回国前又出了一件大事。6月16日中国驻印度使馆遭到大批暴徒的袭击，陈鲁直等8名外交人员被打成重伤，使馆建筑物和汽车被毁，暴徒们还公然从旗杆上扯下中国国旗并撕毁。显然，这是一次有组织的行动。17日中方就此事件向印方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宣布对印度驻华使馆采取限制措施（20日解除）。大批“红卫兵”也在印度使馆门前举行了抗议活动，也发生了一些过激行为。事后受到******总理的批评。
6月24日，中国驻印使馆的8位受伤的人员几经周折，回到北京，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前往机场欢迎。我和先期回国的使馆同事们也到机场欢迎。
他们被直接送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即*******）进行治疗。
经过这样严重的外交事件后，中印关系几乎降到了冰点。
按照辩证法的观点，事情坏到了极点，就有可能向好的方面发展。1970年，中印关系出现了转机。在“五一”节庆祝大会上，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各国驻华使节时同印度临时代办米什拉握手，并对他说：“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你们是一个伟大的人民”。“我们总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嘛。”这个重要信息很快传到新德里，印度方面逐步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表示愿意讨论关系正常化，愿意派出新的驻华大使等。但是，中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十分缓慢。直到1976年7月印方派出了驻华大使K．R．纳拉亚南，9月中方派出了驻华大使，他就是两国关系紧张时长期担任临时代办的陈肇源。这样，双方终于恢复了中断达14年之久的大使级外交关系。
中印关系真正有突破性进展，是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对中国的访问。这是时隔34年印度总理首次访华（上一次是拉？甘地的外祖父尼赫鲁总理1954年访华），具有里程碑意义。******会见他，与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双方达成了中印关系要“向前看”的共识，同意以“互谅互让、相互调整”作为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并且同意边界问题不应成为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障碍。1991年12月中国总理****访问印度，这是时隔31年之后首位中国总理访印（上一次是******总理1960年访印），从而恢复了中断数十年的高层互访。
中印关系的恢复与发展与国际大气候有密切的关系。1991―1992年，我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作客座研究，我研究的课题便是新的国际形势下的中印关系，我在论文中作了如下的分析：随着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印度失去了一个强大的盟友和靠山，处境大不如前，需要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对中国而言，印苏结盟曾经是中印交恶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不复存在了。再说，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企图建立单极世界独霸天下的局面对中国和印度都是不利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团结合作。新的国际形势为中印关系的恢复和改善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中印关系在新的形势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我又亲眼目睹了这一发展历程，并且有幸为中印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1995年5月我奉命出任中国驻孟买总领事。中国驻孟买总领事馆是根据1991年****总理访印时两国达成的协议，于1993年初恢复的，印度驻上海的总领事馆也于1992年末恢复。这次我到印度工作时所面临的形势与上次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寒冷的冬天已经过去，温暖的春天已经到来。两国关系冷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高层互访，从1991年恢复两国高层互访后，1992年印度总统文卡塔拉曼访华，1993年印总理拉奥访华。在我任期内，每年都有一位中国领导人访问印度：1995年中国人大委员长****访印，1996年国家主席江****访印，1997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尉健行访印。
这些高层互访，对增进相互了解，推动双边关系全面发展起了关键作用。特别是1996年江****主席访印时，两国领导人达成了重要共识，即两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设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除了高层互访外，两国政府各部门的官员，非政府友好团体的互访也逐年增加。我领馆每年要接待国内来访印的团、组七八十个，其中大部分为经贸团组。印度访华人士也逐步增加，我馆发放签证数量逐年递增，我们工作虽忙，心里却很愉快。
两国政治关系逐步理顺之后，经贸关系也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反过来，经济关系的发展又推动了政治关系的进一步改善。1991年两国贸易额仅为2.64亿美元，别看这个数字很小，它已经是1977年两国恢复直接贸易后当年贸易额（2500万美元）的10倍以上了。1995年两国贸易额增至11.62亿美元，印度成为中国在南亚的最大贸易伙伴。1998年中印贸易额已接近20亿美元。
不幸的是，就在我离任前半年，中印关系又一次受到挫折。1998年5月印度进行了核试验，在核试前后，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多次发表反华言论，称中国是印度的“潜在的头号威胁”。5月11日核试当天，印度总理写信给美国总统等西方领导人，以“中国威胁”作为印核试的“理由”。中国受到无端的攻击，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伤害，自然要作出强烈的反应。
中印关系一落千丈。我对中印双方10年（1988―1998）努力构筑的友谊大厦毁于一旦感到十分痛心。即使在那样的气氛下，我仍然感受到印度各界人士对中国的友好情谊。许多印度朋友表示他们不赞成费尔南德斯等人的言论，有的甚至嗤之以鼻。他们表示相信，中印两国一定会友好下去。我确信，这就是印度的主流民意。
1998年11月底，我带着一丝遗憾离开了印度。回国后，我在国际问题研究所继续关注印度，研究印度，尤其关注中印关系的发展。令人欣慰的是，中印关系遭受挫折一年之后，1999年6月印度外长访华，中印两国外长达成两点重要共识，即中印关系发展的前提是互不视对方为威胁；中印关系发展的基础是两国共同创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样，中印关系又回到了正确的轨道。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印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高层往来保持了良好的势头：2000年纳拉亚南总统访华，2001年****委员长访印，2002年朱？基总理访印，2003年瓦杰帕伊访华，2005年******总理访印。
经贸合作迅猛发展，2004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超过130亿美元。其他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展望未来，中印两个正在崛起的亚洲大国一定要做也一定会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作者简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曾先后在外交部教育司，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和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工作。1979年10月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历任南亚、中东、非洲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和副所长。1995年5月至1998年1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孟买总领事。1999年至今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任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为南亚地区问题，着重研究印度。曾发表关于南亚形势、南亚区域合作、印度的政治、经济、外交以及中印关系的论文多篇，目前担任《印度的崛起和中印关系》课题组负责人。
将军回忆
对印自卫反击战